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艺名家（追昔抚今话发展）

一座文化积淀深厚的城，一定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活跃在文艺战线的各个舞台，用自己的智慧与才华，为城市增光添彩。

山城重庆正是如此，伴随新中国走过的辉煌70年里，无数文艺名家扎根于此，无数新秀在此萌芽开花，在各自领域深耕的同时，他们也以艺术家特有的细腻敏感，见证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再用炽热诚挚的心情，对祖国发出最真切的礼赞。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到几位不同年龄段具有代表性的重庆文艺名家，他们有年愈九旬、党龄超过一甲子高龄京剧名家席慧馨，有嬉笑怒骂60年依然活跃在舞台的曲艺名家凌宗魁，有从艺40年执着于探索创新的二胡名家、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在他们眼里，重庆文艺走过了怎样的70年？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艺术感怀？

94岁京剧名家席慧馨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戏曲工作者的今天”

席慧馨近照

“万县市文艺尖兵”、“四川省劳模”、“重庆好人”、“感动万州十大人物”，94岁的席慧馨德艺双馨，培养出董玉媛、程联群等京剧名家，一生乐于奉献：上世纪70年代，她将落实政策补发的3600元工资作为 “特殊党费”交给组织；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长江洪灾、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每一次都慷慨解囊；2018年，她签下遗体捐献协议，她说，这是一位60年党龄老党员的最后贡献。

“活了几十年，我现在是最高兴的，冻不着、饿不着，住在高楼大厦，电灯电话，每天看看长江，多美啊。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新中国，我祝她七十岁生日快乐。”

近日，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再次拨通席慧馨家的电话，94岁的老人依然思维敏捷，谈吐清晰。虽然晚年塌中（戏曲行话，原本嗓子好的演员忽然嗓子坏掉）嗓音略沙哑，一口京腔却还地道，颇有韵味。

席慧馨早年剧照

旧社会唱戏的艺人，往往来自贫穷家庭，席慧馨也是这样。“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父亲是船上打铁的，常年在江河流动，母亲小孩多，这样我被送出去收养了。”养父孙传庭在戏班子唱戏，老生老旦都能对付，席慧馨耳濡目染，9岁正式开蒙，入了梨园行。

那时小戏班子都要互相搭着唱戏，席慧馨也要跟着养父经常各地游走，1945年她与同是戏曲同行的席上宾成婚，婚后两夫妻依然搭班演戏，1949年两人经水路从宜昌入川，辗转来到重庆。1951年被任命为万县市京剧团副团长。心怀对党和政府的感激，她的人生，就此翻开了新篇章。

“唱戏的过去是下九流，旧社会有句话‘王八戏子吹鼓手’啊，谁都看不起，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是党帮助我们成为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我也没读过什么书，不懂大道理，但从入党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跟党走是没错的，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国家，我也要好好活着啊，多看一天，多享受一天！”

对子女近乎吝啬，对国家却十足慷慨，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灾、2008年汶川地震……席慧馨每次都捐钱捐物，难计其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我总琢磨着怎样才能够最好的去回报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只要还能为党贡献一点力量，我就很舒服了。我们唱京剧的在旧社会是最下等的人，是党让我们获得了新生，解放后成了人民的艺术工作者，不愁吃不愁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我能活到这把岁数，全是因为党的爱护和培养。我也要好好活着，多想想还能为党做点什么。”

76岁曲艺名家凌宗魁

“从艺60年，迎来了文艺工作者最好的时代”

凌宗魁（左）剧照

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从2000年开始评选时，众望所归，名震西南曲艺界的谐剧表演艺术家凌宗魁摘得首届牡丹奖表演奖，带着他心爱的谐剧站到了国家最高领奖台。拿到这个荣誉之前，他已经在艺术的道路上耕耘了40多年。

但是对于凌宗魁来说，牡丹奖当然不是终点。从2000年至今，倏忽之间又是20年，凌宗魁退而不休，还坚持在舞台塑造角色，用文艺的力量颂扬新时代，鞭挞假丑恶。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反腐话剧《台上台下》从2015年首场巡演至今，创下了各地巡演50多场的成绩，这部作品持续带给观众感动，多少个现场，人们湿了眼眶。

凌宗魁早年表演剧照和舞台经典形象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曾多次观看这部戏。尤其震撼的最后一幕里，凌宗魁手戴镣铐身着囚衣坐上审判席，忽然扑通一下跪在老母面前，肩膀不住颤抖，嘴唇哆嗦，涕泗横流，覆水难收，忏悔无门……高强度的表演让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虽感人至深，却也叫人心疼。

“这个戏可能是我最后一个作品了啊，也代表了我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和牵挂，用文艺的形式鞭挞社会丑恶，是我一辈子都在做的事，舞台上必须演得让观众信服，才能起到文艺春风化雨的作用。”凌宗魁说，“新中国迎来70岁生日，我演戏演了60年，我觉得我们文艺工作者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一辈子图个啥子嘛，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啊，演戏养活了我，我也通过演戏为国家做点事，这辈子，不亏了。”

回忆起从艺岁月的起点，凌宗魁永远难忘的是1959年，建国后重庆首任市长任白戈给他颁发的一张奖状，“1953年我随父亲工作调动，从江津白沙镇转学到了九龙坡铁路子弟小学，一直都热心于学校的文艺活动，1959年，还是个初中生的我被推选为‘重庆群众文化积极分子’。”

