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的起源和原理（边疆时空于学斌）

于学斌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著有《乌裕尔河畔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研究》《草原毡帐文化研究》《春节（黑龙江卷）》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

内容摘要：图腾属于信仰文化，有固定内涵。对我国学界而言，它是外来词汇和学术术语，研究中应该遵循其本义，图腾具有族属性，每一图腾物对应着特定的族群，研究图腾必须采用主位法。图腾理论传入中国后对我国学界影响很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发展，根据图腾理论回顾我国图腾研究历史进行评述，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界对中国图腾文化进行了充分研究，遵循了图腾理论的基本要义，学风严谨，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大发展时期却出现了图腾泛化现象，曲解、歪曲图腾概念在考古学、艺术史、造型艺术、民间宗教等研究领域表现最为明显，具体体现是强行贴标签。图腾理论内涵明确，不能泛化、中国化和创新，不能凭研究者的主观想象进行臆测。图腾泛化现象应该加以遏制。

关键词：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泛化

意大利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有关于“图腾”和图腾现象的描述，书中说“印第安人凭界柱上的图腾符号来区别氏族”，“图腾或图腾符号用来代表某某家族。”文中说资料来源于姜·德·莱特（Jan de Laet）所述，说明在维柯之前就有人关注并加以记载图腾了，但是这些记载在学界影响有限。学界普遍认为图腾一词来源英国旅行家John Lang（中文译作朗格或龙格）的著述，1791年John Lang撰著的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译为《印第安旅行记》或《一个印第安译员兼商人的航海探险》）一书中的“totam”一词被学界认可。

图腾崇拜现象虽然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但是称呼不同，仅就澳大利亚土著民族而言，图腾就有Kobong、Murdu、Ngaitye、Mungai或Mungaii等不同称谓。学术界将图腾这一具有地方性的语言确定为国际通用的学术术语，英文通用写法为“totem”，虽然也写作tatam或 dodaimo，但并不普遍。

任何学术术语都有固定的内涵和严格的边界，图腾亦如此。从19世纪下半叶麦克伦南以《论动物和植物崇拜》（1869）、弗雷泽以《图腾主义》(1887)开启图腾研究之后，图腾成为学术热点，涂尔干、H·斯宾塞、E·B·泰勒、博厄斯、A·兰格、F·杰文斯、W·R·史密斯、赖特尔希利德、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威廉·冯特、A·范吉内甫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民俗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们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尽管论述较多，但是在图腾概念和内涵方面并无歧义，专家学者们对图腾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一致的。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我国最初对图腾的应用研究是严谨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遵从了图腾的基本内涵，对其并无歧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图腾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出现乱用、泛化现象，使得内涵非常明确的图腾概念变得模糊起来，由此使得对图腾加以严密界定和学术反思，不仅必要而且非常重要。

一、图腾的内涵：不存在学术争议的界定

图腾一词是北美印第安语ototeman的音转，亲族、我的血亲、种族的意思，最早给图腾下定义的是弗雷泽，他给图腾下的定义是“部落或公社被分成若干群体或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崇的某种自然物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动物、植物和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一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敬。”弗雷泽的图腾概念被学术界认可，在图腾概念和内涵方面，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异议，概括言之，图腾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具有五大要素：

（1）视该种物种为本民族的源头、先祖，或由图腾所生，或由图腾所变，或非性交接触致孕而生。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摩尔根发现，印第安人各个氏族都以某个动物为名并认为自己是该种动物的子孙，氏族的大神也会把这种动物制成人形，A.戈登卫泽认为，把某一动物或者鸟或者任何物件视为自己的祖先。

（2）以亲属称谓中父母辈及以上的称谓称呼该物种，禁止直呼其本名。既然同图腾具有血缘纽带关系，由此确立了人同图腾的亲属关系，那么就不能违背伦理，必须按照亲属称谓制度称呼该图腾。

（3）有相应的神话传说拟制人和该物种的血缘纽带关系，图腾神话传说中，或者人同图腾物有婚姻关系，或者由某种物种变化而来。

（4）禁止猎捕、破坏该物种，“如果它是动物，那么，即禁止杀害它；如果它是植物，那么，即禁止砍伐或者收集它。”既然，将图腾视为自己的同类，那么在生活中不能以同类为食，“他们所信奉的图腾（totam）被设计成某种野兽的形状，因此他们从不杀戮、捕猎或吃该种动物。”弗洛伊德说：“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毁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可以吃它的肉或用任何方法来以之取乐。任何对于这些禁令的违背者，都会自取祸端。”摩尔根发现，在某些印第安部落不吃用之命名本氏族的动物。即便猎捕或者以该物种为食，也要以一定的仪式进行辩解、解释，以此消除违背禁忌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5）该物种死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因为将图腾视为先人，所以要如同对先人死去一样对待图腾，所有的送葬程序同给父母等的送葬程序相同。概念内涵的明确性要求我们在应用过程中必须遵守图腾的本意，不能任意发挥，在界定是否是图腾时就根据这五大要素，以上五大要素只要具备了其中的任一项条件，都可视该物种为图腾，如果五大要素全部具备，则是具备了图腾的所有要素。

