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区别（京杭大运河与丝绸之路）

一、北京、通州向北至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察

众所周知，京杭大运河是为国家都城的服务保障而逐渐形成的漕运通道。随着北京成为全国统一王朝的都城，北京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但是由于水量不足、年久失修等原因，连接京通间的漕运通道——通惠河时断时续，所以通州在不少时期也充当了京杭大运河漕运北端点重任。即使是在通惠河通畅的时候，也主要作为官方的漕运通道，南方来的货物水运的北端点仍然在通州。所以本文从北京、通州出发，考察京杭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的联系。1．北京与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考察丝绸之路在北方草原地区，形成了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到元明淸时期，是亚欧商贸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徳所撰述的《历史》中，已有对这条欧亚草原通路的方位、经过的地区以及贸易活动的简要记载。辽金元时期，北方草原由统一的民族政权所控制，“草原丝绸之路”也因此更为通畅。尤其是元代，驿站制度完善，并形成了贯穿全国乃至欧亚的驿站交通体系，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早在成吉思汗时代，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保存原有驿站的同时，又增设通往中亚的驿站。到窝阔台统治时期，驿站规模不断扩人，基本上建立起贯穿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驿站系统。元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站赤条画》。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建立了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由于元代统治者来自北方草原地区，他们十分重视大都与北京（大宁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及其东部和北部的联系。从大都向东，“四十里至通州，六十里夏店，一百二十里蓟州。至此，分四路：一路正东，至遵化，转东北至北京” ，及“东北行八十里遵化，九十里东北滦阳，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宽河，一百里神山，一百里富峪北京，今大宁。”完善的驿路交通体系，为丝绸之路的贯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北京（元大都）成为全国的都城后，与北方丝绸之路的联系对王朝来说至关重要。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元王朝的江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进而使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成为可能。这一点从元代两位来华旅行家的行程线路可以得到验正。一位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1271年，马可・波罗及父亲、叔父三人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到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南部、伊朗北部，横穿伊朗东部地区、中亚地区、帕米尔高原，进入到今天的新疆南部，然后走丝绸之路的南道，经喀什、和出、且末、若羌，穿越罗布泊沙漠，进入河西走廊，最后经宁夏、内蒙古南部直到元朝的上都。由于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马可・波罗随大汗來到大都，后來还留在元朝当官任职。马可波罗冋国的时候，经京杭人运河到镇江，然后到达福建泉州，从泉州走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另一位旅行家是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他从海上丝绸之路來到中国，沿京杭大运河达到大都，冋去的路线正好是草原丝绸之路。鄂多立克回去以后将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口述，由一位叫做威廉的教士笔录下來，书名为《鄂多立克东游录》。根据记录，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开始到东方游历传道，先在亚美尼亚、波斯等地过了7年，然后由忽里模子乘船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塔纳（Tana，元代译作靼拿），再到俱兰（今奎隆），乘船到马八儿，由此渡洋东来，经苏木都剌、爪哇、占城等国。1328年，鄂多立克到达广州，从广州到泉州、福州、杭州，经京杭大运河到达大都。其归国行程从大都出发，向西北经过上都地区进入东胜州，沿着黄河一线折向西南，从中兴府（今银川）进入河四走廊，经新疆、青藏高原地区，最后通过中亚、波斯回到意大利。由此可见，早在元代，北京不仅与丝绸之路联系通畅，而且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成为了现实。2．通州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的历史考察通州处片水陆交汇的重要结点，是南北客商、货物转运的中转站。从元朝开始，随着统一大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通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东大门”。由于完善的交通体系，早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北端枢纽城市通州与丝绸之路已经实现了连接。明清时期，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商帮，将南方的茶叶、布匹通过京杭大运河，以通州张家湾为中转站，运往张家口，再沿张库大道，延伸至蒙古、俄罗斯等地。由于这条商道以山西商人为主，所以这条商道沿线布局了晋商会馆。有学者通过研究晋商会馆，从而勾勒出这样一条几乎被遗忘的古商道。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孟伟等人，通过考察在苏州、通州、京城的山西会馆，尤其是会馆留下的碑刻资料，得出了“南布”（“松江布”“南京布”）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京城，然后再运抵张家口和归化，行销草原，再交换至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贸易，从而完成了“南布北运”。除了布匹，这条商道的另一大宗贸易货物为茶叶。明清时期，由于南方的茶叶云集通州，在通州、张家湾形成了专业的茶叶市场。山西茶商开办的茶庄有”大盛川”“大徳桓”和“玉川”，是通州茶行中最大的3座，连同北关的“振兴”“公祥”等一共8家。各茶庄都设茶栈，每年共批发去往华北、西北、东北乃至俄罗斯的茶叶达10万箱。通州张家湾地区的山西会馆碑刻资料，与明淸以来山西商人的账册、书信、规程等资料相印证，能够确定当时这条商路不仅贸易量十分巨大，而且形成了商帮遵守的贸易规则。乾隆三十一年《通州湾立规碑记》明确记载茶叶到达通州的规则。道光九年《茶叶规程》记载茶叶抵达、离开张家湾的规，规定“凡货船到（张家）湾，必许（须〉系客船，方许轮帮。若止（只有肆、伍家货搭别船来者，则卸栈，不得报信发车。务以本船到口，再为轮帮。”发货采用车或者骆驼运输的形式，很显然是通过陆运，所以规定“凡发脚，勿论车驼，俱归柜上搭派分发。如本客自雇，或各口庙雇来之车驼，亦要归公”。通州张家湾在这条商道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发挥了水运和陆运中转站的作川。据收藏于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乾隆五十七年《口到库伦商货册单》记载，由于从南方通州湾到的茶叶货物迟到，所以影响了张家口到库伦的茶叶贸易，尚有若干茶箱未到的情况。孟伟先生甚至认为，到清代，张家湾几乎是“万里茶路”上唯一的茶叶专用码头。从通州到张家口的货物运输需要大量骆驼，因此在张家湾和通州形成了大型的骆驼店，每个店都有百头到数百头。在通州北关一带有18家骆驼店，位于牛作坊、马厂、皇木厂、前空、后窑等处，有天庆、乾元、徳聚、太和、三和、徳丰、通顺等号。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末。1900年，随八国联军侵华的法国军官毕耶尔・洛谛到达通州后，还见到大批张家口外的骆驼。他在书中这样记载：“我们慢慢地靠了岸，在戴着橹楼的蜿蜒高墙的黑影下，逼着河岸，一列长长的帆船都系着缆。岸上拥挤的情景，约略是天津大沽的模样，只是多了成百的蹲在沙上的口外的骆驼。”可见，即使到淸末战争频发的年代，通州与口外的商业贸易仍然没有断绝。从目前的资料看，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可见来往于通州与张家口之间的驼队。

