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名研究意义（论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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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地名都具有历史属性，都有其或长或短的历史，即使新命名的并已被使用的地名，亦有其明确的源始年月。但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地名历史，而是历史地名。所谓历史地名，是指那些在历史上曾出现并使用过、而现在己经消失了地名。有些地名尽管出现很早，已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但现在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居庸关、平谷县、

河、军都山等等，正在为人们所使用。这样的地名不能说是历史地名，而属于现代地名（或称今地名）的范畴。

在地名这一庞大的家族中，历史地名可谓是“已故去的长者”。既然历史地名是已被废弃了的死地名，那么，今天还有对其加以研究的必要吗？假如说还有研究的必要，那么，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又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历史地名有没有研究的必要，以及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如何，这决定于历史地名本身的特性、功能和价值。

现以北京市的历史地名为例，首先考察一番历史地名的特性、功能和价值。

（一）

北京，这是一个伟大城市的名字，举世熟知。这不仅是因为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又因为她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若说北京城的发展历史，至少有三千多年了。但是她得名北京，却始于明永乐元年（1403）。在这之前的两千多年内，北京城的前身又叫什么名字呢？这无疑是人们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要满足人们在这方面的求知欲望，就必须研究北京城的历史名称。

北京城的原始聚落叫做蓟。“蓟”这个地名至迟在西周初年便出现了。《礼记·乐记》载：“〔周〕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这时的蓟，既是一个诸侯国名，又是一个城市名。作为诸侯国名的蓟，后被燕国吞灭。但作为城市名的蓟，却未废弃，并成为燕国都城之一，因而亦称“燕”。至于因何称蓟，古有二说，一说因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城以丘得名，一说因地生大蓟，叶大如车盖，是谓城以物产得名。二者孰是孰非，难以判定。但后者似乎更为可信，因为蓟丘或许是因生长大蓟而得名。

从西周初年出现“蓟”这个地名之后，作为城市之名，一直沿用到辽会同元年（938年），也就是说，蓟城这个地名，大约延续使用了二千年左右的时间。从秦置蓟县始，“蓟县”一名也是在辽会同元年才废弃的，历时千年有余。这里应指出，今天津市蓟县与辽以前于今北京城地所置之蓟县，没有沿革关系，不可混同。秦汉以后，由于历代于蓟城的行改建置不断变化，因而蓟城先后获得了一系列其他名称。秦始皇灭燕国，于蓟城置广阳郡，因有“广阳”之号。汉高祖改置燕国，复称“燕国”旧名。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更燕国为广阳郡，复称“广阳”。王莽篡汉，郡县名称多有更改，曾改广阳郡名“广有”，改蓟县名“伐戎”，故蓟城又增两个新名。东汉废新莽制，复汉旧。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省广阳郡，和帝永元八年（96年）复置广阳郡，蓟城亦复有“广阳”别名。东汉幽州刺史（牧）始以蓟城为固定治所，“幽州”一名又正式加于蓟城之她，并基本沿用到辽会同元年。三国魏幽州治涿县，于蓟城初置广阳郡，明帝太和六年（232年）改置燕国，名同西汉。西晋同曹魏。十六国时，慕容儁建燕国，都蓟，史称“前燕”。后魏幽州复治蓟城，并改燕国为燕郡。隋文帝废燕郡，存北周始置幽州总管府。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罢幽州，改置涿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废涿郡，复置幽州总管府。六年9632年)改为大总管府，同时侨置燕州于蓟城内。七年（624年）改幽州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九年（626年）又降为都督府。开元十三年（725年）复升为大都督府。天宝元年（724年）废幽州之号，改日范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幽州。五代因之。于是，自后魏至五代，蓟城又先后有“燕郡”、“涿郡、”“范阳郡”等新名。总之，辽代以前“蓟”，是今北京的基础地名，燕、广阳、涿、范阳、幽州等是主要派生地名，其中又以“幽州”最为重要。

