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区别（参观白公馆和渣滓洞）

—— “醉美三峡游”之五

按照行程安排，在重庆的第二天是“自行到全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解放碑商业街自由活动，感受重庆的时尚与活力”。对于这种安排，队友却不认同。于是导游只好当晚打电话给旅行社负责人，要求将“自由活动”改为共同参观白公馆和渣滓洞！

游客大都年逾花甲，是听着《红梅赞》、《绣红旗》的红歌；看着《烈火中永生》的红色电影；读着《红岩》等红色文艺作品成长、变老的。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对这些人来说宛如在昨。正是由于他们的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终于过上今天的小康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鉴于此，来到重庆，没有不瞻仰革命先烈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的理由！ 就这样，大家自觉放弃了“感受重庆的时尚与活力”，把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纳入了行程。

早餐后，大巴车穿行在重庆的薄雾中，向歌乐山方向驶去。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后裔，他借用白居易“香山居士”的别号，将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但自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于1939年重金将它买下后，这里便成了人间地狱。 它和渣滓洞一并被时人称为“两口活棺材”，但它们之间又有区别，白公馆里关押的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白 公 馆

在淅沥的小雨中，白公馆门口黄色的墙壁上仍可清晰看到“白公馆”三个字。通过台阶步入湿滑的青石地面，当年国民党的“整齐、严肃”的训诫就在眼前。将近七十年过去了，白公馆仍然保持着原貌，但透过时光隧道，这里的空气仍然令人感到压抑。

作为一个私人别墅，白公馆内部面积并不大，大约相当于以前的一个地主大院。自从白公馆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后，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先接受党的领导并于1936年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黄显声；在敌人刑讯逼供中坚贞不屈不屈、坚持民主气节的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共产党员宋绮云和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皆被囚禁于此。最多时这里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

黄 显 声

小萝卜头名叫宋振中，一岁时随父母入狱，随着年龄增长，父母亲努力为他争取学习机会，在狱中他一边随同黄显声将军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一边不断帮助狱中难友秘密地传递情报。由于狱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小萝卜头身体发育受到很大影响，长得身体瘦小而脑袋硕大，因而狱友们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聪明伶俐而又不被监狱看守注意，在放风期间经常出入各个牢房，同多个牢房关押的“政治犯”接触并“玩耍”，成了他们之间的“信使”，很多重要情报都是通过小萝卜头在狱中党组织中间传递。

白公馆戒备森严，岗哨林立。为审讯、关押保密起见，戴笠将白公馆作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白公馆大门终日禁闭，监狱人员从侧面一小门进出。由于“政治犯”不断增多，他们又将原储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洞。在院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反动标语，俨然一座人间地狱。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地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的梦想彻底破产，蒋介石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心慈手软的结果，于是对重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敌人在重庆首先将屠刀刺向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刃屠杀。

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在囚车上，王朴高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以转移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乐山岚垭杀害。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一位年仅21岁的女青年叫黄细亚，她先后在《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于1949年9月13日被捕。黄细亚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时年26岁的共产党员陈然在临刑前，奋力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革命口号，身中数弹而屹立不倒。陈然的名字是罗广斌和杨益言于1957年合写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一书问世后，被广为人知的。在白公馆囚禁期间，敌人惧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单独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正是在这座阴暗潮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宫版”的《挺进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陈然忍着剧烈的刑伤，立即投入了战斗。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挺进报》第一期。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黄将军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从此，解放军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严刑拷打时，《挺进报》给他们带去了精神力量。

陈然是在主办重庆党的地下报纸《挺近报》时被捕的入狱的，他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由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尽一切酷刑和威胁利诱要他写自白书，陈然写下了感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至今读来令人由衷敬佩和感动。

陈 然

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已经牺牲的小孩，共290人。

在大屠杀开始前，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有包括罗广斌等在内的27人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在白公馆寄押。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还有包括罗广斌在内的19人未被“处理”。这时，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白公馆最高特务头目雷天元接到电话，被告知警卫部队在天明前将撤离，要求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同时他又接到渣滓洞看守所头目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处理”行动迟缓，要求雷天元赶快带人去增援。于是雷天元将这19人交给看守杨进兴代管，等他在渣滓洞“处理”完毕后再回来“处理”。

在此之前，狱中革命者一直进行集体越狱准备。为此他们十分注意狱方看守人员的思想状况，伺机进行策反。看守杨钦典的表现被狱中革命者看在眼里，发现他的良心尚未泯灭，被列为争取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狱中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钦典做了大量工作。经过长期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疑。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饮典佩服的人。

