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低种姓妇女穿衣税 见到高种姓必须

2016年，印度南部一个名为喀拉拉邦的地方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税种，名为脂肪税。

这项税款针对的是那些在快餐厅中出售的高脂肪垃圾食品，当地官员认为，依靠征收脂肪税可以有效控制印度飞速增长的肥胖人口比例。

对于当地偏爱垃圾食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税种毫无疑问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名目奇怪的税种远不止这一个。

18世纪初，彼得大帝为了改变俄罗斯男性喜欢留长胡须的习惯，自英国引入了一项名为胡子税的税种。

顾名思义，这个税的税款向那些留有胡子的男性征收，彼得大帝甚至要求那些缴纳税款的男性必须佩戴一种印有胡子的徽章。

而作为该税目的原产地英国，则产生了更多奇葩的税种。

1615年，英国国王曾对扑克牌征收税款。

扑克作为当时风靡欧洲的贵族娱乐，曾是红极一时的奢侈品，税务部门依靠垄断黑桃A的印刷权确定扑克牌厂商应缴纳的税额。

这一税种持续了300多年，为英国政府聚敛了大量财富。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首相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向国内男性征收帽子税，拥有越多顶帽子的男性将会缴纳越多的税款。

相比这些税款，印度的脂肪税似乎也不算奇怪。

但在数百年前，印度也曾经有过一个比上述更加荒诞的税目，同样来自上文提到过的喀拉拉邦。它被称为胸税，也叫穿衣税。

这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怎样奇葩的税种，才会比上文所提及的更加荒诞？印度因何产生这样奇怪的税种？这一税种又是如何消亡的？

穿衣服的权利

对于生活在现今社会的人来说，衣与食、住、行并列，被认为是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似乎与“权力”二字没有什么关系。

但在土邦王公时期的印度，在当时统治喀拉拉邦的一个名为特拉凡柯尔的土邦中，穿着上衣被认为是只有高等种姓才能享有的权力。

严格来说，在那些等级划分相当严苛的社会，对服装进行限制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国从上古社会时期，对于官员、百姓、商人、匠人应当怎样穿着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包括颜色，布料，身上佩戴的饰品，甚至于能不能穿两只颜色一样的鞋。

但是在特拉凡柯尔土邦，这一规定粗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被称为穿衣税的税目发明以前，衣服作为财富的象征，是高等种姓才能拥有的特权，低等种姓与没有种姓的不可接触者不被允许穿着上衣。

这一规定不分男女，换句话说，在特拉凡柯尔土邦，低等种姓的妇女被要求赤裸上身。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特拉凡柯尔土邦的统治者，巴拉拉玛·瓦尔玛时期，穿衣税被列入针对低等种姓的众多税目之中。

在当地，这一税目被称作穆拉卡拉姆，按照规定，只有缴纳了这项税款的人才被允许穿着上衣出行，当然，这项税款仅向低等种姓的人群征收。

在印度，这样的税收方式并不是个例，在特拉凡柯尔土邦，独属于低种姓人群的税目多达110余项，囊括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统治者向这些人征收名目繁杂的税款，其主要目的甚至不是敛财，而是让这些服务于他们的低等人始终债务缠身。

让他们保持贫穷、饥饿，然后为了生存永不停歇的劳动，以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不会动摇。

就比如这项穿衣税，尽管原则上只要缴纳了税款，他们就可以穿着上衣出门，但这些低种性人群有更多、更要命的税需要缴纳。

他们永无止境的贫穷，令他们在事实上无法拥有穿着上衣的权力。

这实际也是一种强化尊卑等级的规训，它要求低种姓人群永远在高种姓人群面前保持卑贱，因为即使是不在穿衣税收取范围内的那雅尔妇女，也被要求在婆罗门面前脱去上衣。

奇葩的种姓规定

而印度人民为什么愿意遵从这些严苛的规定，主要得益于印度长久以来推行的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有着极为严苛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的最初诞生要追溯到数千年前。

不同于常见的发源于本土的封建等级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则是外来民族统治本地原住民的手段。

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雅利安人统治了古印度。为了保证自身的权力与地位，他们通过建立等级制度强化自身的合法性。