于是，不到16岁的少年凌宗魁迎来了人生第一次高光时刻，“在‘重庆市群众文化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我接过盖着时任重庆市长任白戈大印的奖状时，心里激动得不摆了！”从此，凌宗魁将1959年视为艺术人生真正的起点，迄今刚好一甲子。

如今，凌宗魁已是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曲艺界泰斗级艺术家，门下弟子杰出者众多，儿子凌淋、弟子吴文、鲁广峰等都陆续摘得牡丹奖、群星奖或获得提名，弟子们遍布全国，有九位任职重庆、宁夏、贵州曲协主席、副主席或秘书长，曲艺“凌家军”声名赫赫。

没有演出时，凌宗魁与夫人隐居荣昌凌家铺子

退而不休，凌宗魁从未远离舞台，他的赤子之心依然惦记着曲艺事业。回望60年艺术生涯，凌宗魁看到了不少可喜的变化：

“从我参加文艺事业的60年代开始，我觉得重庆的文艺跟全国一样，首先一个变化体现在文艺内容方面，从过去梨园老前辈们的才子佳人旧作品逐渐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讴歌英雄、祖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文艺工作者都是主动跟着党走，作品体现出新风貌。

“第二个变化，广大文艺队伍从剧场逐步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社区、农村基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转变，我们的舞台外延扩大了，文艺工作者主动深入第一线与群众同乐，用文艺春风化雨，让更多人通过艺术感受新时代，拥抱新生活。

“第三个变化，逐渐由功利性演出转向了公益性表演，老实说，过去的艺人演出，很多都是为生计所迫，演出是挣钱吃饭的手段，现在呢在国家支持下，公益性演出越来越多啦，比如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上老山前线、东海舰队、监狱劳教所等进行演出，都是没有报酬的，但这样做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影响是深远的。”

总结起来，凌宗魁认为这些变化的出现，一方面是来自于党的文艺路线指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演员自身思想的转变，“作为西南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的文化积淀应该说是非常深厚的，现在政府对文化的补贴也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我们演员的后顾之忧，因为文艺肯定需要有经济支持才能有繁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重庆的群众艺术工作还有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前进的道路上多做贡献。”

56岁二胡名家、市歌剧院长刘光宇

“国运昌盛为我们的文艺事业提供更多可能”

刘光宇

1963年出生的刘光宇最早是学评书的，因为练习过度，处于换声期的他“倒嗓”（声音沙哑）了。对于一个说书人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庆市曲艺团，当时徐勍老师建议我不妨该学二胡，这样我以17岁的‘高龄’改学二胡。”

改行之后的他凭借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坚毅的信念在专业道路上不断精进，1984年还被二胡大师闵慧芬收为门下弟子，得了大师真传，他的二胡技艺更是迅速提升，如今，半路出家的刘光宇已是知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副会长，他还身兼重庆市剧院院长、重庆交响乐团团长，主持创作的歌剧《辛夷公主》、《大禹治水》、《尘埃落定》等作品享誉全国，让“重庆造”歌剧广为人知。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时刻，此时回首来路，刘光宇直言“幸福”，“我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生活在今天的新中国特别幸福，我从艺也40年了，我觉得我的青春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国家的成长，我的艺术生命岁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感念、感恩、感悟。”

“人生下来就有了口头语言，记事以后又有了文字语言，对我而言幸运的事还有了一种音乐的语言，那就是二胡。”刘光宇感慨，用二胡可以去观察生活、描绘万物、抒发情感，在此基础上，他在20年前又有了一种奇想，就是“二胡戏剧化”。

“让二胡成为戏剧当中的主角，二胡来扮演人物，在人物的故事中产生冲突和解决，使我们的音乐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将音乐从表达情绪，丰富为情节、情景，视听并用，使音乐这种单一艺术变为综合艺术。”刘光宇说，现在看来这不正是“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吗？“于是有了音乐剧《城市丛林》，有了跨界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也有了音乐会作品东西乐器八重奏《当查尔达什遇上赛马》等”。

刘光宇

作为文艺院团管理者，刘光宇认为，工作在戏剧院团是极其不易但又十分幸福的，“歌剧这种世界公认的宝塔尖儿上的艺术，其实如同航空母舰般有着复杂工序，这种文艺样式看着好看听着好听，实则幕后那种从无到有的状态经常是磨得我的白血球只剩下不到3000。”

但是痛并快乐着，“我们原创出了战争与和平的《钓鱼城》；见人心、辨善恶的《辛夷公主》；一个制度灭亡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尘埃落定》。这批作品反映时代呼声，与国家和民族共进步，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目标的剧目，用国际样式讲中国故事，发出重庆好声音，因而在我国歌剧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为重庆音乐和戏剧事业实现了零的突破。这是重庆文艺的骄傲，我和我的同事为之付出，更为之自豪。”

对于未来，刘光宇充满信心，“的确，我们还不应该沉浸在现有的成绩当中，不要只看在舞台上迎面而来的五光十色，而应该去想到我们背影而去的时候能不能够留下些什么。国运带给我们艺术工作者更多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书写时代继而被时代书写，唯有艺术才能延续生命的长度。”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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