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平语心读绿水青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数千年的大历史观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眼光，用“绿水青山”的诗意话语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多维度多层次论述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符合客观规律、彰显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其内容涉及理念与意识、历史与文化、生产与生活、经济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约束与激励、经验与规律、国策与战略、格局与路子、法律与制度、责任与担当、国内与国际等众多方面，对建设美丽中国和美好世界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自古以来，绿水青山就是人们最向往的栖息家园。唐代王湾吟“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宋代辛弃疾提笔抒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元代白朴描绘，“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在古代，人们触目所及是自然的美，与山水共情、与美景共生。

在毛泽东诗词中，绿水青山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和人文底蕴。1958年7月，毛泽东倾情写下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反映了消灭血吸虫前后截然不同的心境。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与“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形成了绿水青山与心灵悲欢的鲜明对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则歌颂党中央领导人民艰苦奋斗送走瘟神，追求天地人和的美好生活。

在生态文明思想的词典中，最形象的话语和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闻名中外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思考和核心理念。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两山理论”。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到安吉调研，开头就引用《诗经》中一句“安且吉兮”来称赞安吉，并表示，从安吉的名字想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他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安吉成为充满诗情画意且极富生态哲理的“两山理论”发轫地。从借用古诗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土画卷，到提出生动形象、入木三分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擘画了一幅美丽胜景。

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普遍面对如何处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难题。人们大体有四种不同的选择方案：其一，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边发展边污染，先发展后治污”。其二，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是秉持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对策，是一种矫枉过正。其三，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是两可选择，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其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无疑是两全其美最佳方案，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融为一体，倡导的这一理念，充分表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决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现实地看，环境好了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城市发展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都要树立“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意识。我们必须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生态文明建设顺民意得民心，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

鲜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这是对民族和人民有着深沉而持久大爱的集中体现。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其他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目的就是要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共同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努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并在多个国际重要场合表达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正如所坚信的那样，“只要我们不畏浮云、极目远望，就能看到山明水秀、无处不美的景色。只要我们彼此包容、守望相助，就能无论晴时好、雨时奇，都坚定前行，共抵彼岸。”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8期《中国纪检监察》，作者：上海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袁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