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窑口的瓷器容易受欢迎（臣庶不得用只供君王）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标题《越窑秘色瓷莲花碗：生来神秘》，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薛芃

“臣庶不得用”，是秘色瓷尊贵无比的地位，也因此有人认为，越窑秘色的烧制开创了中国制瓷史的官窑时代。

越窑青瓷莲花碗（苏州博物馆 供图）

发现莲花碗

“当时我最年轻，于是趴在地上用一把借来的火夹将文物一件件夹出，第一件被夹出的，就是这个釉面翠色滋润的越窑青瓷莲花碗。”已故的钱镛先生是苏州文博界的泰斗级人物，这只莲花碗就是他最先发现的，那年他44岁。钱镛的妻子徐玥是大鉴藏家吴湖帆的外甥女，结婚后，他自己也拜在吴湖帆门下学习书画鉴藏，因此不但学识扎实眼界广，骨子里还流淌着传统文人的雅趣，就这样，他成为1949年后梳理苏州文物的一位重要人物。

2015年8月，102岁的钱镛去世。但如今提起苏州的许多文物，都绕不开他的名字，这只青瓷莲花碗便是其中之一。

莲花碗的出土地是苏州虎丘塔，又叫云岩寺塔。隋文帝元年，虎丘塔就已建成，但初建是木结构，经不住时间，后来倒塌了。根据寺塔专家苏玉成的研究，在现在虎丘塔的位置上，历史上至少出现过4座塔，或是自然损毁，或是因“灭佛运动”遭到人工损坏。现在这个砖石结构的虎丘塔建于961年，也就是北宋开朝的第二年，直到今天，仍然立在苏州西北郊，守卫着这座古城。但从明代起，由于地基原因，虎丘塔开始有些倾斜，后代也不断地修缮维护着。

但多年的修缮始终没让人发现塔身里的秘密。上世纪50年代，虎丘塔再次面临着倒塌的危险，苏州文管会着手进行抢修。根据1957年《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的记述，3月30日下午，工人王菊生在塔身第二层正西门口边沿灌浆时，总是灌不满，经验告诉他，这中间应该是有墙体空隙。王菊生便揭开一部分砖砌，发现有孔道，可容得一人探身进入，令人惊喜的是，石室中间放着长方形石函和很多其他文物。

但王菊生不是专业的，他知道可能是宝贝，却没什么经验，由于操作不当，石函散架了，文物有所损坏。这之后的第二天，虎丘塔就进入了“戒备状态”，专业的文保工作人员开始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他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虎丘塔还有没有其他的塔心窖穴，也就是寺塔的天宫，或是地宫。

王菊生发现的这个暗室是石塔第二层的天宫，后来在第三、第四层也发现了类似的天宫。1957年5月25日，工作人员在塔身第三层中间十余层砖下发现了紫楠木板，掀开木板，下面是一个十字形穴，大概一米见方，人进不去。接下来就是钱镛回忆的那一幕，他是当时工作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身手矫健些，于是俯下身，一件一件地把文物夹上来。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现任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程义向我补充道：“当时是用棉布包着火钳头夹取的，碗和碗托都完好无损。取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很快就被送到了狮子林的文管会库房，最早在简报里被称作‘越窑青瓷薄花连坐碗’，之后被改为‘越窑青瓷莲花碗’。”

钱镛在简报中这样描述：“（该碗）下承以托，亦作大瓣莲花图案，釉色明润，光泽如玉，当时越窑稀有的精品。”当时人们可以确定这是一件越窑青瓷，但没人知道它是传说中的秘色瓷。

在最早发现的那只石函的内贮经箱上，写有“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入宝塔”的字样，建隆二年正是虎丘塔重新建成的时间——公元961年，北宋的第二年。跟这只莲花碗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大批其他的佛教文物，包括经卷、刺绣经帙、铁铸金涂舍利塔和石函、绢绣袱、铜佛像、檀木雕三连佛龛等，以及大量唐朝和五代的钱币。但经过专家的发掘研究证实，虎丘塔并没有地宫，可能是因为苏州河流多，地下水位高，比较潮湿，所以不宜修地宫，因此宝贝都藏在了天宫里。

如今，这批虎丘塔文物的精品都收藏在苏州博物馆。在苏博一楼的八角大厅里，最显眼的位置则留给了莲花碗。碗通高13.5厘米，包括碗和盏托两个部分，结构巧妙，通体饰以青釉，光洁如玉，清澈碧绿，通过露胎处可见胎色呈灰白色。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都饰有大瓣莲花浅浮雕，如莲花一样透着内敛高雅的美。