由于图腾即为祖先，所以图腾和祖先的祭祀程序基本相同。从发展序列看，威廉·冯特、翦伯赞均认为，先有图腾崇拜，然后才有祖先崇拜，图腾崇拜是祖先崇拜的源头。图腾是善神、保护神，所以对其尊崇和侍奉非常虔诚，每一个氏族成员对图腾物都小心敬奉，以此希望得到图腾的佑护，在生活中形成许多禁忌，不可对图腾或者图腾柱有亵渎、玷污、猥亵之行为。同一图腾群体的男女禁止婚配，即实行族外婚制，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将图腾制度解释为对乱伦本能的压制，所谓的动物图腾实际是被其打败并且分食的父亲的“替代物”。

二、图腾具有族属性：主位法和他者视角

图腾具有族属性，图腾的族属性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图腾物；第二，每一个图腾物一定归属某个特定的群体，图腾不能脱离族群或者民族而单独存在。由此，童年阶段的人类将图腾视为本氏族的徽号，许多氏族就以本氏族的图腾为名，摩尔根发现，美洲各地印第安人所有的氏族没有以人名命名的，都以某种动物或无生物即图腾命名，严复在1913年就发现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就是以图腾作为自己徽帜，并认为这是不同族众加以区别的标志。

图腾之于一个民族有多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族一图腾，第二种情况是一族有多个图腾物。最初图腾物就是该物种本身，可能是动物，如虎、熊、狼、玄鸟、水牛、鸡、猴子等；可能是植物，如彝族视葫芦、苗族视枫树为图腾；可能是虚拟的动物，如汉族视虚拟的龙为图腾；也可能是自然现象，如风、雨、彩虹、闪电等；也可能以天体做图腾，澳大利亚有些民族将太阳和星星视为图腾。

“图腾对象从动物推广到植物，有时甚至是石头和其他无生命的对象上。”在众多图腾物中，以动物为图腾最为普遍，由于以动物为图腾较为普遍，则有必要严格区分图腾崇拜和动物崇拜，动物崇拜仅仅是把某种动物作为神圣物，而图腾不仅仅是神圣物，而且同本族具有血缘联系，被看成本族的亲族、祖先。后来，图腾出现了替代物，以木刻、图画、图腾柱等做为图腾，具有同动物图腾物、植物图腾物、无生物图腾物同样的意义。无论是真实的物种还是符号，对所在群体中的人来说都是神圣的，由此也出现了神圣空间，偶像所在的位置就成为部族神圣的空间，不得有亵渎行为发生。

图腾既然具有族属性，那么，图腾的研究必须以主位的视角进行研究，必须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确认其是否是图腾。作为主位法，就要求研究者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以他者视角审视、理解和阐释其文化，必须放在其原有的文化语境中来解读。图腾信仰是一种观念，而观念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因此仅从表象无法判断是否是图腾物，必须挖掘该族群的内心世界，以他们的主观认定做出最后的判定。所属民族对该物的主观看法是确定是否是图腾的唯一依据，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不能主观臆测，也不能武断，在图腾的认定方面必须强调和确立民族的主体地位。

研究者面对的文化主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文化主体了解图腾的概念，图腾概念和图腾现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北美印第安人。另一种情况则是，文化主体不了解图腾这一学术术语，自身无法判断是否是图腾，由此要求在访谈中不能出现“你们有图腾崇拜吗”之类的访谈问句，而应该按照图腾的内涵找寻与图腾相关的元素。对于无法说话的考古文化如何界定？由于文化主体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无法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无法让古人说话，所以除非明文记载有图腾的元素或者出土物表现出明显的图腾表征如本身呈现出人、物交媾或人、物合体形态，否则不能指认其为图腾。当文化主体不在场或者没有相关表述时，任何的主观推断都要在结论的前面加上“疑似”“可能是”等字样。

