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历史贡献（专制皇权的倚天剑）

炽热的强汉（9）主笔：闲乐生朱晖

七国之乱后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50年的二月初六，汉景帝刘启晋升周亚夫为丞相，并下诏废除了太尉一职，将其职事并入丞相府。所以在景帝一朝，周亚夫乃军政双料首脑，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不多见。

忆当初，周勃平诸吕之乱，看今日，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周家两次将大汉刘氏的江山社稷从危亡边缘挽救了回来。景帝没法儿不重用周亚夫，否则满朝文武都不答应啊！

景帝很早就立了太子，那就是长子刘荣。但后来由于小人的挑拨，无非是后宫女人争风吃醋之类，刘启慢慢开始不喜欢刘荣的母亲栗姬，觉得此等人不可母仪天下，于是便嚷嚷着要废掉刘荣，改立太子。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家天下。坚持与贯彻嫡长子继承制，对于稳定国家政局非常重要。现在汉景帝刘启竟想废长立幼，丞相周亚夫与太子太傅窦婴这两位朝廷重臣当然坚决反对，都说太子无过，今无故废之，乱国之始也！

当初平七国之乱，条侯周亚夫与魏其侯窦婴居功至伟，朝野皆仰望其威，每遇朝廷会议大事，必推二人居首，公卿莫敢与之抗礼，刘启亦对二人甚为倚重。但是这一次，刘启真火了：老子是皇帝，想让谁当接班人就让谁当接班人，还轮不到你们插嘴！

皇帝认为天下是他一家的，但周亚夫与窦婴却认为天下是大家的，立储当然那也要听大家的，不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于是就在朝廷上据理力争，争得面红耳赤，君臣不欢而散。

太子刘荣最终还是被废了，贬为临江王，等于是变相的发配南方了。栗姬在京居住的所有亲属，也一律被逮捕处死。念及当时的中尉卫绾是个忠厚长者，刘启怕他心软，竟然先免了卫绾，然后改派了一个外号“苍鹰”的酷吏郅都担任中尉（注1），负责捕杀栗氏一族。连番打击之下，栗姬忧愤抑郁而死，倒算是省了刘启的事儿。而反对废长立幼的周亚夫与窦婴，特别是身份敏感的太子太傅窦婴，也因此渐渐被景帝疏远了。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公元前150年四月十九日，刘启改立皇十子刘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的母亲王娡也被封为皇后，是为王皇后。

有史以来，汉景帝是第一个废立太子而未让政局产生动荡的帝王（周幽王、晋献公、赵武灵王等都是此前的失败例子），这说明汉帝国的皇权已大为伸张，专制代替贵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又过了两年，废太子刘荣因为侵占宗庙用地而得罪（注2），景帝将他召来长安问罪，可刘荣刚上车，马车的车轴就断了，还好当时路还平整，刘荣没被摔死。看到这一幕，临江国的百姓就知道自己的国王回不来了，王车都有专人保养，哪里那么容易坏，怕不是有人提前动了手脚吧!

刘荣来到长安后，立刻就被下了狱，交给中尉郅都审理。这就不对劲了，因为按照汉代的制度，像刘荣这样的皇亲宗室犯罪，理应由主管宗室事务的宗正来处理，根本用不着到司法机关去交代问题。何况这郅都还是有名的酷吏，手段一级棒！汉景帝的态度再明显不过。刘荣无奈，只得自杀谢罪。其实这罪根本不算啥，当初晁错也干过，还被其政敌丞相申屠嘉告发，但由于景帝刻意庇护，最终连个屁事都没有。这刘荣还是亲儿子，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太黑了。

看来，宫廷争斗，就没得任何亲情可讲。所走的法律程序，也只不过是张煞有介事的遮羞布，为政治迫害装装样子罢了（注3）。

事已至此，窦婴的心冷了，血也凉了，于是他交上辞职书，说自己病了，不堪在朝为官，请求退休回封地。刘启答应了。

其实在刘荣被废而与刘彻未立的这段空档期，汉宫之中还上演着另一出夺储的狗血剧情。不过这次剧情的主演，不是那些后宫妒妇，而是梁王刘武。

我们都知道，梁王刘武是景帝刘启的唯一同母弟，深受太后与刘启宠爱，再加上平七国之乱时立有大功，多种因素相加，刘武渐渐便有了夺储的心思。

刘武并不是孤军奋战的，他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窦太后，老人家对幼子的喜爱常常是毫无原则的，而汉初时太后说话有很有分量，这亦是刘启不得不多加考虑的问题。

