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民俗散文（汪曾祺全集主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再版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散文风味别致、雅俗共赏，俘获了几代读者。1月10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首发式。会上，这套精心编纂八年的文集，被著名学者孙郁评价为继《鲁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全集，而汪曾祺也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当代作家。

孙郁评价道：

“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东西召唤出来，成为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充满了智性。在审美方面，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和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具现代性的表达，打通古今。读他的文字，会想到从六朝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气脉，他把这种气脉衔接下来，在世俗社会里发现美，又超越世俗。”

《汪曾祺全集（全十二卷）》，汪曾祺著，季红真/刘伟等编，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

其实早在1998年，也即汪曾祺去世后的一年，就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8卷本《汪曾祺全集》，但由于匆促上马，这套全集的体例和分类不精，错漏不少，有大量佚文未被收入。而这套新版全集，由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季红真领衔主编，收入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其中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400多万字。

小说、散文、剧作、诗歌等各门类都有新发现的佚文收入，其中不少篇章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更有首次发表的手稿，以及新征集到的大批书信。此外，全集不仅收入了汪曾祺创作的作品，也收入了他加工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以及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

在编订之初，全集编委会就确立了“回到原典”的宗旨，全集中的文学作品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以手稿和油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力争打造一套可供珍藏的善本。

阅读和研究汪曾祺作品四十年，季红真自称被汪曾祺的作品诱惑到痴迷。她以评论家的眼光揭橥汪曾祺作品的源头，认为汪曾祺接续了魏晋时期志人的文学传统，又与现当代文学中的诸种传统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难以被模仿的风格，从而造就了其经典地位。

季红真，1955年2月出生，著有文学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众神的肖像》《世纪性别》《萧红传》等。《汪曾祺全集》主编。

与汪曾祺作品结缘四十载

新京报：你阅读和研究汪曾祺的作品长达四十年，达到痴迷的程度，能否谈一下与汪曾祺作品结缘的过程？为何会被其吸引？

季红真：第一次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在大学期间，大约1980年读到《受戒》，当时大吃一惊，人都傻掉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不知道它是怎么冒出来的。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那时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都是被封杀的，能读到的只有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作品，而汪曾祺的风格与他们截然不同，我很快就被其吸引。

1982年，我到北京大学读当代文学硕士，我的导师谢冕先生为了给学生们创造机会，推荐我们参加北京作协主办的北京作家研讨会。主办部门事先寄来了所有作家的作品篇目，让每个人专题研究其中一位，我立即把汪先生的篇目抢了过来。一开始，谢先生希望我做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女作家的研究，但他很民主，看我选择了汪先生，也不再勉强。

研讨会是在西长安街六号北京作协的会议室内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汪先生，和他进行了唯一一次长谈，不超过半个钟头。当时问到他作品的题材，知道小说里的药店是他家开的，谈到对他作品的理解，深得他的激赏。以后又见过两三次，都是在公务场合，匆忙之中没有交流。在那次会议正式发言讨论的时候，有人引我文章中一个中性的小观点，对汪先生进行了不甚友好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争论，汪先生很激动地说，“我写的只是我的一些朋友。”也有其他的批评家奋起反击。我有些尴尬，好像成了肇事者，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以为汪先生会因此生气。回到学校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第一本书《邂逅集》的孤本，自是心情平复，这使我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纵深感。

回家和父亲说起，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爱好者，听到汪先生的名字立即说，这是个老作家，上世纪40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所以，我家两代人都是汪曾祺的读者，这是我和汪先生的前缘。回到学校，我就去查找《文艺复兴》，北大图书馆有这份刊物，但是不全，我在仅有的几期中查到了《小学校的钟声》，对汪先生作品的文献整理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发言稿修改之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他的发言，他称赞了我的工作，消息传到学校也受到其他老师的表扬，以为我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汪先生，践行了乐黛云先生的理论主张，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是从外校考进来的，对于北大的诸多老师及其学术思想都不甚了了，我只是从作品出发谈自己的发现。此后，又写了几篇关于汪曾祺先生的研究论文，都比较幼稚，但都是从同一角度出发，运用古典文论解读。