三、基于图腾理论的应用研究：20世纪上半叶图腾研究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图腾研究热。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图腾理论传入中国，1913年严复将“totem”音译成“图腾”，图腾便进入中国学术视野，法国倍松所著的《图腾主义》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这本通俗性的小册子由胡愈之翻译成中文，是20世纪上半叶图腾研究的必读物，也是高引读物。用图腾理论视角观照中国历史和社会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尤其恰是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之时，图腾理论的传入也契合了史学界“再造中国古代史和社会史”的这一潮流，许多历史无法解释的、怪诞的问题都利用图腾理论加以阐释。严复将英国甄克思(E.Jenks)所著《社会通诠》翻译成中文时就敏锐地意识到图腾制度存在于我国古代社会，他认为我国古书中所说的闽为蛇种、盘瓠为犬种，其实就是以蛇、犬为图腾的族众。

学者们认为，中国也有图腾，“自传说中之伏牺氏时代以至夏代，皆有图腾信仰之存在。”只不过没有在文献明确标示而已，而“蕴含于神话、传说、图画、雕刻、装饰、器物、文字，……种种之中”，而且认为：“现在我们有了大批的神奇材料，除了图腾主义以外，则解释不通；以图腾主义来研究，则迎刃而解。”所以，图腾传入中国，被视为解决古代社会基本问题的一把钥匙。在20世纪上半叶，如果不了解图腾、不研究图腾便被视为落伍了，学者平时晤谈必谈图腾。开阔了中国学术视野，学界如获至宝，从闻一多留下的手稿《图腾杂考拟目》可以看出，闻一多将图腾研究列入了自己的研究计划。20世纪上半叶图腾理论主要在两个领域加以应用，一是上古史的研究，一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

翻看这一时期的上古史研究成果，图腾研究充斥于各个研究成果中，主要侧重点在古文献中找图腾迹象，跨越历史时空，对我国上古时代的许多神话传说、感生故事、氏族部落、首领等利用图腾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蔡元培认为，古代以龙、火、云、鸟作为官名，以虫、犬、豸、羊作为自己的种属，只有图腾理论才能解释得通，孔令谷认为，感生故事是古代实有图腾制的明证。学界重新审视中国上古史，寻找上古时期的图腾物，顾颉刚认为，禹为大虫，形似蜥蜴，是氏族时代的图腾物。

黄文山认为，盘古、有巢、燧人、伏羲、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均为图腾名，他还认为颜色也是图腾，如皇帝部落以黄色为图腾，殷人以白色为图腾。傅斯年认为，颛顼是秦国图腾，喾是楚国图腾。孙作云撰有多篇文章，认为，蛇为蚩尤部的图腾，燕子(玄鸟)为商人的图腾，熊为周人的图腾，鸱尾、龙、凤都是图腾。闻一多、陈志良认为，华夏民族的图腾是龙。刘节、李玄伯均认为，姓氏来源于图腾，刘节“用事实论证了古代的图腾组织、图腾部族的年代以及古代的族性与图腾崇拜的关系，据此勾划了古代社会发展的轨道，即从图腾社会发展为有姓氏和奴隶社会再发展为初期的封建社会。”

随着氏族分化，随之而带来的是图腾群分化，吕振羽认为，图腾群团分化出子图腾、孙图腾。翦伯赞、吕振羽、马元材等在撰写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的时候也采用了图腾理论，将我国古代的一些神物定性为图腾。

也用图腾理论阐释古器物和古文字，孙作云说：“今考饕餮即蚩尤之图像，其先原为夏民族之图腾标识，其后递降为有辟邪意义之美术花纹。”他认为，饕餮源自“贪”字，象蛇，夏人最初将其作为图腾及先祖加以祭祀，夏朝以后失去图腾的宗教原义，匠人模仿画之，而变为花纹，该花纹具有压胜之用意。

刘节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彝”是指氏族图腾上的器物、“有物有则”中的“物”指图腾上的形象。后来刘节又对这一观点加以补充，认为：“古代的图腾都绘在‘中’形上，这‘中’形，就是古代的旗，也称为‘中旗’。古代也有就以‘中旗’作氏族名称的。”又说：“古代的图腾，都绘在‘亞’形之内，也有简直绘在‘中’形之内。本来，‘亞’字匡廓以内，就是‘中’形。”陈志良从禹字的字形上判断禹的图腾是两条龙，因为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禹的字形都是二虫相交之状。