在种姓制度下，肤色白皙的雅利安人生来至高无上，为神明所眷顾，而原住民则被划分为了不同等级，以姓氏强制他们各司其职。

伴随着印度教的兴起，最高种姓婆罗门通过其教典《摩奴法典》在神话层面确立了种姓制度的正统性。

这部法典也是古代印度法典中的集大成者，其规定系统而庞杂，包含生活中的各种琐事，相比于一部印度教经典，更像是古印度的律法。

通过这部《摩奴法典》，可以看到古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多少奇葩规定，比如种姓之间有不同的财产权——以雅利安人为主的婆罗门，在法理上可以拥有一切事物，而作为低等种姓的首陀罗，则不能拥有除维持生计以外的一切财产。

除此以外，不同种姓在借贷时需要偿付的利率也不同。这两项规定的目的是让低等种姓保持贫穷。

其他的比如不同种姓之间不允许通婚，以及犯罪时高等种姓轻判，低等重型重判等，都是大家相对熟悉的内容。

事实上，婆罗门在这一制度中所获得的优势远不止于此。

在古代印度，每一个种姓都只能从事自己种姓所允许的工作，而婆罗门是唯一被允许从事神职工作的群体。

他们不需要缴纳税款，也不会被判处死刑，所能受到最重的惩罚就是流放罪。

在婆罗门之下的刹帝利阶层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他们无权参与神职，并被要求保护婆罗门。

第三阶层吠舍从事社会中的基本劳动，比如农民，商人等。

而作为第四阶层的首陀罗，他们往往从属于吠舍，从事雇农、帮工等职务，无法得到合理的报酬，仅能维持生计。

但即使是首陀罗，在当时的社会下，也会以自己身为种姓体制内的一员而感到幸运。

因为在他们之外，还有一群非种姓人群，也就是所谓的“不可接触者”。

他们被认为是有污染的，不仅不能与种姓内的人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不被允许进入寺庙和使用公共交通，不被允许在公路上行走，甚至还要负责清理好自己行走过的地方。

印度就这样在高压、严苛的种姓制度下度过了数千年。

喀拉拉邦的“不可接触者”

喀拉拉邦位于印度南部，其种姓制度是在8至12世纪左右由一个外来的婆罗门群体引进的。

因为引进时间较晚，喀拉拉邦可以说是最晚完成种姓制度化的地区，但这并不代表喀拉拉邦的婆罗门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正相反，没有同阶层竞争的他们在当地建立了牢固的统治。

当地的婆罗门除了神职工作以外，还获得了土地和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在当地的权力阶级金字塔中，除去婆罗门和那雅尔，以及承担了商人功能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这些非印度教徒，剩下的全部都是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非种姓人群。

由于当地相对单纯的种姓构成，婆罗门和那雅尔分享了权力，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

当地对于非种姓人群的压迫与剥削严重到了难以直视的程度。

当地的婆罗门甚至不能忍受自己见到非种姓人群，为了维护自己高贵的姓氏不被污染，他们一般会对冒犯自己的人处以死刑。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高种姓人群不允许低种姓人群在自己面前穿着上衣，以这样直白的方式区分彼此地位的高低，似乎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后世许多人将这种穿衣税定性为针对当地女性的压迫，这无疑是不准确的。不允许穿着上衣的规定，并非仅针对女性，而是男女都有。