雷天元去增援渣滓洞后，白公馆警力明显不足，听到白公馆外警察部队传令撤岗，看守杨进兴心慌意乱，刚刚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刑前对他说的“你必将受到人民的严惩”，像空谷回音一样在耳边回荡。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阵阵发慌，他连忙打电话给上级头目，谎称任务已经完成要求撤离，未等头目同意，杨进兴仓皇逃跑。看到这种情况，看守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立即告诉了罗广斌。

罗广斌等人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逃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经过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为了稳妥起见，没有将锁取下。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上楼观察动静，如果警卫部队已经撒光，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冲出去。牢房中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等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三声跺脚声，难友们紧紧拥抱含泪告别。在这非常时刻，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 紧接者，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在杨钦典的帮助下，罗广斌等19人成功从虎口脱险。28日天亮前后， 半数越狱难友逃出国民党特务警戒范围，找到了自己的同志。

罗 广 斌

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里绣红旗的情节感人泪下。真实的绣红旗是发生在白公馆的男牢平二室，当罗广斌、陈然、丁地平和刘国鋕等同志得知新中国已经成立，按捺不住内心激动和喜悦，凭借自己的想象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在重庆解放时高举着它去迎接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白公馆的先烈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对革命怀着必胜信念的同时，他们深刻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在遗书——红岩“狱中八条”中写道：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这是用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书就的经验和教训，时至今日，其意义丝毫不逊于当时。

渣滓洞入口处

渣滓洞距白公馆2.5公里，三面环山，一面是沟，当年位置隐蔽。这里原是重庆郊外的一座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

关押在渣滓洞的有“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如江竹筠、许建业、何雪松等，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江 竹 筠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时，敌人对白公馆监狱的革命者进行屠杀的同时，他们从渣滓洞监狱提出三批人押往白公馆附近枪杀。深夜后，已隐约听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声，此时渣滓洞约有200余名被关押的革命者，在来自白公馆刽子手的支援下，渣滓洞刽子手以“马上转移”为名，将牢中的全部人员分别锁在八间牢房里，突然用机枪、卡宾枪扫射。

当刽子手疯狂屠杀时，渣滓洞的革命者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躯堵住牢门，以阻挡敌人的扫射。在刽子手纵火焚烧渣滓洞时，30名未中弹或受伤的难友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到围墙缺口突围，这时又有十几人被枪杀，最后仅有15人脱险。歌乐山下的这场屠杀，殉难的革命者多达300余人。

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大屠杀，留下的现场惨不忍睹。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著名革命烈士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到歌乐山。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着烧焦的尸体，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房前屋后和厕所内，松林坡上三个大坑内尸体血水横流，一个个死难者仍睁着仇恨的眼睛，紧握的拳头里凝固着血。面对这种场面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可怕的寂寞和一片悲凉。”

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了，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了这惨绝人寰的场面：“一位青年妇人，抱着她的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边哭泣边寻找丈夫的尸体。天啊！那么多焦尸，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记者们亲眼目睹遍地焦尸和血迹写道：“惨痛的情景，令记者无法下笔，触目惊心的情景怎么也无法形容！”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尽管流血但从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道：“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几个人抱头痛哭。作为白公馆屠杀的幸存者，作为《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没有更多的介绍自己的革命事迹，因此很少有人注意的是，罗广斌除了在白公馆坚持斗争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罗广斌被捕前，长期在重庆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宣传活动，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他经常向其胞兄、时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罗广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为日后罗广文率部起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文在中共政策感召下宣布起义，率领第15兵团所属2.2万余名官兵脱离反动阵营，回到人民的怀抱。罗广文率领15兵团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大反动力量的灭亡和成都的解放。

由于时间有限，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没有时间从现场展出的资料中查找幸存下来的革命者的最终结局。事实上，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虽然逃出了敌人的魔爪，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浩劫中被污为叛徒，不堪精神折磨而跳楼自杀。

著名女革命者江竹筠在渣滓洞遭受残酷折磨而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牺牲时年仅29岁。牺牲前的江姐料定凶残的敌人不会放过她，在狱中用筷子磨成竹签作笔，用棉花烧成黑灰做成墨水，于1949年8月26日写下托孤遗书：“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1965年，江姐儿子彭云一举考中四川高考理科状元，当时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几次找他，但他决定继承父母遗志，选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深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但彭云没有如江姐遗愿也没有牢记他的初衷，而是定居美国并任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没有人责难彭云的人生选择，因为他世界观形成的年代恰好是那个疯狂年代；纵然江姐对她的祖国和信仰致死不渝，但革命信仰无法遗传；也许彭云认为科学没有祖国，但科学家有祖国。彭云学成后没有归来报效祖国，仍然令人难以释怀。

结束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参观后，队友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直奔火车站，但屠杀这个词汇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在歌乐山上，屠杀是由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而且大部分刽子手很快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未得到惩罚的也被赶到了小岛上，烈士的英灵也得到了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