上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上海。

新京报：此后是否与汪曾祺先生有过进一步接触？为何会参与主持《汪曾祺全集》的编纂工作？

季红真：毕业后，我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汪先生的朋友，听到不少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他的声誉也日益高涨，红遍两岸三地，乃至国外，大有说华语处即有汪曾祺读者的态势。我则陷入工作与家事的琐碎，加上海内外研究者蜂起，自然被边缘化，只能远远地关注他的文学活动。汪曾祺先生去世一年后的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汪曾祺全集》，汪老的家人送了我一套。不久后，还寄来了印刷精美的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是家人搜集家中他遗存的书画作品，用全集的稿费印制送朋友的，我有此殊荣自是得意。

由于资料的丰富，新世纪我又写了几篇论文，受到同窗旧友的赞赏鼓励，萌生了写一本研究专著的愿望。2005年，我调到沈阳师范大学，专门给研究生开一门课，两年一轮，为的是让我所有的学生都能修到这门课，题目就叫“汪曾祺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授人以渔，以他为个案，探讨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工作性质与条件的改善，使我得以比较专注地细读他的文章，并着手写汪曾祺的传记。这期间，我不断追踪和发现各种相关资料，包括汪先生的佚文、他人的回忆资料、传记资料等等，同时感到8卷本全集的简陋，知道出版社没有加印的计划，版权已经过期，便动议编一套严谨的全集，得到前辈师友的鼓励与学术规范的指点，但一直没有着落。

直到2009年“五四”纪念会上，在北大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郭娟，向她提起，她也热心，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她回去就向社领导汇报，出版社很快立项，在出版集团顺利申请到专项出版基金，开始征集佚文、协商版权、请各路专家研讨编辑方针，启动这套书的编纂工作。消息传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又有不少学人主动加入，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时、地利、人和，才会有这部全集的最终出版。

八年时间重新打造汪曾祺原典

新京报：汪曾祺写过小说、散文、京剧、游记、文学评论、新旧体诗多种文体的作品，你最钟爱哪一类？在你看来，汪曾祺作品有哪些突出特点？

季红真：我喜欢的是他的文字，一看他的文字就觉得过瘾，他是语言的大师，而且适应了现代文化转型，成功地自然过渡古汉语与现代书面语，民间口语和方言行话等源头深广，诗文传统与白话传统浑然一体，又根据题材而富于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我们专业读者是有职业病的，对有解读难度的作品，才会特别感兴趣。如果一篇作品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可阐释的空间，就不想研究它。

汪曾祺的作品看似平淡，但研究起来很有意思，比如说《受戒》实际上是一篇游记性质的小说，不期而遇的邂逅中要从释名开始，其中就包括了文化史的丰富内容。《大淖记事》是笔记体小说，但它是一个隐含着民族志的微型方志，所以要从命名开始，和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起始一样，但他命名的过程比鲁迅漫长，经历了半生的寻找。鲁迅找不到固定语义的汉字，只好用拉丁字母的语音标识，汪曾祺找到了相宜的汉字，而且是在反复比较之后的情感选择。这其中呈现的是“五四”一代与上世纪40年代知识者知识谱系的差异，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之后两代人的对话，而且是在继承中矫正式的对话。

新京报：编纂这套全集花费了8年时间，编委会总的方针是什么？遇到的最大困难又是什么？

季红真：总的方针是要还原历史、返归原典，对历史负责，对作家负责，也对后人负责。对于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最大的苦恼是看不到原典，能接触到的都是经过编辑删减甚至篡改的文字，比如，我撰写《萧红全传》时，就发现《生死场》里的性描写被全部删掉了，这是由于政治文化的禁忌。

上世纪90年代，汪曾祺在高邮。

还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史事件是汉语的规范化运动，我们是规范化的产儿，和以往的学者最大的差距就是语言文字的难度，繁体字变简体字，有很多字因此产生歧义，也给语义的辨识带来困难，《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定导致一些句式被修改；还有的时候会出现方言与风俗的差异导致编辑改错的情况，加上印刷质量的问题、手民误植都可能存在错误。所以，编委会集体的意向是这套书要还原历史、返归原典，严格执行国际通例的规程，统一底本，以初发的报刊为底本，钩沉辑佚时要严格考辩真伪，因此，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搜集资料，认真整理文献。