辽会同元年十一月，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从此“幽州一名被废弃，代之以“南京”的新名。与此同时，于南京置幽都府，又改原蓟县名蓟北县，与唐置之幽都县同治南京城。辽开泰元年（1012年），改南京名曰燕京，改幽都府书日析津府，改蓟北县名日析津县、幽都县名日宛平县。因此，辽南京又有燕京、幽都、析津、蓟北、宛平等名称。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将原来与蓟城（幽州城）有关的县以上的地名全部更新，这在北京城名称演变史上是仅有的。同时，“南京”、“燕京”这种带有“京”字的地名的出现，标志着这座城市的职能和地位发生变化，即由原来州、郡一级的地方行政中心开始向封建王朝的都城过渡。

宋宣和四年（1122），金人克燕京，以空城予宋，宋遂置燕山府。宣和七年（1125），地复入金，废燕山府，仍称燕京。

金海陇王贞元元年（1153），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南之白城）迁都于燕京，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燕京为中都，改辽析津府为大兴府，次年又改析津县为大兴县，宛平仍旧。“中都”一名，标志着旧燕京城的职能和地位，由辽之陪都上升为金的首都了。

元太祖成吉界汗十年（1215），蒙古兵攻占金中都，置燕京路，恢复“燕京”旧名。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始于金中都城东北郊另建新城，初亦名中都，至元九年（1272），改名大邵，而金中都城俗称“南城”。二十一年（1284），废大兴府，于大都城内置大都路总管府。附郭的大兴、宛平二县名如旧。元世祖命名新建都城为“大都”，有其重要意义的，这不仅表明新建都城规模宏大壮丽，而且是大元一统天下的都域，其地位远非金中都所能比。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定都应天，即今南京。同年，大将徐达率军北伐，攻占元大都，元朝灭亡。遂取“北方平定”之义改大都名北平，置北平府。1403年，燕王朱棣登基，建元永乐，将北平改名北京，这是今北京得名之始。又改北平府名顺天府，故北京又称“顺天”。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改原京师（应天）为南京，“京师”之号亦加于北京。永乐之后，曾有还都南京之议，故二度废除北京的“京师”之号，而称“行在”。至正统六年（1441）正式定北京为京师。大兴、宛平二县仍为依郭县。清因明旧，“北京”、“京师”“顺天”以及“大兴”、“宛平”等名称不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时仍以北京为都，但改北京名京兆，又废顺天府改称京兆地方。1928年，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都，因废京兆，改名北平，设特别市。这是北京称“市”之始。1930年降北平特别市为北平市，改隶河北省。日伪统治时期，复称北京，曾置燕京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恢复“北平”旧名。直到1949年9月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后，“北京”这个行用了五百多年的古都名称，遂又获得了青春的活力，闪耀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光辉。

在这里需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北京是金、元、明、清的都城，因此北京城旧有“都门”、“帝京”、“天府”、“春明”、“国门”、“日下”、“宸垣”、“长安”、“燕都”、“天咫”等代称。这些出于封建文人笔下的雅号，大都带有极尊帝王、哗众取宠的色彩和气息。

如上所述，要了解今日“北京”这个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地名由来，就不能不追溯与其有关的一系列历史地名。数十个与北京有关的历史地名，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历史地名演变系统。这一历史地名演变系统，实际上反映了三千多年来北京城市发展简史。如果把北京城市发展史比作一条长链，那么，任何一个北京的历史地名都是这条长链上的一环。透过北京的不同的历史名称，可以得知不同历史时代北京的城市职能和地位是不同的。由蓟城→燕国→广阳郡→幽州→南京→中都→大都→北京（京师）这一历史地名演变的主要系列，清楚地说明了北京由原来的地方性的行政中心转变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整个过程。