通过20世纪上半叶学界的解读和阐释，历史上的神话人物、奇异之物、超自然现象、三皇五帝都贴上了图腾的标签。期间，学者之间也存在观点的分歧，如黄文山认为有巢、燧人、神农、轩辕等都是氏族图腾，而王祺认为，有巢、燧人、神农、轩辕之所以能成为氏族名称，是因为他们是巢居、火、农业、车的发明者，以他们命名为氏族名称不过是一种纪念行为而非图腾之名。翦伯赞认为神农氏的图腾为火，而吕振羽则认为神农氏的图腾为神龙，神农氏实际是神龙氏，由图腾名转化为氏族名。

我国少数民族存在图腾崇拜亦不容质疑，有些见于历史典籍、民族志资料中，有些直到近现代仍然活态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学调查中，图腾的调查和研究是重要内容，何联奎、凌纯声分别对畲族调研，依据弗雷泽（凌纯声译为佛来善）的图腾理论，认为畲民的图腾是盘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盘瓠的后代子孙，并拟制了同盘瓠的关系的传说，在祭祖活动中，要祭祀画有盘瓠的祖图，在宗谱之首和祖图之末都记有盘瓠的传说。

陶云逵1931年深入云南省新平县大寨、鲁魁山各寨及部分元江地区各黑夷寨地区调查，证明图腾制在这一地区普遍存在。陈宗祥详述了傈僳族图腾制度的种种表现形式，如禁止烧自家的图腾植物，以图腾为姓，同姓不婚，自称是黑竹子、柏树、姜梓树、羊角树等树种的后人。马学良从倮文经典中发现倮族各氏族名称多以动植物或者自然现象作为氏族的名号和徽帜，结合倮族的神话传说、族外婚制，认定倮族存在图腾制度。

20世纪上半叶的图腾研究都是定性研究，就是给图腾现象贴标签、找归属。总体而言，我国早期学术界前辈在图腾概念运用上均遵循了其本意，他们给予图腾所下的定义是准确的，各个学者所给出的图腾内涵除语言表述上略有差异外大致相同。黄文山认为氏族图腾有六大要素，即以图腾为族名；同一图腾群的男女禁止通婚；认为自己是该图腾的后裔；禁止杀、食、触图腾并禁止直呼之名；图腾是保护神；以图腾物的形貌做成图形或艺术品作为图腾的象征。同时他认为：“动植物崇拜与无生物之神化，却不是图腾文化；因为这些宗教形式在各处都是与图腾文化同时并存。”

岑家梧亦认为图腾具有六大特征，即：共同的生产集团以图腾为名；图腾集团以图腾动物为祖先；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禁止结婚；一切家具、身体之上或绘画或雕刻有图腾形象；禁止杀、伤害图腾物；种种神话传说拟制集团同图腾祖先的渊源。林惠祥认为：“信其族由动物或植物等传下，或与之有密切的关系，以杀或食该动物为禁止。”陶云逵把图腾属性归纳为四个方面，即以某一类动植器物为族称（即姓）；与图腾有一定的关系；遵守禁吃杀食触或呼图腾等禁忌；同图腾人禁止结婚。凌纯声依据弗雷泽图腾概念将图腾要素归纳为五点：以图腾为族名；相信自己是图腾的后裔；禁止杀、食、触或直呼其图腾；将图腾物用艺术或图形表示，是神圣的象征；同图腾群内的人不能婚媾。

马学良研究倮㑩族图腾制度的时候亦遵循的是弗雷泽（他写作“佛雷兹”）的图腾概念。此外，陈志良、卫惠林的图腾概念也大体相同。对概念内涵正确的认识、理解、掌握是正确运用的基础和前提，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术界对图腾理论的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是确保当时学术没有偏离正确的轨道的原因。早期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对中国图腾现象的界定是非常谨慎的，如黄文山并没有贸然将夔、狻、龙、鸿、熊、狸、娥界定为氏族的图腾名，而是使用了一个恰当的词语“疑心”来表述，无法确定的东西存疑是治学所应持有的态度和修养。

四、图腾泛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图腾研究繁荣背后的隐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关于图腾的研究沉寂了十余年，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图腾研究再次进入中国学术视野，成果丰硕，有图腾理论阐述，更多的依然是利用图腾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许多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依然是这一时期学者们讨论的问题。同时，大量的西方文献被译介，推动了中国图腾文化的研究。但是繁荣背后是泡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能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成果的水平都没有超出20世纪上半叶的水平，多数属于重复性研究，甚至出现了倒退。