因为汪先生会用笔名发表文章，还有人模仿汪先生的笔法写作，所以需要对一些文章的真伪进行考辨。有时候，为了考证一篇文章的真实性，要经多方论证。比如，有一篇小说疑似汪先生的作品，写的是疗养院的事，但汪朝

（汪曾祺女儿）

说，“我爸写的场景、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一辈子都没有住过疗养院，所以这篇文章肯定不是他的。”我一看也觉得不是，因为汪先生的语言是像水一样流淌出来的，那篇文章的模仿痕迹太重，好像水过之后留下的印痕。

新京报：用笔名写的文章如何考证？

季红真：汪先生要给读者“猜谜”，有时会故意起个特别生僻的、从来没用过的笔名。比如，用生僻的字眼命名寻常的物种，那么，就得对照他写作的年代，考察他的传记资料，再去判断这篇作品是不是他的，尤其是诗歌，有很多都是用笔名发表的。

比如，他有一首诗用了一个很怪的笔名，虽然和他的名字的音素还有交叉，但已属音变。是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诗歌《蒲桃》，“蒲桃”是“葡萄”的别称，当时没有严格统一名称，他故意用生僻的概念“蒲桃”，是为了掩人耳目。对照他的生平资料，才确认这首诗是他写给昔日江阴情人的，诗里有很多特别私人化的、只可能是情侣之间知道的场景，里面的遣词造句与汪曾祺的笔法都很像，回环复沓的情感节奏，也符合青年人惆怅的情怀。

汪曾祺在江阴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她光顾水果店，他后来有一篇文章写江阴的水果店，实际上就是对那段恋情的回忆，但后来分手了。我估计他是听到她订婚或出嫁的消息，于是写了这首诗，既是告别，也是祝福。《大公报》是发行非常广泛的一张报纸，这个女孩子肯定也有看报的习惯，他估计她能够看到，所以写了这首诗。

汪曾祺绘画作品。

一个集结多种文学传统的文体家

新京报：孙郁先生评价汪曾祺为1949年之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是否同意？你如何评价汪曾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季红真：汪曾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枢纽式

（或轴心式）

人物。孙郁对汪曾祺的很多称赞，比如“魏晋遗风”之类，都是承袭鲁迅等人的，“五四”时期的作家都喜欢魏晋文章，鲁迅有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汪曾祺确实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但经历过当代历史以后，他对鲁迅是有质疑和校正的。鲁迅的小说继承了诗文传统，而汪曾祺是直接回到中国小说的源头。在小说之前的叙事文体是神话、官方文献与史传等，小说起源于魏晋时期志人和志怪两种源头，当代有两位很了不起的作家，汪曾祺衔接起了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而莫言回归到干宝《搜神记》开启的志怪传统。

汪曾祺的写作实际做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疏浚工作，回到古老的源头，使小说从庙堂回到民间，让小说的民间性、世俗性和边缘性得到充分的美的表达，同时又以儒家诗教为本，兼容佛老，让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自然地过渡，白话传统和诗文传统交汇。这跟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业有关，他的师友里既有古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也有英语翻译家，更有沈从文这样的新体文专家和昆曲名票等。

他长期在剧团工作，能够在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之间发现一条自然衔接的通道，这也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文学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如果对语言没有自觉，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汪曾祺对自己的母语有高度的感悟，写过多篇谈汉语特征的文章在国内外讲演，写作是这种感悟的创造性体现，将继承和创新高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孙郁的评价并不为过。

新京报：除古代志人传统外，在现当代作家中，还有哪些人对汪曾祺的影响比较大？

季红真：在汪曾祺身上，融会贯通了很多个传统，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和当代传统都有体现。他曾受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影响，后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和赵树理、老舍都很熟悉。他过去和农民接触不多，赵树理对他的影响是启发他写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老舍写底层市民也是京派的传统，所以当代的传统他也有吸收。他也吸收了革命文学的传统，比如他的《大淖记事》和孙犁的《荷花淀纪事》光从题目上就很像，都是笔记体的变异。