（二）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市缉最大的一条河流，是海河水系的主要成员之一。永定河的名字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即希望这条河永久安流，造福于人们。但是，“永定河”这个美名，是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对该河流出北京西山以下河段进行大规模治理之后，山康熙帝钦赐的，至今不足三百年的历史。既然钦定为“永定河”，这个名字本身似乎透露着这条河不定的历史信息。

事实正是如此。不但在历史上这条河迁徙弗常，就连它的名字也变化多端。可以说，在我国较大的河流当中，永定河的历史名称是最多的。

西汉以前，名曰治水。《汉书·地理志》雁门郡阴馆县下注云：“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过郡六，行千一百里。”西汉阴馆县治在今山西朔县东南，累头山在县治西南。泉州县治在今天津市武清县（杨村）西南。可见西汉之治水即今永定河，那时候它是独流入海的。

东汉以后，名曰㶟水。许慎《说文解字》云：“〔㶟〕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大约成书于东汉末或三国时的《水经》亦云：“㶟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乾县南，又东过涿鹿县北，又东南出山，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西入笥沟。㶟水，有的《水经注》版本作“湿水”。上面引文中的桑乾县治在今河北阳原县东境，即桑乾河南岸和壶流河（古称祁夷水）西。涿鹿县治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约四十里之古城村。广阳〔郡〕蓟县治即今北京城西南广安门一带地方。渔阳〔郡〕雍奴县治在今天津市式清县东境北运河东。笥沟大致与今北运河相当。因此，㶟水（湿水）也是今永定河的历史名称。

两汉至北魏时，㶟水流出北京西山后的河段，又有“清泉河”之名。《水经注·㶟水》云：“㶟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并引《魏土地记》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东流与潞河合。”又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魏土地记》当是曹魏时地理书，可见“清泉河”之名在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之前早已流行了。郦氏在《水经注》中引用了“高梁〔河〕无上源、清泉〔河〕无下尾”的谚语，以表述清泉河下游河道特点，即河水析为多股枝汊，微津散漫，故俗谚云“清泉无下尾”，既成谚语，即非一时之词。这说明“清泉河”一名流传已久，其下游不成河形的状况亦早已如此了。不言而喻，“清泉河”的嘉名表明魏晋南北朝时其河水是相当清沏的。河水清沏自然是因含泥沙量少，这样的河流是不易泛滥成灾的。

从上文所引《魏土地记》之语来看，在“㶟水”、“清泉河”等名行用的时候，其上游又同时有“桑乾河”的名号，《魏土地记》所谓“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是为证。西汉于今河北阳原省东境、永定河南岸、壶流河西岸曾置桑乾县，属代郡，县名当因桑乾河而得。因而“桑乾河”一名可能在西汉时已与“治水”之名并存了。至今永定河上游仍称桑乾河，可见其名是颇为人们喜爱，因而历久不废。但是上文所说的桑乾河是指今永定河的上游而言，至于永定河的全程统称桑乾河，那是隋唐之世的事。《隋书·仪礼志三》：“大业七年（611年）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壝，行宜社礼。”可证隋代清泉河也称为桑乾河。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用兵辽东，事先命韦挺筹措军需粮草。“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自桑乾河下至卢思台，去幽州八百里。······”又可证唐代幽州近处也有桑乾河。在这里还必须提及的是，隋炀帝为用兵辽东，曾征发河北诸郡民了百余万口，修凿永济渠，即“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沁水即今沁河，源于山西东南境，东南流至今郑州西北入黄河。涿郡即今北京地。永济渠大致沿今卫河、南运河而行，而后通达涿郡的一段，当就桑乾河河道。因此，隋唐之世桑乾河下游又有“永济渠”的别名。

辽代除沿用桑乾河之名外，又有“卢沟河”新名的出现。《辽史·地理志四》记载南京析津府境内的河流中，“桑乾河”为其一。但同书引用宋王曾《上契丹事》文中，既称“桑乾河”，又称“卢沟河”，文曰：“······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路至幽州，号南京。”南京之“南门外有于越王廨，为宴集之所。门外永平馆，旧名碍石馆，请和后易之。南即桑乾河。”据此可知，辽代“桑乾河”、“卢沟河”二名并存，同指一河。值得注意的是“卢沟河”一名不见前代文献记载。