但这仍然是不合规矩的，父死子继，嫡长子继承，这是经过千年历史检验的成熟政治制度。一个朝代若是继承制混乱，一下子废长立幼，一下子兄终弟及，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皇室内争、互相残杀、又不知要死多少人。

所以周亚夫再次跳了出来，坚决反对。不仅周亚夫，另一位汉初名臣袁盎也跳了出来，反对的比周亚夫还要激烈，并且还串联了十几个大臣跟刘武作对，刘启这次被说动了，关键是他也想把皇位留给儿子，不舍得留给弟弟。

刘武气坏了，一时冲动，便起了杀机。

周亚夫天下名将，威名赫赫，刘武当然不敢动。但是其他文臣，手无缚鸡之力，杀他们还不跟玩儿一样。于是刘武派出刺客，竟将袁盎等十几个反对的大臣尽数暗杀（注4）。

一口气杀了十几个大臣，这下子刘武可捅了马蜂窝了。景帝命令彻查到底，结果一查竟查到了刘武的身上，刘武这才慌了神，赶紧把手下的狗头军师推出来杀了顶罪，然后又派人去长安找到王皇后的弟弟王信，托他帮忙说情。

其实摊上这事儿刘启也很头痛。现在太后为了刘武日夜哭泣，甚至还闹起了绝食，自己要是真的依法处置，这恐怕会担上个不孝的罪名。而王信作为争储斗争的胜利者一方，他都前来说情，这就给景帝了一个很好的台阶下，再加上派去办案的官员已经非常机灵的伪造火灾将所有杀人证据都销毁了，景帝便正好顺水推舟，托词一切都是梁王手下所为，竟然免去了刘武的全部罪责。袁盎等十几个大臣，等于白死了。

周亚夫闻信，犟脾气又上来了，竟上书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陛下用法，因人而有轻重，此失信于民，失信于天下也！”

刘启根本不理周亚夫，任它舆情喧天，我自岿然不动。梁王还是梁王，除了储君之位彻底没戏外，其他待遇一切如常。

窦太后闻信，转悲为喜，一开心，便决定报答王信这个说情的“有功之臣”，让刘启封他为侯。

刘启为难了，要给这外戚封侯，是一件极为敏感之事，当年吕氏乱政，已足以让后人引以为鉴。

窦太后眼睛虽瞎，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她知道刘启在为难什么，于是大怒道：“人主行事，各因其时，何必拘守成法？。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封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必速封王信！”

窦长君是窦太后的哥哥，当初文帝在位时就没封他为侯，时间一长，竟给拖死了。景帝即位后，便封了他儿子窦彭祖为侯。这件事儿一直是窦太后心里的疙瘩，想起来就恨，她现在逼刘启给王信封侯，也有点替窦长君打抱不平的意思，这种遗憾不能重演。

刘启于是答应了，但过程还得走走，也就是要跟周亚夫商量一下，如前所述，汉朝时丞相的权力很大，乃至可以“封驳诏书”让皇帝收回成命，何况，周亚夫可是文帝亲封的顾命大臣，重铸帝国统一的盖世功臣，他的态度足以左右大局。

想也不用想，周亚夫肯定是反对的。

这个王信，除了嗜酒如命，啥正事儿也不会干，只懂得吹牛拍马讨好梁王太好，如此阿谀枉法之佞臣，还要封他做侯，开什么国际玩笑！想那周亚夫多少旧部（如李广），一生征战，老死军旅，都不一定能混个封侯。而外戚们半点功劳没有，只靠些裙带关系，居然就可以封妻荫子，一家人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