这样一只碗，究竟有何功用，是否也是佛教用具？一个流行的解释认为这是一个香炉，但程义否定这个说法。他指出在五代时期，香多是放在香薰里燃烧生烟的，瓷质器皿很容易爆裂，而线香是直到元代甚至明代才出现，所以不会用作香炉。“但是此器原来因为烧制时，底圈除釉不净，或托盘表面流釉的缘故，导致盏和托部分黏连，直到天宫打开，夹取时才断开。这一点说明，这个器物烧成后从未使用过。因此，极有可能是专制的供奉茶具，而直接被放入虎丘塔。这个意外的分离，也让我们看到了托盘表面的‘项记’二字。”

“项记”可能是制作者的标记。五代时期，苏州曾是吴越国的属地，佛教盛行，当时修建了大量寺院和佛塔，以求国泰民安。百姓也纷纷用积累的财富供养寺院，祈福保平安，因此，虎丘塔里的这批文物可能是众多善男信女共同供奉的。但莲花碗制作如此精良，是青瓷中的上品，想来也不会出自普通人家。

有关莲花碗的发现与初始，至此可以暂告一段落。但就在它被发掘的30年后，陕西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出土才真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因为揭开了面纱的一角，秘色瓷的传说变得更加神秘了。

越窑青釉划花折枝花纹盒（故宫博物院 供图）

何为秘色？

在青瓷的发展史上，有两块夺目的里程碑：一是晚唐开始的越窑秘色瓷，另一个则是北宋汝窑的乳浊釉青瓷，两者都是青瓷中的极品。

“秘色”一词最早出现在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这首诗题为《秘色瓷器》，也是唐代史料中有关秘色瓷的唯一记载，但凡谈唐秘色，都绕不开这首诗。后来，五代的徐夤《贡余秘色茶盏》里也谈到了，说：“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于是，在秘色瓷誉满天下却又难得一见的时代，人们对这种瓷器的想象就停留在了“千峰翠色”和“捩翠融青”上，因此，“秘色”就成了对瓷器颜色的形容，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隽美色泽。但这只是“秘色”的其中一种解释，有关这个概念，千余年来一直众说纷纭。

到了宋代，有关秘色瓷的记载越来越多，虽然唐宋之间隔着五代，不过50多年的时间，但宋人对秘色瓷的概念已经产生了诸多分歧，越窑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秘色瓷的，究竟何为秘色瓷？宋人对此有不同观点。

从釉色来定义“秘色”的人仍旧很多，另一种说法认为这种瓷器因为难得、品质高贵，因此秘不示人，“臣庶不得用”，也就是说只供君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汝窑、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被称为“秘色”，而不是越窑所产，甚至还有人把龙泉窑瓷归为越窑秘色瓷，等等。现在看来，后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而“千峰翠色”与“臣庶不得用”大致就可以勾勒出秘色瓷的样貌和地位了。

随着北宋晚期越窑的没落，秘色瓷也不再烧制了，再加上本身产出量就不大，久而久之秘色瓷就成了一个“江湖传说”。各朝各代都有人在描述这种瓷器，写它的温润典雅、尊贵稀有，但很少有人能将真正的器物和这种描述对应起来，就像是1957年虎丘塔出土的莲花碗，人们一直在寻找确凿的历史证据，去将这个传说拉回现实。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倒塌，考古人员在塔基下的地宫里发现大批文物，包括14件青瓷。其中13件是唐懿宗（859～873年在位）供奉的，石碑上的“衣物帐”记载了这些器物，并称之为“瓷秘色”。其中主要是碗、盘、碟，制作精细，施釉均匀，釉色呈纯净的天青色。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唐代越窑青瓷八棱净瓶，虽然在“衣物帐”里没有找到对应的记录，但根据其做工、釉色以及釉层的润泽来判断，与其他13件有记载的秘色瓷属于同一种瓷器。

至此，陆龟蒙的诗句找到了实物佐证，人们也终于知道秘色瓷的样子了。“这一重要的发现为进一步甄别失传已久的秘色瓷提供了标准器，彻底打破了秘色瓷研究中的困局，也为苏州博物馆有关越窑青瓷莲花碗的研究课题注入了新的活力。”程义说。1995年1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越窑秘色瓷讨论会”上，这只莲花碗被正式定名为“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式托盏”，与法门寺这批唐代秘色瓷一样，成为越窑秘色的代表之作。

有学者试着讨论过“千峰翠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颜色。陆龟蒙提出“千峰翠色”，前提是“九秋风露”，因此这是一种深秋的翠色，是层次丰富的，青中泛黄，深沉而不外放，即是古人追求的沉静内敛的气质。越窑瓷器中，烧地最成功的是清淡的艾色，釉色晶莹，能达到碗中无水，却仿佛有一汪清水的效果，想象中是比这种“千峰翠色”再清雅一点，温润一点。仔细看莲花碗与法门寺秘色瓷，可以看出它们在釉色上的差异。这些器物内底都没有支烧痕迹，釉面光洁滋润，法门寺的器物色泽泛黄的成分更多一些，而莲花碗淡湖青色的表面下，灰白的成分更多一些。