倒退的具体表现是，违背学术规范的现象凸显出来，图腾泛化现象抬头并逐步蔓延开来，20世纪上半叶虽然也有图腾泛化现象，但是当时的学术风气依然很正，注重实证，任何一个图腾的认定和界定均以可靠的实证资料做依托，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图腾泛化的突出表现是，不以概念为定性标准，凭想当然和武断，有的图腾认定不给理由，有的图腾认定虽给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同图腾概念不吻合。

在考古学界图腾泛化较为严重。出土物中的动物造型、图像、纹饰往往被主观认定为图腾，如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75号墓出土的背壶上的朱绘图案、浙江绍兴出土的战国古越人铜质房屋模型屋顶上塑有大尾鸠的立柱均被认定为图腾柱，辽宁后洼遗址出土的龙、虎、猪、狗等雕刻、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出土的骨雕鹰首、游鱼被认定为图腾。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凡是将出土物界定为图腾的行为都属于缺乏根据的主观臆测，因为我们没法让古人开口说话。

有些出土物本身能给我们提供依据，如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图案认定为图腾有一定的根据，这一造型可以推定蕴含有“鱼生人”的含义，具备图腾的特点。但是绝大多数考古发掘物无法从造型本身找到答案，将其界定为图腾物只能是推论，除了图腾物这种可能性而外，还可能是动物神偶或者仅仅是简单的艺术品。考古学界的图腾泛化现象早有学者提出批评，如张光直早就提醒考古学界要小心使用图腾概念。

在信仰文化研究方面尤其是民间信仰文化研究方面，许多宗教研究者对图腾概念不十分了解，从而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如有人认为故宫内的索伦杆是由图腾柱演变而来，这一观点被多个著述转抄，作者并没有提供立论依据，所以我们无从知晓其何以得出该结论，其实其本意是，索伦杆子是用来支撑锡斗的，锡斗里装的粮食、肉等物供乌鸦吃，因为相传乌鸦曾经救过老罕王努尔哈赤的命，显然这是满族的乌鸦崇拜习俗，索伦杆子及其附近因此成为神圣空间，将乌鸦和索伦杆子定义为图腾、图腾柱是错误的。有人将鱼视为赫哲族的图腾，有人将狗视为满族的图腾，有人将海东青视为肃慎人的图腾，等等，这些均是缺乏论据的主观认定。

在艺术史和造型艺术研究领域，遇有古代的雕刻、绘画等作品时，很多学者就武断地界定为图腾，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举不胜举。这种错误认知和想当然的判断也直接影响了很多人的艺术创作，许多艺术工作者创作出许多图腾形象，如图腾柱、图腾绘画、图腾雕塑、图腾剪纸、图腾脸谱，等等。这些学者还将这些图腾柱、图腾物同某个民族联系在一起，冠之某某族的图腾、某某民族的图腾柱，这种自创的图腾和图腾柱既没有文献的印证、也没有田野调查做依据，完全是无中生有。他们所创造的造型、图案仅仅是一个造型和图案而已，和图腾概念不沾边，所谓的图腾都是他们的杜撰。

分析图腾泛化现象成因，归根结底是缺乏研究，学风浮躁，治学不严谨，对概念不求甚解，乱用名词。李学勤说：“谈图腾的每每是不加思索地接受，不谈图腾的则往往没有考虑便拒斥，真正做详细探究的却很少。”由于缺乏研究，在具体应用时就想当然，不以理论为依据随便贴标签，以错误的认知当做发现和学术观点。

结语

概念是界定事物属性的基本准则，图腾是个专有名词，有其固定的内涵，经典作家们关于图腾的界定是明确的、一致的，中国学术界只能运用和阐释，在运用和阐释过程中必须尊重其原有的含义，而不能任意发挥，只有符合图腾概念才能认作为图腾。

图腾理论传入中国后对我国学界影响很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发展。回顾中国关于图腾问题的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成就最大，也最为规范，图腾泛化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有所显现，如有的学者仅以族徽、族名、姓氏为标准界定图腾，但是这一时期的泛化现象并不普遍，绝大多数学者治学是严谨的，遵循的是学术规范和操守，并没有偏离学术本位，应用研究中中规中矩。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图腾泛化则偏离了学术本位，武断、想当然、臆测、生拉硬扯、强行贴标签是图腾泛化现象的具体体现。

在图腾文化研究方面不能中国化，也不存在学术创新问题，我国民间没有图腾这一概念，但有图腾现象，在图腾理论应用研究过程中不能对图腾的概念加以曲解，应遵循其本意。图腾泛化之风贻害无穷，不仅会给学术界带来混乱，也会在社会上以讹传讹，产生不良的后果，所以必须加以遏制。

【注】文章原载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5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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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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