周亚夫的政治理念，从来就是反对外戚封侯与擅权的。当初吕氏就是大封诸吕，弄得天下大乱，搞得周勃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平定。如今诸吕没了，汉朝的外戚制度仍然没有任何改观，这一帮子皇亲国戚，除了争权夺利鱼肉百姓他们还会干啥，凭什么一人得道就鸡犬升天？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这将那些为国家浴血拼杀的将士们置于何地？

结果理所当然的，周亚夫对此严词反对，还搬出刘邦来说话：“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

当初，刘邦也是怕外戚擅权，所以才与列侯杀白马以约，提出这条军功封侯的规矩，不过吕氏连异姓封王的规矩都能打破，如今只不过想封个侯而已，以为可以通融，没想到周亚夫还是把这老祖宗给抬出来压人了，如此不仅景帝没话说，连窦太后王皇后一干人等也只能全闭了嘴，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否则按规矩她窦家的窦彭祖、窦广国也不该封侯，事情要闹大了周亚夫也一并反对就遭了（注5）。

身在蓝田隐居的窦婴闻听此事，不禁摇头太息：周亚夫啊周亚夫，你还嫌自己得罪的人不够多么？从前那些就不提了，只这一次，你就把太后、皇后那边的所有外戚全得罪了个光，你这个丞相还能当多久，我深深怀疑。

周亚夫做事从来是个实干家，做人则最紧要宗旨二字。他做将军，便要做真将军，做宰相，便要做真宰相，妥协与退让，不是他的风格。虽然他很清楚，这样会给他带来麻烦，相师许负所言牢狱之灾与饿死之祸，未必就是危言耸听，但是没办法，他生就了这么一个臭脾气，重原则与职责甚于生命，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比他死老爹更加不知变通。在战场他是神，在官场上他也就一棒槌，他至死都不明白，在专制时代，所谓规矩，只适用于被奴役的人。

可以说，周亚夫是最后一个汉初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他据守“白马之盟”，力阻皇权的任意扩张，浑然不顾自文景之后，随着汉初功臣集团的凋零（注6），以及外戚集团与酷吏集团的兴起，朝臣们已不复当初之政治实力，周亚夫这不过是在以个人力量对膨胀不已的皇权做最后的抗争罢了，这很令人钦佩，也很令人同情——

所以说，周亚夫也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真丞相了。在他之前，皇帝都是垂拱而治，并不怎么干涉丞相处理政务，朝堂之上一向都是双头政治；况且周亚夫重整河山，功高盖世，其政治威望已不在当年萧何韩信之下，乃至群臣都对他行跪拜之礼，足见其地位之尊贵（注7）。

然而，随着汉初功臣集团的凋零以及景帝晚期君主集权与专制的加强，周亚夫这种强势丞相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但政治传统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所以精通权术的汉景帝想了个好办法，在周亚夫身边安插自己的人，确切的说，就是酷吏。

酷吏政治是汉景帝为了君主专制集权而发明的一种新型政治（注8）。酷吏其实就是孤臣，他们一般没有什么政治与家族背景，其升官秘诀，就在于凶狠用法，一切只对皇帝负责，一切只为皇帝扫除障碍。所以他们胆大无畏，上敢打击宗室权贵，下能镇压游侠豪强，关键时刻还能被皇帝扔出来背锅，可以说既是掩护皇帝撤退的好盾，也是帮助皇帝杀人的好刀。当初削蕃还有废杀太子，都是刘启借助这伙酷吏实现的

事实上，在刘启看来，所谓法律或者法官，不过是为他贯彻皇帝意志的工具罢了——这套理论后来被他儿子汉武帝继承，并恢复了早已被文帝废去的诽谤罪、连坐法与肉刑，从而将酷吏政治发展到巅峰。

据《汉书 刑法志》记载，汉武帝时律令已增加到359章，各种制度错综复杂，形同泥沼，其中光死罪就多达409种1882事，案例13472条，全部文本超过一百多万字（这还是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要更多），以至于“文书盈于几阁”，就连负责管理的人都看不完，遑论其他不懂法的官员乃至众多不识字的民众。这就正好给了一众酷吏上下其手，玩弄法律条文，吃完原告吃被告，大赚特赚同时为皇帝清除异己的机会。