二、北京沿京杭大运河向南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察

浙东运河西起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东至浙江东部重要港口城市宁波。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港口城市，商贸繁荣，丈化兴盛。宁波古有“鄞”“明州”等名称，又因境内四明山而闻名，所以又有“四明”之称。浙东运河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晚期越国开凿的“山阴古水道”。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水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浙东运河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在开凿京杭运河时，对它也作了整治，使它与京杭大运河的沟通更加畅通。唐中叶，曾多次对浙东运河进行疏通，并对两岸平原沟渠进行整治。南宋时，朝廷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大为改善。明淸时期，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从宁波到通州的水路十分畅通，是一条十分成熟的航道，从而将都城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不久，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受命到北京任职。张氏坐船从宁波出发，出发的地点是宁波城西望京门，从浙东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地点在萧山城西十多里的西兴，沿京杭大运河，途经杭州、苏州、扬州、徐州、徳州，进入顺天府通州地界，依次是漷县、张家湾和通州城。他将全程所经36个地、72座大型水闸，总计约3700百里的行程编成《北京水路歌》。水路歌曾经在大运河上广泛传唱，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而歌本收录在明代学者余永麟编著的《北窗琐语》一书中，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北京水路歌》歌词如下：四明古称文献邦，望京门外西渡江。水驿一程车厩远，舜江楼头横石杠。新中二坝相连接，上虞港内还通楫。梁湖曹娥潮易枯，大舟小舠重难涉。东关渐近樊江来，熏风廿里芙蕖开。贺监湖光净如练，绕门山色浓如苔。绍兴城，水如碧，橹声摇过蓬莱驿。柯桥远抵钱淸湾，刘公庙食居其间。新林白鹤路迢递，日斜始得瞻萧山。梦笔桥高对江寺，双塔亭亭各相峙。古碑无字草芊芊，犹羡文通好才思。西陵古号今西兴，越山隔岸吴山青。钱唐江接海门阔，胥潮怒卷轰雷声。杭州旧是临安府，藩臬三司列文武。坐贾行商宝货烦，锦绣街衢百万户。北出关门景如画，竹篱人家酒旗挂。高亭临平谈笑间，等闲催上长安坝。崇德石门逢皂林，湾边三塔高十寻。嘉禾却过松青闸，黄江小路吴歌吟。平望吴江眼中过，繁华地属姑苏郡。枫桥尚忆张继诗，夜半钟声又信疑。望亭无锡人烟多，既庶且富闻弦歌。瞬息毗陵暂相泊，奔牛呂城容易过。丹阳与丹涂，镇江人共游。铁瓮城形环上国，金山塔影浮中流。扬子江边即江汉，浩浩汤汤茫无岸。甘露招提锁翠微，舟人遥指凝眸看。一帆送过瓜洲堤，船行迅速如岸移。维扬厚土琼花观，览游试问黄冠师。程奔邵伯高邮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菰蒲深处浴鸳鸯，湖浪滔天似潮怒。宝应县，宝县湖，荒城已废存浮图。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军饷储。漕运循规事专一，密密征帆蔽天日。桅樯接踵连舳舻，舵楼按歌吹筚篥。清河口，土髙厚，淮阴城台至今有。桃源县接古城墟，宿迁旋觉人烟辏。直河下邳地渐隆，子房圯桥遗旧踪。马家浅，吕梁洪，篙师须倩少年雄。寿亭尉迟古名将，金龙之祠屹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来往祈神乞阴相。快马船飞莫能遏，锣鼓催毡号声喝。一浅一铺穿井泉，溥济兵夫往来渴。徐州逾境山，夹沟至丰沛。泗亭况对歌风台，台下每惊流水汇。沙河谷亭闸最难，湍流萦回却船退。南阳枣林次鲁桥，澎湃水声翻雪涛。师家仲家势亦险，新闸新店坡尤高。石佛赵村颇平静，济宁在城及天井。栖草二闸追开河，支山小驿来俄顷。柳堤金线笼幕烟，小河张秋灯火船。荆门阿城各二闸，七级上下相勾连。周家李家闸流急，崇武东昌旧城邑。杨清临清当要冲，百工纷纷共阗集。卫河度口夹马营，故城小市犹传名。德州良店连窝城，东光新桥从此经。沽酒浇离愁，必与朋簪共。夜深风雨打蓬窗，五更惊起思亲梦。明朝涉砖河，顺入长芦滩。乾宁兴济青县关，河流静海杨青站，直沽杨村吹便帆。河西务，河合县，漷县相将迥城域。张家湾上趋通州，半肩行李惟书籍。我本江南儒，宦游至于此。