他确实是一个有高度自觉的文体家，除了对传统文体的变通，对“五四”以后域外引进的新文体，比如童话和科学小品也都有自觉的习得，因此可以做到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亦今亦古、亦中亦西，各体兼备，又自成一家。文体的自觉是和语言的自觉密切纠结，文体依赖于语体，他的散文几乎应用了各种文章体式，这从书名中就能体现出来，比如《塔上随笔》《旅食集》等。我觉得，汪曾祺是一个游吟的诗人，他的作品是文化史上的绝唱。

新京报：文学评论界经常拿汪曾祺跟他的老师沈从文作比较，你觉得他们两人在写作风格上有哪些异同？

季红真：抒情性、风俗化、重视民间文化、关注民族精神，这些方面都是一样的。沈从文说，要让读者知道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之处，以及现在的堕落之处；而汪曾祺写的很多内容都来自民间，在经历了大破坏和大混乱之后，到民间社会中去发现古老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礼失求诸野”。

魏晋的志人传统是受佛教影响，而汪曾祺的美学思想是以儒家为本，兼容佛老。他的作品看起来平淡，其实文化含量非常之大。我说他是空前绝后，真是不为过，因为在大的历史转型之后，他所经历的那种民间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在文化史上中断了，因而，他是一个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的作家。

上世纪60年代初，汪曾祺和家人在公园合影。

用文学捍卫母语尊严，抵抗文化溃败

新京报：你刚才说“承前启后”，他影响了后来的哪些作家或风格流派？他之后的作家，有谁跟他比较接近？

季红真：知青作家群发动的寻根运动，主要是受他的启发。比如，韩少功探讨“文学的根”，强调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创作，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汪曾祺是一致的。寻根文学的主体是知青作家，经历了对中西翻译文学的广泛借鉴之后，美学的焦虑缓解在对民族文化的回望中，寻根宣言与汪先生发表《回到民族传统 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谈前后相差三年，他的启发作用显而易见。

在艺术思维大踏步向传统回归的趋向方面，最接近汪先生的就是莫言，尽管路径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有早年乡土生活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的情感记忆，都是乡土之子。莫言占了志怪这一头，以民间泛神信仰的神话思维为本，以富于浪漫想像的传奇为母本，吸收各种中外文体，也是回归传统之后的创新，也在疏浚着民族精神的河道。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他们都以对民族语言的天才运用捍卫了母语的尊严。

新京报：莫言是否有受到过汪曾祺的影响？作为志人和志怪两种传统的继承人，他们是否有殊途同归之处？

季红真：在我的印象中，莫言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过汪曾祺，他最早是在保定的文学刊物《莲池》上发小说，那里是荷花淀派的发源地与大本营，他受孙犁的影响很明显，这跟汪曾祺的文化背景有交集。如果汪曾祺对他有影响，那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浑融的影响，比如儿童视角、童话的文体。当然，后来莫言越走越远，逐渐脱离了京派美学的理念，接近更前卫的世界美学潮流，比如身体叙事、生态美学，等等。

莫言晚近开始写笔记体的小说，倒可以说和汪曾祺殊途同归。其实，汪曾祺晚年也写具有神话意味的作品，改写了不少《聊斋志异》等古代的神怪作品，也可以说和莫言殊途同归。或者说，一个时代整体的美学潮流对他们有共同的影响，使他们在文体上有交集。但总的来说，他们属于大文化背景中不同的小传统，差异性大于相似性。

他们一个是文人传统，一个是民间传统；一个长于写江南水乡的市民，一个长于写北方的农民；一个以民族的文化史记忆为基本视角，一个以广义的世界史为背景；一个以儒为本，严谨写实追求和谐，不语乱力怪神，一个以老庄为源头，天马行空、汪洋恣肆，质疑文明；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进行时；一雅一俗，交相辉映，错落叠加，整体记录了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民族集体的心灵感受。他们的知识谱系不一样，但抵抗文化溃败的努力是一样的。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编辑：西西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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