谁说汉朝是儒家的天下了？至少在汉元帝之前，汉朝的法家与酷吏政治空前发达，商鞅秦始皇望尘莫及。

而在周亚夫身边，也有这样一位酷吏，他就是丞相令史赵禹。赵禹是右扶风斄县（今陕西武功西南）人，年轻时有文才，以佐史的身份出任京都官府吏员。后来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统领二十万兵马平叛，刘启心里实在不放心，就让赵禹在周亚夫身边担任令史，以随时报告周亚夫的行为。对此，周亚夫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虽然府中皆称赵禹廉平，但周亚夫对他并不信任，表示：“极知禹文才无害，然文深（执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极力想要赶走赵禹，但都没成功。

赵禹后官至廷尉、少府，名列《史记 酷吏列传》之第四名，后来还与另一著名酷吏张汤制定“见知法”，要求官员之间互相监视，相互攻讦，从而将汉武帝时期的监察制度与特务政治发展到了巅峰。所以那时候的丞相，就比周亚夫更可怜了，要么做官混子，要么被皇帝干掉；且其权力也被内朝吞噬殆尽（注9），到后来，乃至丞相府的下属、幕僚居住的客馆都被废弃，毁坏为马厩、车库或奴婢居室。

而作为敢于对抗皇权之最后一位真丞相，周亚夫的地位就相当尴尬了。总之就是成天跟皇帝闹矛盾，动不动就吵架，时不时就争权，君臣氛围很差。

这不，就几个投降的匈奴人，竟也在朝廷上惹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与文帝时代完全不同，在整个汉景帝时代，边境上只有少数的匈奴人在小规模地骚扰边境，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入侵。这个时候的匈奴单于是军臣，但他在位三十五年，不仅在战争方面无任何建树，甚至还出现了七个小王（注10）率领部众投降汉朝的事情。

这种情况很反常，匈奴人内部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但由于史书缺载，我们如今无从考察，但至少可说明匈奴内部上层贵族中有一部分人对军臣单于不满、乃至互相倾轧和征伐，导致了一部分贵族离开匈奴南下降汉。

听说这等好事，刘启恨开心，于是就想封这七人为侯，让他们驻扎在边郡一带，替汉守边，同时也是想给匈奴人点甜头，放长线钓大鱼，策反更多更大的匈奴贵族弃暗投明归顺大汉。有些史学家甚至说，此事为汉匈实力对比之一大转折点，它让汉朝人意识到，匈奴内部的统治其实是不稳固的，只要抓准这一点，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匈奴迟早土崩瓦解。

但周亚夫竟然又跳出来反对了，理由是：“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

周亚夫这么做，主要还是在维护白马之盟的权威，贯彻军功封侯不动摇，同时这也是他作为军事首脑的治军原则。可刘启不是军人，首先他不理解周亚夫的军人式思维，其次他希望从另一个角度突破白马之盟的束缚，将这诱人的封侯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对巩固皇权有利。

总之，两派人各怀心思，但情势对刘启有利，因为他封匈奴小王为侯，政治意味浓厚，具有国际示范意义——怎么说人家在匈奴也是堂堂胡酋，大老远跑来得个侯也在情理之中，否则谁还会跑来归顺你啊，吃饱了撑的还是犯贱！于是刘启一句话就把周亚夫给顶了回去：“丞相议不可用。”（注11）

周亚夫还想反对，但景帝根本不理他，一个挥手一转身，竟退朝了。

周亚夫回到府中，仔细的想了想，侯匈奴降王，确实对大汉有百利而无一害，自己想拧了。

想拧了其实也没什么，谁能没有犯错的时候？跟皇帝道个歉不就得了。然而周亚夫是个实诚人，他有功必自矜，有过必自惩。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节，他第二天就上书告病，主动自责，并引咎辞职。刘启当然开心批准。

于是周亚夫回到封地，过上了安静闲适的退休生活，这一待，就是整整四年。

在这四年中，皇帝似乎把周亚夫完全给忘了，整个朝廷运转良好，缺了周丞相似乎也没差。而且少了周亚夫这个麻烦人物，刘启的耳根更加是清静，牙好胃口就好，心情好身体就好，这样貌似还能多活几年。