所经之处三十六，所历之程两月矣。共经水闸七十二，约程三千七百里。明清时期，从宁波到通州的运河水道不仅是成熟的官道（漕运）、商道，也是外国使臣、商队到京城的必经之道。明初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同时，朝廷于洪武三年（1370年）设立了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作为中外贸易的官方通道。南方诸国，如日本、琉球、古城、安南、苏门答腊、爪哇、暹罗等国，进入中国后，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以日本为例，日本商人、使团一般都是在浙江宁波一带登陆，并在朝廷设置的专门接待朝贡使节的“安远驿”完成正式手续。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凡遇到倭夷入贡，处正副使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在日本使团中，以策彦周良最为引人瞩目，成为今天研究明朝中日关系的典型对象。这与策彦周良本身的学识和经历有直接关系。策彦周良（1501 —1579），号谦斋禅师，是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明嘉靖时期，日本僧人策彦周良曾两度率领使团到北京。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月，策彦周良奉命作为“勘合贸易"副使，从宁波沿运河到通州。嘉靖二十年（1541年）回到日本后，著有《初渡集》。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六月，策彦周良又以正使身份再度率团，到北京就朝贡贸易进行谈判，直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完成任务回国后，又著《再渡集》。《初渡集》《再渡集》合称为《入明记》，其内容十分详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根据记载，策彦周良北上线路：昌国驿（宁波府）—石浦所（宁波府）—— 定海口（宁波府）一宁波府府城——安远驿（宁波府）一车厩驿（宁波府）—姚江驿（绍兴府余姚县）——曹娥驿（绍兴府上虞县）——东关驿（绍兴府会稽县）——蓬莱驿（绍兴府）——钱清驿（绍兴府山阴县）——萧山驿（绍兴府萧山县）——西兴水驿（绍兴府）——吴山驿（杭州府）——苕溪驿（湖州府）一平望驿（苏州府吴江县）一松陵驿（苏州府吴江县）——姑苏驿（苏州府）——锡山驿（常州府无锡县）——毗陵驿（常州府武进县）——吕城驿（镇江府丹阳县）——云阳驿（镇江府丹阳县）——京口驿（镇江府）——广陵驿（扬州府）——邵伯驿（扬州府江都县）——孟城驿（扬州府高邮州）——界首驿（扬州府高邮州）——安平驿（扬州府高邮州宝应县）——淮阴驿（淮安府）——清口水驿（淮安府清河县）——桃源水驿（淮安府桃源县）——古城驿（淮安府桃源县）——钟吾驿（淮安府宿迁县）——直河驿（淮安府邳州）——下邳驿（淮安府邳州）——新安驿（淮安府邳州）——房村驿（徐州府）——彭城驿（徐州府）——夹沟驿（徐州府）——泗亭驿（徐州府沛县）——沙河驿（兖州府济宁州）——鲁桥驿（兖州府济宁州）——南城水驿（兖州府济宁州）——开河水驿（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安山水驿（兖州府东平州）—— 荆门水驿（兖州府东平州阳谷县）——崇武水驿（东昌府聊城县）—— 淸阳驿（东昌府清平县）—— 淸源水马驿（东昌府临淸州）——渡口驿（东昌府临清州）—— 夹马驿（东昌府高唐州武城县）—— 梁家驿（济南府德州）——安德驿（济南府德州）—— 良店驿（济南府德州）——连窝驿（河间府景州吴桥县）——新桥驿（河间府交河县）——砖河驿（河间府沧州）——流河驿（河间府青县）——奉新驿（河间府静海县）——杨青驿（顺天府通州武淸县）——杨村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河水西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和合驿（顺天府通州）——潞河驿（顺天府通州）。策彦周良一行达到通州张家湾的时间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月初朔旦（初一），第二天从张家湾由陆路前往北京城。对当时的情形，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二日巳刻，发张家湾，车马如云。车以载货，一辂马，九疋挽之。马以驮人。”将策彦周良的行程与《北京水路歌》所载驿程对照，发现二者是一致的。可见这条水道，不仅是明清时期王朝范围内漕运、客运的通道，也是外国使臣、商队到北京朝贡、沿途经商的必经之道。除了日本外，明清时期的南亚的琉球、安南、缅甸、老挝、暹罗、吕宋等国家，到中国沿海登陆后，沿着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