在宛如天堑的种姓压迫之下，高种姓与低种姓仿佛两个物种，与之相比，男女的差别实在不值一提。

即使到了现在，在喀拉拉邦，依然有婆罗门无法接受与低种姓人同座。

即使两人是同学，他们也不会接受经过低种姓人手的食物，在出入低种姓同学家中时不换鞋，甚至直呼对方长辈的姓名。

穿衣税的变化

尽管印度的不允许穿上衣的规定并不仅针对女性，但自19世纪以来，伴随着穿衣税的兴起和衰落所产生的一切争执却都与女性有关。

在基督教的分支新教教派随英国进入南印度以前，当地的低种姓妇女与男性一同奔波于看不见尽头的劳作之中，为赋税和债务殚精竭虑。

种姓制度没有给他们任何向上的希望，只会不停的贬低他们，践踏他们，驱策他们劳作、劳作，为大人物们的奢侈享受，不停的劳作。

此前抵达印度的圣多马基督教和天主教，要么势单力孤，要么门槛颇高，无法向非种姓人群传播福音。

而这一切都随着新教在印度登录发生了变化。

在18世纪后期，丹麦和德国将新教带入印度地区，并建立了泰米尔耶稣教会。

与圣多马基督教和新教不同的是，新教崇尚因信称义，他们不鼓吹教皇的权威，认为只要心中有信仰，就可以算作是耶稣基督的信徒。

而基督教认为，所有信徒亲如兄弟姐妹，众生平等。这样亲民的教义，无疑吸引了大量底层民众的加入。

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许多首陀罗或非种姓人群由印度教改宗基督教，

这不仅动摇了种姓制度的宗教基础，还在生活和理念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许多底层民众，这其中就包括喀拉拉邦的非种姓女性。

在基督教的理念中，女性裸露上身是不合礼仪的，这种观点伴随着那些关于平等、福音和死后天国的教义传播到底层女性当中，当地女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应当追求穿衣的权利。

以法理来看，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女性早已脱离印度教体系，她们穿着什么样的衣物，不应当再受到种姓的限制。

但在当时的婆罗门看来，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对他们的挑衅，也是对自身统治的动摇。

自19世纪初穿衣税作为折中的解决办法被提出，直到1865年，时任特拉凡柯尔王公发布声明，解除了针对低种姓妇女的穿衣限制，这其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

在其中起到不可忽视作用的，正是基督教这样的外来力量。

对于底层女性来说，基督教为他们许诺了一个印度教不曾给予的乐土，让她们在心理上摆脱了种姓的桎梏，重新焕发生机。

在教会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的妇女被允许使用一种类似夹克的服装遮挡自己的上身。但这件服饰不能与那雅尔女性的上衣相似，为了与高种姓女性进行区分，她们不被允许像婆罗门那样正常的穿着衣服，只能以特殊的夹克包裹身体。

这样的处理办法无异于掩耳盗铃，并没有真的改善底层女性的困境。

在教会看来，这是妥协的结果，但对于本地的高种姓人群来说，这已经是无法容忍的冒犯。

基督教的传教过程本身就是对种姓制度的动摇，再加上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与印度教截然不同，无论是牛肉、皮鞋还是金属刀叉，都是高种姓深恶痛绝的东西。

改宗教的高种姓人少之又少，基督教与高种姓之间有诸多冲突、摩擦，这些冲突如同火药桶里的炸药，只等着一个火星，就会被引爆。

1822年蒙罗总督发布的“赋予皈依基督教女性遮挡上半身权力”的命令就是那个火星。

D.丹尼尔在《特拉凡柯尔的塔米尔人为身份而斗争》一文中这样记录那场暴力冲突：“在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遮挡住上身的基督教低种姓妇女遭到袭击，她们的夹克被高种姓男子撕碎。”

一场关于穿衣的斗争

这次冲突显然不止波及低种姓女性，在被称为“查纳尔起义”的事件中，暴徒们甚至烧毁了教会的教堂和房屋。

随着基督教与印度教的冲突愈演愈烈，整个南印度掀起了反抗种姓压迫的浪潮，他们鼓动低种姓人群闯入寺庙，争取权力。

作为事件导火索的那些在公开场合羞辱基督教妇女的男性被告上了法庭。

尽管在传教士的干预下，那些人于次年被判刑，但这次的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环境。

一位名叫塞缪尔·玛蒂尔的作家在其著作《慈善之地》一书中记录了几年后的另一件事——1828年，同样是印度法院，一群低种姓基督教妇女被要求在法院外当众脱掉上衣，如果不脱，法院将不允许她们进入。

类似的事情在当时似乎屡见不鲜，在同一本书中，马蒂尔还记录了一位官员的丑恶行径——在内亚亭卡拉市场，众目睽睽之下，这位官员撕开两位低种姓妇女的夹克，把她们绑起来，挂在树上，以此惩罚她们遮掩自己上半身的行为。

但这些行为只会进一步促进对种姓制度的反抗。

1829年，当地王公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基督徒向当地的种姓制度低头，这非但没有制止基督教串联底层民众的行为，还使得基督徒与低种姓印度教徒前所未有的团结在了一起。

