沈国威x方维规x孙江x黄兴涛x陈肖寒（沈国威x方维规x孙江x黄兴涛x陈肖寒）

嘉宾 | 沈国威、方维规、孙江、黄兴涛、陈肖寒

记者 | 徐悦东

概念史研究到底是什么？概念史研究跟词语史研究、观念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算概念史研究吗？为何当下中国学界的概念史研究会如此流行？

9月18日19: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联合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第二场，邀请日本关西大学外语学部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学衡研究院院长孙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黄兴涛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陈肖寒一起来探讨词语史、概念史的相关问题。

概念史和词语史有何异同？

沈国威首先探讨了概念史和词语史研究的异同。概念史主要研究概念形成的历史。在中国，概念史特指研究西方近代概念在中国被接受和普及的历史；词语史则研究概念命名的历史。比如，一个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需要用中文的语言素材进行命名。其命名的过程需要理据。假如翻译者以音译的方法来翻译外来词汇，那么这个词汇需要一个严格的且得到社会承认的定义。这也是沈国威所研究的领域。

概念史和观念史又有什么异同呢？英文里“concept”一般有概念和观念两个含义。在中文里，观念一般用于描述更大和更重要的内容。概念经过意识形态化后就会变成观念。比如，自由、平等、共和等概念在中国本土化后，就变成了观念。

沈国威。

方维规认为，在有些地区，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做概念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做思想史研究。概念史研究范畴比观念史研究范畴要大，但这两者本不该被区别对待。

此外，方维规还认为，人们未必一定要通过一个句子来表达概念；人们也可以通过一个词来表达概念。不过，表达者和接受者对同一个词所产生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德语里的“面包”和法语里的“面包”就不能对译。接受者对同一个概念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以前，中国人对“democracy”就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每一种翻译都蕴含着不同的理解方式。现在，虽然这个词被翻译成“民主”，但是在不同地方，大家对这个“民主”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概念史研究在20世纪末开始在世界上流行。但如今，在新文化史研究当中，概念史研究已经失去后劲。由于研究惯性，西方的文化史研究已快停滞，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却还在推进。方维规认为，如果没有福柯那样的哲学视野，研究者做出来的文化史研究会很“鸡零狗碎”。比如，在西方，一年会出好几本关于葡萄酒的文化史、巧克力的文化史、黑板的文化史、时装的文化史的书。文化史本来是对只研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这些历史研究的反叛。如今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却往往会忽略其研究对象背后所蕴藏的政治、经济史。

方维规。

孙江对概念史的定义有不同见解。在2008年9月3日，孙江最早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关于概念史研究的文章时，他还搜不出专门讨论概念史的论文。十年过后，概念史研究成为热点，人们对“概念史”认识也产生出许多歧义。

孙江认为，概念史不是词语史。在中国，概念史和词语史却有特殊关系。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说，词语是明确的，概念是多义的、暧昧的。词语史研究词和物之间的单纯循环。当词语被注入了社会性、政治性或历史性的内涵，这个词就变成了概念。

研究词语之外的意思是概念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古希腊，与苏格拉底隔空论战的高尔吉亚说：“你告诉邻人的不是存在，是语言中的存在。”概念史研究的是语言中的存在和语言之外的存在之间的关系。

在汉语语境中，学者研究概念史不是研究在同一种语言中概念的演变，而是研究概念的互译问题。概念到底能不能互译？法国哲学家芭芭拉·卡桑曾写过一本《不可译词典》，她认为概念是不可能互译的。但是，近代中国翻译了许多西方学术概念，在翻译过程中，中国人对这些概念形成了与原语言不同的理解，即使是不可译的，对于被译的事实，哪怕是误译，都有研究的意义。

此外，孙江认为，概念史不是斯金纳等剑桥学派所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也不是观念史。2018年，方维规撰文与李宏图商榷。李宏图主编的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这本书试图调和剑桥学派和德国概念史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旨在应对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困扰。但实际上斯金纳的研究不是概念史研究，他曾公开批评德国的概念史。

概念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史、政治学和历史语义学

黄兴涛认为，概念是一个“逻辑词汇”，更强调思维的基本单位。观念则是思想的基本单位。概念和观念有不一样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概念史和观念史经常会被混淆。

在国内，大家经常把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和概念史、观念史研究搞混淆。这当然与斯金纳喜欢谈概念的应用有关。斯金纳喜欢谈修辞，以及语言的具体情境，这点与概念史研究是相通的。

黄兴涛。

如今中国所讲的概念史研究，深受科塞雷克的影响。科塞雷克将概念形成的历史进行了“升华”。他强调在现代转型的特定时期，人类社会会出现一大批重大的基本概念，许多传统概念也会出现变化。因此，学者要研究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被运用的，以及如何影响社会变革的。这是概念史研究的精髓。