金代与辽代略同，仍有桑乾河、卢沟河两名。《金史·地理志》于西京路大同府属州县下系有桑乾河，可见当时桑乾河专指今永定河上游河段。而《金史·河渠志》又有“卢沟河”专条，所志皆下游平原地区河段，“卢沟河”又特指今永定河下游。卢沟河金时又呼黑水河。

元、明两代，大致类同，然较之辽、金，却有重大变化。除“桑乾”、“卢沟”旧名不废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浑河”、“小黄河”等更富有特色的雅俗之名。《元史·河渠志一》载：“卢沟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黄河，以流浊故也。”又云：“浑河，本卢沟水，从大兴县流至东安州、武清县，入漷州界。”《明史·河渠志五》云：“桑乾河，卢沟上源也。······穿西山，入宛平界，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其一由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沽入遭河，亦曰浑河。”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云“浑河即桑乾河，从保安旧城（今河北涿鹿）过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卢沟河。······盖桑乾下流为浑河，浑河下流为卢沟。以其浊，故呼曰浑河；以其黑，故呼卢沟。本一水也。”又云：“浑河奔腾澎湃，势如殷雷，亦曰小黄河。”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四云：“卢沟河······本桑乾河，又名漯（㶟字之讹）河，俗呼浑河，亦日小黄河，以流浊故也。”上述材料将元明之世称呼今永定河的各种名称，以及这些名称的含义和相互关系，交待比较清楚。正因为元明两代浑河水含泥沙之多，比若黄河，其流出西山进入平原地区之后，冲激震荡，迁徙弗常，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无定河”。

清康熙三十七年，大规模整治浑河下游河道后，旧有的诸多名称并加废止，而专呼永定河。名虽动听，并不符实，因为有清一代，直至解放前，永定河仍是常常改道泛滥，洪患不息，并未“永定”。

上述与永定河有关的一系列历史地名，清楚地反映了历史上这条河的特性和利害。隋唐以前，河水清彻，河道较稳定，不仅有灌溉之便，尚有航运之利。“清泉河”、永济渠”等名称可以证。辽金之世，河水变黑，因有“卢沟河”新名。元明两代，河水变浑，泥沙增多，迁徙不定，屡致洪灾，遂有“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恶名。历史上因永定河水文特征的改变而导致其名称的更改，其根本原因在于辽金以来流域内的森林植被渐遭破坏，水土流失日益加重，河水中泥沙巨增，也就由原来利多害少变成弊多利少的一条河了。这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而最终受到大自然报复的一个典型历史例证。

（三）

今北京市通县南、北运河西岸，有一个村庄，名曰漷县。这个村名如同县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历史上确曾有漷县的建置，县治即今漷县村。《清史稿》卷五四“顺天府通州”条下云：“顺治十六年省漷县入之。”是说漷县于1659年废，其辖土并入通州（今通县）。因此，今作为村名的“漷县”与昔作为县名的，“漷县”，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为今地名，后者则属历史地名。

作为历史地名的漷县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县。这个县虽已消失三百多年了，但透过历史地名仍可追溯它的踪迹。《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部县”条下云：“州，洪武十四年二月降为县，来属。”可见作为一个县的建置，漷县始于1381年，废于1659年，历时二百七十八年。但漷县非明初新置，而是将元代元州降格为县。《元史·地理志一》云：“漷州，辽金为漷阴县。元初为大兴府属邑，至元十三年（1276）升漷州，割大兴府之武清、香河二邑来属。”需要指出的是，元升漷阴县为漷州后，州治迁至武清县河西务。元顺帝正至年间，复移漷州治于今漷县村处。元代漷州既为漷阴县升格而置，那么，漷阴县又置于何时何地？《金史·地理志上》“大兴府漷阴县”下云：“辽太平（1021—1031）年中，以漷阴村置。”《辽史·地理志四》“析津府漷阴县”下云：“本汉泉山〔疑为州字之讹—作者〕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辽史》虽未载漷阴县始置之年月，但却透露了漷阴县的建置与延芳淀有直接关系。

