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00强排名(这份全球百强名单)

2月9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2022年度世界师生比最佳大学排名》这份榜单根据2022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制作而成,共包含了来自30个国家/地区的102所大学,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全球100强排名?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全球100强排名(这份全球百强名单)

全球100强排名

2月9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2022年度世界师生比最佳大学排名》。这份榜单根据2022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制作而成,共包含了来自30个国家/地区的102所大学。

根据榜单显示,在这些拥有最优生师比的大学中,美国与日本的大学占据主导地位,两国共有57所大学上榜。

日本医科大学、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东京慈慧会医科大学以0.9的学生/教职员工比例并列第一名,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多所世界名校也纷纷上榜。

我国3所大学进入该榜单,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第36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68名)、南华大学(第70名),三所大学的学生/教职员工比例分别为5、7.3、7.4。

生师比,高校办学质量的一面镜子

高校生师比通常是是大学在校学生与教师的数量比例,它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体现了学生、教师规模的大小以及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都研究过大学生师比与办学质量间的关系,他们也普遍认同高生师比不利于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

首先,高生师比意味着每位教师所需要教授的学生更多,教学任务随之加重,比如一位教师同时教授三门或更多课程。同时,高生师比的学校,通常会因教师资源有限的情况而采取大班教学的形式教授部分公共课或专业课。这种教学形式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教师难以对每个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师生交流互动困难,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其次,由于高等院校具有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属性以及我国高校现行的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体系中科研成果占据重要地位,大部分高校教师不仅要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还要承担大量的科研工作。高生师比学校的教师往往难以合理分配时间、精力兼顾两项工作。

这样看,似乎低生师比的高校办学效益更高。但这一结论并不绝对,生师比过低会导致教师工作量不足及对教师的使用不充分,制约教师使用效率,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学校办学的社会效益。

我国高校生师比情况

生师比,直接反映的是师生交流频率,也是体现高校对学生关怀程度的关键指标。拥有较低生师比的大学将更有机会创建有利于学生参与和互动的教学环境。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匹配一流师资力量。即使这些数据不能告诉我们讲授者是否周到、热情,他们反馈邮件和批改作业的时间有多长,或者他们与学生的关系如何,但是更多教师肯定是营造高互动频率、参与度和学术支持的教学环境的良好基础。

就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或地区高校的生师比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生师比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我国有学者曾研究了国内外数十所顶尖大学的生师比数据,发现国外顶尖高校的生师比基本在2~8的范围内,而我国顶尖高校的生师比则普遍在12~14。

而如果将范围扩大至我国全体高校,国内外大学的生师比差异就更大了。根据去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为18.37:1,其中,本科院校17.51:1,高职(专科)院校20.28:1。并且,自2004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出台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师比不高于18的规定后,我国高校生师比已多年稳定在17~18左右。

对于国内外一流大学师生比差距较大的现象,有学者建议,虽然要求我国高校普遍大幅度降低生师比并不现实,但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目标的高校依然需要努力向世界看齐,降低生师比。

存在争议的生师比

生师比是反映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良好的生师比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一个部分,它可以被看作学生成就的预报器,同时也是资源规划的工具和参考基准。但它是否真的能测量教育质量?随着办学质量评定对其的广泛使用,关于它的争议也愈演愈烈。

对于过度依赖生师比数据的情况,每年负责出版英国大学指南的《卫报》曾提出严重警告:生师比只考虑到那些承诺会花大量时间从事教学工作的教职员工,而将那些被归类为研究人员但其实也会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排除在外。该报认为,简单的生师比并不能精确地反映教学强度,并且也不能揭示谁在从事教学,是世界知名教授还是研究生助教。

英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高级研究人员史蒂芬·考特认为,尽管生师比是传统意义上衡量资源管理充分性(如教师可用性)的关键措施,但它其实可能是一个误导指标,该比例并不能与质量或者联系时间直接相关联。“他们设想的是典型学者的所有时间都用来进行教学,但其实这部分时间还会用于参与研究和其他活动。并且,这些教师的时间还会因为学科、大学不同而存在差异,即便是相同学科的不同阶段,这样的差异也依然存在。”

在缺少可用数据的情况之下,考特教授认为,“生师比可以作为粗略的和现成的衡量教职员工充分性以及该校教师能够给予研究及对其学生关注程度的衡量标准。”盖尔·麦克唐纳教授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管理学院终生会士,她认为高校面临着通过提高生师比来提升高校产出的压力,尽管生师比同样也被看作质量的保障。她认为生师比是较不稳定的构想,因为它不一定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积极或消极产出相关联。

此外,对于过度依赖生师比数据,她还提出了担忧,例如:

● 大学需要更精确的内部数据来计算生师比及不同定义下的该比例。

● 因为学者与普通教职员工之比不会因为生师比太高而增加。从某方面来说,普通教职员工的工作量可能会过多,教学工作开始依赖非正式员工或以委托的形式进行。

● 基础建设面临更多压力,因为大学可能无法容纳更多新员工。

因此,麦克唐纳教授提出了一些建议:

● 确定恰当的生师比定义。

● 根据不同学科优化生师比。

● 大学应该致力于降低生师比,释放教职员工的时间,以使其与学生互动,让其参与质量评估、进行反馈,等等。

● 让数据更准确,因为生师比的统计方式有很多种,而这主要取决于被统计的教职员工类别和包括的学生。

来源:麦可思研究整理自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教育部、江苏高教、商丘师范学院学报、麦可思研究等,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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