三、面向未来的几点思考

当前，中华民族已经站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史为鉴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元明淸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将海、陆丝绸之路相连接，实现了人员、贸易的往來。党的十八大后，国家提出来“一带一路”倡议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貝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应该基于历史，面向未來，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

1．加强基础研究，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学术支撑

目前，学术界对京杭大运河联通海、陆丝绸之路还处在起步阶段，历史上是如何联通的？有哪些好的做法？存在哪些问题？对今天有哪些启示？本文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研究还很粗浅，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涉及到交通史、民族史、边疆史、漕运史、国际关系史、水利史、航运史、宗教史等领域。建议国家级学术科研单位，协调相关各个学科，进行深入研究，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战略咨询和学术支撑。

2．集中一流专家力量，进行全方位的科学考察

在开展一项重大战略之前，进行系统的科学考察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了堆强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建议启动京杭大运河和“ 一带一路”沿线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此项工作应该由国家层面的教育、文化、科技部门牵头，具体工作可以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社科院等学术性团体承担，考察内容应包括历史、地理、地质、生物、考占、宗教、交通、卫生、教育、生态、经济、金融、外交、应急反恐等各个领域，形成科考报告。在科学考察的同时，应吸收国内外的大学、科研院所，就各个专题，开展长期深入的跟踪研究，形成一批有深度的学术成果。通过深入而长期的积累，逐渐掌握学术话语权，为制定政策、开发建设奠定基础，为国家战略提供支撑。

3．建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一带一路”实现对接

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连接五大水系，将中国东部紧密连接在一起。古代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南北交通大动脉，王朝的生命线，也是联通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几百年來，京杭大运河流经的东部区域，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如果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纳入到“一带一路”大框架中，不仅可以释放出运河沿线地区的势能，对促进“一带一路”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而且还形成一个纵贯南北，沟通东西，连接欧亚的大系统战略，其重要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