科塞雷克的研究提升了概念史研究的思想性，使得概念史研究不仅局限于语言学，而变成了一种思想方法。这也是如今中国搞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特别喜欢搞概念史研究的原因。近代中国处于一个转型阶段，中国运用了许多西方乃至日本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对各种重要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孙江对此表示赞同。如今学者所研究的概念是抽象的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有着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内涵。因此，概念史既不是词语史，也不是思想史。概念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史（确切地说是社会结构史）、政治学和历史语义学。

《概念史大辞典》的三位编者是布鲁内尔、孔茨和科塞雷克。在编撰过程中，布鲁内尔基本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之所以列名在概念史大辞典编者中，是因为他是研究社会史出身的，他的《领地与统治》一书由研究械斗而始。布鲁内尔要打破19世纪后形成的历史学的概念体系，要将历史还给历史。他研究不同集团之间的械斗，并从中发现了背后所存在法律体系。这种方法为科塞雷克所继承。科塞雷克写过一篇《概念史与社会史》的文章，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语言与结构。

施密特有关国家的思想，对于布鲁内尔的社会史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1936年，布鲁内尔说，任何纯粹的历史问题都是政治史问题。在《概念史大辞典》的编撰上，这种观点隐藏在冗长的叙述当中。在导论中，科塞雷克所提出的“四化”——民主化、时间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每一条都与政治有关。

历史语义学对于概念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有人甚而可以说概念史就是历史语义学。现在有些学者很想建立起一种历史语义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试图从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理论中找到支持，寻找一个驱动、制约人的行为的语义背后的社会结构。

大家知道，《水浒传》中黑旋风李逵被李鬼打劫的故事。当李逵的斧子马上要砍到李鬼时，李鬼哀求说他家里还有九十多岁的老母，杀了他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两个人。李逵因此不仅放了李鬼，还给他银子。当然，李鬼是骗李逵的。这个故事就反映了以孝为媒介的社会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连接。

黄兴涛对此表示赞同。最初，科塞雷克所研究的概念史就是对社会史研究进行一次“新开展”——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过于重视社会经济研究，轻视思想观念尤其是语言的社会建构作用。当然，科塞雷克也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过于轻视社会性和历史性表示不满，这是概念史研究产生的背景。

因此，科塞雷克很强调情境和语境。他更强调学者要研究不同时期的主体，分别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为了什么目标，是如何使用概念的。比如，黄兴涛很重视“治外法权”这个概念。在中日之间，因为语言不同，大家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在晚清的时候，“治外法权”是促进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晚清时，黄遵宪等人从日本引进了“治外法权”这个概念，就将这个概念变成了动员改革的宣传工具。他希望清朝能赶紧变法，尽快取消列强的“治外法权”。

但是，在“五四”之后，“治外法权”又成了反帝动员的概念——“治外法权”成了帝国主义的化身和象征符号。“治外法权” 在本质上变得不合法。这个概念以新的形式服务于新时代。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者要在概念史研究中强调概念的不同使用主体和使用动机，以及概念所产生的功能作用。

中国学者的概念史研究是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这在德国没有被实践过

沈国威认为，越是大的概念，越容易发生变化。“大概念”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处于意义网络中心或节点的位置，受到了别的概念的支撑，同时也支配着别的概念。这在认知语言学上叫“知识框架”。

孙江认为，中国学者的概念史研究，来源于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中国学者要将德国的概念史研究转换成中国的知识资源。中国学者所做的概念史研究是跨语境、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其深刻度和复杂度，似乎还没有为德国概念史所实践。

孙江。

无论是德国的概念史研究，还是布鲁内尔的社会史研究，还是年鉴学派的研究，他们都在怀疑“现代”本身。被“现代”屏蔽的历史到底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去研究中世纪晚期。为何会在中世纪晚期的这棵“大树”上长出“现代”来？而且，为何这棵“大树”只长出了一个“现代”，而不是多个“现代”？

因此，概念史研究者要用当时人使用的语言去认识历史，去发现他们所建构出来的历史，并将这些历史在当下的语境中给读者呈现出来。这也是一种再建构的工作。

孙江还认为，现在搜索手段已被大大丰富，大家很容易能将一个词的历史上溯到很久远。孙江反对这种做法。学者之所以研究这些概念，是因为这些概念对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学者也要避免具有目的论的概念史研究。

此外，学者还要直观地从历史现象中把握历史，观察历史。孙江称其为“历史现象学”。恰如看电视，通过不断切换频道，才能知道哪个时间段里到底在播放什么节目。学者通过本质直观才能够把握历史。

撰文整理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校对 | 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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