他们穿着上衣出入寺庙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出现了低种姓砸毁高种姓店铺的暴力事件。

整个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和印度教就在这样的拉扯当中前进着，这其中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关于一个叫南吉利的女性反抗穿衣税的义举。

按照当地的风俗，税务官员会手持芭蕉叶向民众征收赋税，被收税的人需将应缴纳的钱财放在芭蕉叶中。

无种姓的南吉利根本承担不起庞杂的赋税，因此，在税务官向她举起芭蕉叶时，她用镰刀割下了自己的胸部，将之放到了税务官的芭蕉叶中。

当晚，她就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我们无从得知她这样的行为究竟是出于愤怒的反抗，还是出于绝望。

在她的葬礼上，她的丈夫跳入了为她燃起的柴堆，成为了第一个因穿衣税而死亡的男性。 这个故事在喀拉拉邦流传甚广，激励了许多战斗在反抗种姓压迫第一线的女性，据说在当地还有为纪念她而保留下的旧居。

可惜的是，当地的官方文件中并没有记录这一传说人物，印度土邦又几经变故，除了一些欧洲人写下的书籍外，关于南吉利故事的真伪也无从得知了。

唯有一点可以确定，在那长达半个世纪的抗争中，喀拉拉邦的底层女性是以这样视死如归的心态，为自己争取穿衣的权力。

光明的未来

这场关于穿衣的斗争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总督的介入下，特拉凡柯尔王公先后下达了两次关于“授予低种姓女性穿上衣的权力”的声明，这个惊人的奇葩税目终于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受到穿衣税变动影响的其实远不止底层女性。

在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非种姓妇女不被允许穿着上衣，地位处于中间的那雅尔妇女不被允许在婆罗门面前穿着上衣，而就连处于最高层的婆罗门妇女，也必须在神庙中脱下上衣。

社会的规则将所有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底层妇女斗争的胜利，高种姓妇女也获得了更多的穿衣自由。

这些变化仅仅是喀拉拉邦近现代以来巨大社会变革中微不足道的一点。

伴随着英国殖民印度的脚步，资本主义社会极大的冲击了印度种姓制度划分下各司其职的经济结构，而基督教的传播则消弭了种姓制度的宗教根基。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尽管仍有许多人抱有种姓高低的观念，但无可置疑的是，种姓制度已经逐渐由严苛的等级制度变为一种社群和文化符号。

1957年，喀拉拉邦政府换届选举中，印共马当选并组建政府。

这是印度第一个由选举产生共产党政府的邦，比第二名的西孟加拉邦早了20年。

在此之后，喀拉拉邦的识字率、婴儿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性别比等都逐渐走向较高的水平。

喀拉拉邦的治理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被称为“喀拉拉样板”，在全印度也被视为先进、进步的代名词。

尽管经历过充满压迫与血泪的过去，但在人民群众不懈的努力与抗争之中，喀拉拉邦终究走向了充满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陈晓红. 19世纪英国对印度土邦政策的演变研究[D]. 贵州:贵州师范大学,2017.

[2] 陈贝贝. 当代印度女性社会地位探析[D].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4.

[3] 颜刚威. 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历史溯源[J]. 知与行,2019(3):140-144. DOI:10.3969/j.issn.2096-1308.2019.03.027.

[4] 唐璐,佘勇刚. 印度：为应对肥胖征收“脂肪税”[J]. 中国食品,2016(15):39-39. DOI:10.3969/j.issn.1000-1085.2016.15.014.

[5] 吴晓黎. 种姓、阶级与地位——以南印喀拉拉邦为例[J]. 开放时代,2007(5):122-135. DOI:10.3969/j.issn.1004-2938.2007.05.009.

[6] 杨旭彪. 貌似神离: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及其本土化特点[J]. 贵州社会科学,2016(2):126-130.

[7]憨憨.税收趣闻[J].税收征纳,2013(06):54-55.

[8]张坤. 《摩奴法典》中的种姓制度浅析[J]. 法制博览,2018(24):174. DOI:10.3969/j.issn.2095-4379.2018.24.103.

[9]姚小辛.怪税拾趣[J].税收征纳,2002(07):25.

[10] Kerala's Casteist Breast Tax And The Story Of Nangeli

[11]A struggle for decent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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