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

多年以来，以同盟会为革命中枢的革命党人，大多奉行“边陲起义”的策略，对于地处帝国中部的武昌，并不被同盟会高层所重视。

这样一种偏重华南，尤其是两广，而忽视其它地区的革命策略，在同盟会内部也颇受争议。

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革命处境之下，两广边陲地带便于武器运输，又临近香港、澳门，便于起义人员聚散，同时远离清廷统治中心，防备力量相对薄弱，起义易于获得成功。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华南为中国侨乡，有大批从华南一带出去的华侨分布在南洋，在这一带发动起义更容易获得这些华侨们的支持，从而易于募集革命经费。

从以上来看，这一“边陲起义”的策略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革命的现实却并没有让同盟会看到这一策略有成功的希望。尤其是当精心筹备，且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之后，不仅巨额的华侨捐款打了水漂，而且党人精英也牺牲惨重。

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

这让同盟会内部对“边陲起义”策略的不满再度高涨，不满的情绪渐渐集中到了身为广东人的孙中山身上。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无疑对这次起义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面对党内汹涌而来的责难之声，他既对起义中牺牲的同志感到极大的悲痛，又深感自己不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和信任。

在出走美国之后，孙中山一度颇为消沉，对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会务几乎放任不理，而且还对党内同志声称，经此一败，五年之内不敢再言起义。

黄兴也因在起义中负伤，断了两根手指，逃亡香港之后，眼看再次起义近期无望，遂不得不静心养伤。

这两大革命领袖都颇为心灰意冷，对革命成功的信心也跌倒谷底，从而导致人心涣散，会务也几乎陷入停顿。

湖南革命党人谭人凤对于东京本部会务涣散非常着急，要求总理孙中山进行整顿，但孙中山先前虽然答应，后来却不辞而别，为此谭人凤对孙中山大为不满。

在一次与胡汉民的激烈冲突中，谭人凤曾愤愤地说道：

“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话说得已经相当露骨，几乎快撕破脸面了。

宋教仁（左）与谭人凤（右）

既然总理不理会务，谭人凤于是联络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人自行整理，并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设本部于上海，设分会于苏、皖、湘、鄂、川各省。

从本部及分会的设置地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的重心放在了沿长江流域的中部省份，而这正是之前革命所忽视的地方。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还发布了“成立宣言”和“总会章程”两份文件。

在宣言中力陈此前革命之缺点，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廖落。”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

这明显是在批评此前同盟会在孙中山的总理之下，革命计划缺乏充分讨论，唯总理独断，以致内部纷争不断；革命组织缺乏切实整理，唯起义独重，以致党员四处离散。

谭、宋二人身为同盟会元老级会员，对于同盟会此前革命之缺点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絮。

对于孙中山、黄兴依靠华侨捐款，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发动华南起义的方式，同盟会中部总会同样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甚至还表达了对广州黄花岗起义主事诸人处置善后的不满。

在这一通大肆批评之后，宣言接着写道：“返沪诸同志，迫之于情不能自己，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看到这里，似乎感觉谭、宋等人要脱离同盟会，另组一支队伍单干的意味。

但是宣言中又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明确地表示出中部总会仍然隶属同盟会大系统之内，承认其地位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

是“分部”，还是“分裂”？这里面暗藏玄机

但是这其中隐隐有些让人颇为费解之处。

首先，在名称上冠以“总会”，并下设多个“分会”，已俨然是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形态，不然，难道在“总会”之上还有一个“总总会”？如果承认“奉东京本部为主体”，那么就应该依照已有的“南部分会”一样，称为“中部分会”，岂不是更合情合理？

其二，如果自认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而同盟会成立之初早已定有革命的宣言、宗旨、纲领、组织章程等，那么一个新分部组织的成立，何来又另发布一份宣言和会员章程？

在其会员章程中，规定其会长、总务干事均的任免由本会会员选举产生，并未提及可由东京本部任命。然而，在其分会章程一节中，对于分会会长，虽由分会会员自行选举，但却附上了这样一句：“有认为必要时，得由总务会指认。”何以出现如此双重标准呢？

其三，中部总会的成立并没有经过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任何组织程序，一些同盟会会员不经本部任何决议，就自行组织成立一个分部，还冠以“总会”之名，这将东京本部置于何地？将组织程序置于何地？将总理又置于何地？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面对以上三点疑问，再综观同盟会内部的纷争，似乎只能得到如下合理的解释。

谭、宋等人为了扭转同盟会的革命策略，再依靠以孙、黄为中心的现有同盟会组织来实现革命策略的转变已颇为无望。

于是他们决定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抛弃“边陲起义”的革命策略，实施以运动策划中部省份发动起义的革命策略。

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在实际上脱离同盟会东京本部而独立运作，但是在名义上还是打出了同盟会的招牌，承认自己仍然隶属于同盟会这面革命大旗之下。

之所以还要继续举起同盟会这面旗，自然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 一是同盟会这么多年的舍身起义，已经被革命淬炼成一块金字招牌，在国内各路各派革命力量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举起这面旗子有助于号召党人。

• 二是虽然对孙中山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得顾及总理的脸面，毕竟孙中山率先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号，十多年如一日，声望和资历无人能及，至少在名义上还是遥戴他为革命的“共主”。

• 三是从更为实际上的考虑，孙中山控制着一个革命的命脉，那就是经费来源管道。谭、宋等人心里也明白，此后国内的革命运动还是得多多少少仰仗孙中山从海外募集到的钱。

宋教仁手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但不管怎么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不可避免地让东京本部进一步空心化，并在实际上造成了分裂的事实。

谭、宋吸取了之前革命失败的教训，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革命策略，将重点放在沿长江流域诸省，尤其是把首义之期望寄托于湖北，并且摈弃军事冒险主义，主张扎实运作，积蓄力量，等候时机，宁缓勿败。

至此，同盟会以中部总会之名，将革命策划指挥的中心从东京转移到了上海，革命的策略也实现了重要的调整，湖北武昌开始进入到了同盟会高层的关注视野，并一举成为此后整个革命策略的重点。

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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