秘色瓷的“秘”，还有一层意思在于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密不外传的。瓷器的烧制依赖于原料胎土、釉质、窑具、火度各个环节，无法做到每次都达到理想程度，总会有一些偏差，但秘色瓷之所以是上品，在于它的偏差度极小，在所有可控的细节处都达到最高标准。因此，在法门寺发掘之后，人们知道了何为秘色，但秘色又是从何而来、如何烧制的，成为秘色瓷研究中的下一个重要课题。

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程义（苏州博物馆 供图）

上林湖畔的秘色窑址

谢西营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秘色瓷的烧制工艺就是他所在团队的研究内容。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址，很多都分布在浙江。从唐代开始，越窑所分布的明州、越州，大体上就对应现在浙东的宁波、绍兴一带，这一片丘陵绵延、江河湖泊密布，自然资源丰饶，大大小小有700多处越窑窑址。上林湖在慈溪桥头镇，是目前发现生产越窑秘色瓷最集中的区域，谢西营就常年在这里工作。

谢西营告诉我，从2014年9月开始，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发掘，为期5年，下个月这一期的发掘工作就将暂时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荷花芯、后司岙窑址是核心区域，通过发掘和器物研究，工作人员建立了从唐代早期到北宋晚期窑址的年代序列。

与我们常看到的墓葬坑相比，窑址坑显得壮观多了。后司岙的窑址坑从最底层的初唐器物碎片，到最表层北宋晚期至南宋的器物，密密麻麻嵌在土里，整个厚达5米的剖面就是一部越窑历史。然而因为是窑厂，很多碎片算不上是精品，也很难看到完整器物，但在其中总能发现质量不均的秘色瓷碎片，为考古研究提供佐证。

通过地层学方法观察可以看到，唐代早期的产品质量、制造工艺都尚处于恢复阶段，到了唐代中期左右，胎釉技术和装烧工艺都有明显进步，晚唐时，烧制秘色瓷最重要的烧具瓷质匣钵出现了，因而越窑瓷器的烧制技术突飞猛进，也就有了区别于其他越窑瓷的秘色瓷出现。

秘色瓷除了常见的瓷器烧制流程外，最特别的是采用一器一件匣钵的装烧工艺，并且匣钵也为瓷质，由此保证了匣钵的密封性，但也同时增加了秘色瓷的成本，这即是所谓的“瓷质匣钵”——秘色瓷的装烧机密。因此，为了制作出一件秘色瓷，首先得制出一个匣钵。“一器一钵是秘色瓷的质量保证，这是关键。不但采用瓷质匣钵，而且使用釉料封口，这样使匣钵的密封性更好，所以秘色瓷釉中的铁离子还原得更好，故青色更加浓郁。”程义补充道。

如此复杂的工艺，自然都是供瓷。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光启三年（887），上林湖地区就已存在贡窑。在谢西营看来，探讨越窑贡瓷的年代，作为贡瓷的两端——生产地和消费地都是必须关注的方面。古代制瓷业是一个资源密集型产业，上林湖依赖着良好的自然条件成为瓷器生产地，那么生产出来又进贡到哪里呢？

作为消费对象，这些贡瓷多与皇家相关，比如唐两京宫城、皇城及皇家园林等地出土的越窑瓷器均属贡瓷无疑，扶风法门寺、西安唐大明宫太液池出土的越窑瓷器也是如此。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唐两京与法门寺的秘色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生产的，不但生产时间与器物特质相契合，考古人员还在后司岙窑址中，发现了刻有“秘色”字样的瓷器残片，与法门寺“衣物帐”上的记录一致。也就是说，在宋代官窑出现之前，越窑秘色瓷就担任着宫廷供奉瓷器的职能。从这个层面来说，越窑秘色的烧制开创了中国制瓷史的官窑时代。

从去年开始，后司岙发掘暂告一段落。今年，考古队开始对菩提寺等三个窑址进行发掘，因为有学者推测，菩提寺可能跟当时的窑业管理机构相关，如果菩提寺发掘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更详尽地知道当时瓷器的生产链和运营机制。从下个月开始，考古人员还将对狗头颈、张家地窑址进行发掘，来探索北宋中晚期和南宋早期的越窑生产。当南宋定都杭州后，后来大名鼎鼎的官窑尚未建立，秘色瓷扮演着从越窑到官窑的重要角色，也更能看出宫廷用瓷的标准是怎样一步步建立的。伴随着秘色瓷和越窑，总有一环又一环的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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