延芳淀是历史上今北京市界内最大的一个湖泊名称。“延芳淀”一名，不见于辽以前的的文献记载，亦消匿于清以后的文献之中，说明该湖泊形成于辽代，湮灭于清朝。《辽史·地理志四》云：“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坚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鹜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由这段记载，不仅得知延芳淀是区方园数百里的大湖泊，而且具体了解了辽主前去春猎的盛况。这样的春猎活动，辽圣宗时多有进行，故《辽史·圣宗纪》中每见“幸延芳淀”之举。正因为如此，延芳淀畔有辽代行宫，名为神潜宫。今通县南境有“神仙村”，当其故地。同时，延芳淀畔的居民渐多，原漷阴镇遂建城坦，于辽圣宗太平年间，因漷阴镇城而置县，县名因地而得。古代谓山南为阳，山北为阴；以水而言，则水北曰阳，水南曰阴。今通县南境旧有漷河，自西而东，流注白河，系永定河道尾流，今已淤废。都阴县即因县治在其南而得名。今通县南境有大、小池关和前、后南关四个村，村以南、北关命名，当因地处城之南、北关的缘故。笔者曾与《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的同志前往考察，果然在这几个村之间发现有大面积的古聚落遗址，地面上辽、金、元时代的断砖残瓦以及瓷片俯身可得。从而确认这里就是辽金时代漷阴县故城所在。当元升漷阴县为漷州并迁治于武清县河西务后，该城遂废。至元末漷州治所北迁时，子今漷县村处另定新址了，因为这里近南北大运河，交通更为便利。至于延芳淀，由于元明两代浑河北派的淤塞，先由原来方园数百里的沏泊离析为南辛庄飞放泊、铐栳堡飞放泊、二马家庄飞放泊、柳林海子、延芳淀等数个小湖泊，至明代独卿“广数百亩”的延芳淀了。由辽代的盆方园数甘里”到明末的“广数百亩，延芳淀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到清中叶以后，广数百亩的延芳淀也完全消失，唯有其名留于史籍。

总之，由“漷县”这个今地名，引出了“漷县”、“漷州”、“漷阴县”、“漷阴滇”以及“延芳淀”等，一系列紧密相关的历史地名。通过这一系列历史地名，我们不仅知道今通县南境在辽金元明四代先后有漷阴县、漷州、漷县的建置，而且知道近千年来这里曾是号称延芳淀的一片水乡泽国，鹅鹜成群，菱芡丰产，是封建帝王常常围猎游幸的地方。这对于研究北京地区的环境变迁和农业开发史，是有重要价值的。

上文所举的三个例子，在北京市的历史地名中，如沧海一粟。更有大量的历史地名有待地名工作者去研究。但是，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足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历史地名是地名大家族中“已故去的长者”，在地名族谱上占育重要地位。如果把地名的演变系列比作一条大河，则今地名是河的一下游，历史地名便是河的中游、上游以及主要支流。因此，只有将今地名和历史地名一起研究，才能获得一地名之整体的真知。

（2）历史地名具有特定的时代、成因和含义。它与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有历史的协调性。前后连续的历史地名演变系列正是该历史地名系列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发展简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地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3）某些历史地名和今地名一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它为研究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及环境变迁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因此，无论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某些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该象注重今地名一样地注重历史地名。

历史地名的这种特性、功能和价值，决定了人们应给予它应有的认识和评价。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如同历史人物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一样，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作者：尹钧科

选稿：周 辰

编辑：邹怡思

校对：孙欣仪

审定：吴雪菲

责编：周 辰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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