可是周亚夫却过不惯这种安静闲适的生活，他天生劳碌命，一闲下来就受不了，整天神神叨叨的，还老是怔怔的看着长安方向发呆，他多想皇帝再召他回去重新启用他，不当丞相也行，随便当什么都可以，只要能为国效力就行。

但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足足四年，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看来皇帝真的把他给忘了。周亚夫痴痴望着西北方向，痴痴的想。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君知否？世上最苦是闲愁。周亚夫望的不是长安，是寂寞啊。

天可怜见，终于，在周亚夫退休后第四个年头的秋天，皇帝的诏书到了，说是要赐宴给周亚夫，让他速速入宫，不得有误。

周亚夫很是开心，看来皇帝还是念着他这个老臣哪，赐宴之后说不定就要重用自己了。所以赶紧去赶紧去，吃饭不积极，脑袋有问题。

注1：这个郅都相当厉害，他在济南当太守时，杀尽当地豪强游侠，吓得相邻十几个郡的太守都把他当领导一样敬着，生怕被这只苍鹰当猎物给生扑了。后来他担任雁门太守，防御匈奴，匈奴人对他又怕又恨，竟用木头刻成郅都之形的木偶，立为箭靶，令匈奴骑兵奔跑射击，匈奴骑兵因畏惧郅都，竟无一人能够射中。

注2：根据汉法，各诸侯国国都也都建有汉高祖刘邦与汉文帝刘恒的庙，这些庙的外墙之外，还有一大片空地（这片空地被称为“堧”），是不允许有建筑物的。

注3：另据《沙洋县志》记载，刘荣在任临江王的两年间兴修水利，关心民生，深得百姓的同情和拥戴，算是刘家人中不错的一位。刘启最终选刘彻不选刘荣，除了他们母亲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刘荣太过仁厚老实，于汉初之无为政治颇适合，却不适合景帝后期之积极政治。

注4：世惜袁盎死，皆谓之忠直国士，不过以其谗毁周勃、收受吴王贿赂、倾轧晁错等事来看，此人器宇狭窄，道德不立，两面做人，其量实远逊周亚夫。袁盎之示直，或公报私仇，或哗众取宠也；亚夫之主直，则秉公为国也。盎以口舌见幸，而亚夫以功业成名，社稷之臣也。此乃云泥之别，故司马迁说“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意思说袁盎只有一张嘴，先得势后倒霉，那不还是活该吗？

注5：当然，七年后，周亚夫终于被弄死，刘启便立马封了王信为盖侯。

注6：据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统计，一度在高祖时期占据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下降到50%，到了景帝时期就下降到30%了，而到了武帝中期以后，汉初功臣及其后裔们，便几乎彻底退出了汉朝政治舞台。

注7：据《史记 酷吏列传》：“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郅都作为汉景帝的心腹酷吏，自然需要不避权贵，所以对周亚夫只作揖礼。由此可推，其他群臣对周亚夫不敢只作揖礼，那么岂不是要行跪拜之礼了？

注:8：《史记》有《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但《循吏列传》里记载的全是春秋战国时人，没有一个汉朝人；而《酷吏列传》所录酷吏又尽是汉朝人，与《循吏列传》截然不同，形成巨大反差。体现了司马迁治史的深意（其实汉武帝时有位蜀守文翁可称循吏，但太史公故意不提）。

注9：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抑制相权，选用一些亲信，给他们附加上侍中、给事中、散骑、尚书、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官号，准许他们出入宫省，帮助自己管理机要、处理公文、传达指令、参谋规划，称为内朝；此时的内朝尚不完善，后来卫青封大将军大司马，执掌内朝，位在三公之上，内朝才渐渐成为了超过外朝公卿大夫的政治力量；而外朝则失去决策权，最终沦为单纯的行政执行机构。等到霍光辅政，以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之后，丞相几乎变成了承命办事的吏员了。

注10：说是王，其实就是部族首领，当时的匈奴，大概还是部落联盟的意思。

注11：事后，景帝逐年分批次将七匈奴王封为列侯，食邑七百户至千五百户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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