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不正当交往（杜绝团团伙伙崇尚君子之交）

前不久，全国政协机关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孙怀山严重违纪案件有关问题情况的通报，其中的重要一条是搞“团团伙伙”。

“团团伙伙”源于“团伙”，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纠集在一起从事不轨活动的小集团，比如“流氓团伙”“盗窃团伙”“贩毒团伙”等。而百度关于“团团伙伙”的解释是：在利益集团内部，掌权者为了私利而抱团合伙。”可见，团团伙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小撮“违法犯罪者”，而是人数不在少数的利益集团；其违法违纪行为已不局限于为了私利或因矛盾而盗窃抢劫、杀人放火，而多是在政治上图谋不轨。所以，后者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前者，更加值得警惕。

团团伙伙现象古已有之。比如古代的朋党，与此相关的词汇也较多，如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等。朋党和团团伙伙虽然在字面上有差异，但二者奉行的都是“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圈子文化”，都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和江湖帮派的产物。

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但是仍有一些人热衷于此，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私权，把国家资源当做私产，把下属当做家臣，选人用人“一言堂”，大肆网罗亲朋故友、同乡同事，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打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罔顾党纪国法，不惜踩红线、触底线。

为什么要反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首先，团团伙伙严重污染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长达40年。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大大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红军长征时张国焘搞小圈子分裂红军、分裂党，甚至另立中央；新中国成立后高岗、饶漱石搞小圈子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等等，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其次，团团伙伙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不利于选贤与能，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公正。团团伙伙最擅长的就是嫉贤妒能，排除异己。唐朝有名的奸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就属此类，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大肆收买宦官、妃嫔，培植党羽，只要看到朝中有才之人冒出，他就组织人罗织其罪名，诽谤攻击。宋朝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安石搞宗派主义，重用吕惠卿、蔡京、曾布、邓绾等小人，贬谪苏轼、苏辙、程颢等正直之士。

再次，团团伙伙严重脱离群众，将团体利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上，践踏党纪国法，导致扎堆腐败和塌方式腐败。团团伙伙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条绳就是利益。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就属于官吏合伙贪污的案件。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伙同各省官吏作弊，盗卖官粮，不顾百姓死活,贪污粮食总计两千四百多万石。中共十八大以来，“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等团伙，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贪污受贿，大搞权钱交易，在党内、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团团伙伙贪的是私利，谋的是私权，走的是邪路，严重背离了党、国家和人民利益，虽然一时风光无限，但其劣迹昭彰，在党纪国法面前最终将走向“呼喇喇似大厦倾”。

“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政之道清似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君子之交，我们党内也向来主张同心同德、清清爽爽的同志情谊，而鲜明地反对团团伙伙。1929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句话意思是为了革命，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奋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小团伙利益和山头利益。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特别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错误就从这里犯起”。2014年12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指出：“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可见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预防党内“团团伙伙”的出现。

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单位，讲团结，不搞团团伙伙，大家同心同德，甩开膀子一起干，政治就会清明，人心就会凝聚，事业就会发达，前景就会一片光明。管鲍之交促成齐国春秋首霸，房谋杜断成就贞观之治，姚崇、宋璟等联手缔造开元盛世等比比皆是。团团伙伙盛行，各行其是，党同伐异，就会政治黑暗，人心离散，矛盾重重，事业发展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往今来的团团伙伙之害和君子之交之利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