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古诗解释（幽州蓟城居庸关的语源）

幽州、蓟城、居庸分别是先秦时期的区域、封国都城、关隘的名称，在北京地区的地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追寻它们的语源，是地方史与地名研究的共同任务。

一、从虚拟到逐渐落实的“幽州”

《尚书》是我国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与后人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已有的研究早就证明，《禹贡》提到的九州，表现了中国古代理想中的地理观念，从古至今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国土的认识和区域定位，但它并不是曾经实行过的、真正的行政区划。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州刺史部，今北京地区隶属于其中的“幽州”，而这个名称的渊源就来自《尚书》等古代文献。

《尚书·舜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黄侃先生校点为“幽洲”，二者作为地名的意思并无差别。《史记·五帝本纪》称：受到黄帝之孙颛顼教化的范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张守节《正义》云：幽陵，“幽州也”。同卷又记载，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可见“幽州”亦作“幽陵”。附带指出，唐朝以后的文献如李泰《括地志》等记载，相传共工被流放到幽州后，居住的地方叫“龚城”或“共城”，在唐代檀州燕乐县境内。《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十》把它定位于密云县东北五十里“安乐庄”，其地应当即今密云水库北岸的燕落村，而共城旧址则要在村南的水库区了。“燕落村”是唐代燕乐县城的所在地，五代时称“燕乐庄”。将地名语音以及相关村落的地理位置相互比照，《光绪顺天府志》所谓“安乐庄”与“燕乐庄”、“燕落村”，其专名部分即“安乐”、“燕乐”、“燕落”都是一音之转，地名用字则表现为近音异写。共工流放之地亦作“幽都”，《庄子·在宥》即称“尧……流共工于幽都”。另外，《尚书·尧典》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史记·五帝本纪》之文与此基本相同：“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正义》云：“北方幽州，阴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可见，“幽州”有北方寒冷昏暗之地的意思，这应当是与天气炎热、光照强烈的我国南方相对而言的。从词义方面考察，“幽州”、“幽陵”、“幽都”同指一地却又有所区别。“幽州”体现了行政区域的概念，尽管汉代之前仅仅是理想化的泛指；“幽陵”具有从地形着眼描述幽州的意味，突出了这里山岭广布的特点；“幽都”则是从聚落的角度观察这个区域的产物，含有以幽州中心城邑代指整个幽州的意思，虽然它不是实际存在的城邑之名。

二、蓟城及相关地名的语源

西周初年，在今北京地有“燕”与“蓟”两个封国。《礼记·乐记》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蓟国的都城故址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无论蓟国的国君是黄帝亦或尧帝的后人，都不妨碍它与燕国在西周初期并立的事实。

燕、蓟两国的都城名称与封国相同，只是后人根据习惯增加了“都”、“城”之类的通名。燕国的都城除了“燕”、“燕都”之外，又称“圣聚”。《水经注·圣水》说：圣水“又东迳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综合《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圣聚”应即指今董家林的西周燕都，所谓“藉水而怀称”就是根据“圣水”这条河流的名称派生出“圣聚”这个城邑的名称，后者具有圣水汇聚之地或圣贤荟萃之地的意思。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所谓“良乡县，在燕为中都”，即指此地而言。《水经注·易水》称武阳城为燕下都，则燕国的上都应当就是蓟城。《史记正义》说：“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燕国迁都于蓟，大约发生在西周晚期。此后蓟国消失了，蓟城之名却一直沿用到被辽代的“南京”替换之前。

关于“蓟城”的命名，远在《史记正义》之前，《水经注·㶟水》就已指出：“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蓟城以城内西北角的土丘“蓟丘”为名。《战国策》记载，名将乐毅在报燕惠王书中，回顾了他在燕昭王时期率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的重大胜利，其中有“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语。《史记·乐毅列传》也有同样的文字。关于这句话的意思，裴骃《史记集解》认为是指燕国的疆界推进到了齐国的汶水；司马贞《史记索隐》则称燕国的蓟丘上所种的都是齐国汶水流域的竹子。二者都显示了乐毅伐齐使燕国获得的巨大胜利，但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此外，我们还可以把它当作文学上的比喻来理解：随着燕国伐齐之战的胜利，蓟丘上的植物被带到了汶水流域去种植。前一个“植”字是名词，后一个是动词，而“蓟丘”就是整个燕国的象征。很显然，在“蓟”作为封国的都城之前，必定早就是一个以“蓟”为名的较大的聚落了。没有这个聚落奠定的基础，周武王也不会把一个封国的政治中心放在这里。根据文献记载和晚近时期的考古发掘，一般认为蓟丘位于今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西侧，1960年代中期以前还保留着一些遗迹。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白云观附近的蓟丘只是西晋之后的蓟丘，而此前的蓟丘与蓟城要到今石景山区的老山、八宝山一带的丘陵地区去寻找。我们认为，考古发掘当然是确定古代城址的重要依据，地理特征的古今对比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但是，在运用这两方面的技术时，绝不能忽视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的巨大作用，尤其是河流改道、泥沙淤积对文物的压埋冲刷以及对地貌的重新塑造，如果单纯地力求以今天的丘陵地带与蓟丘之“丘”所代表的地形相吻合，而不顾历史上永定河等河流挟带的大量泥沙使洪积冲积扇上的丘陵被淤平的可能，无疑是把动态发展中的地理环境看成完全静止的了。地下埋藏的文化层也不能不受到这种淤积或河流冲刷的影响，致使在今日变得无影无踪。因此，把蓟丘定位在白云观以西，是目前最具文献依据的选择。

从地名学角度再进一步分析，蓟丘是以土丘上生长的植物“蓟”来命名的。北宋时期出使契丹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载：“予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名蓟，恐其因此也”。大蓟是菊科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茎高可达一米以上。沈括描述它的叶片支撑开来与车盖相似，当时的中原地区很少见。他推测说，蓟城的命名可能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植物为依据。由此看来，大蓟（植物）→蓟丘（生长大蓟的土丘）→蓟（从蓟丘派生命名的聚落）→蓟城（从聚落发展起来的城邑）→蓟国（由蓟丘、蓟城得名的封国），这一系列名称的语源，应当具有上述环环相扣的派生关系。今北京周围的大蓟多生长在山区，可能是近千年来的农业垦殖迫使大蓟由平原退向山野的缘故。侯仁之先生《论北京建城之始》认为：“蓟、燕两地的原始聚落，到了正式建立诸侯国的时候，就完全具备了城市的功能，因此也就可以认为是建城的开始”。这个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年代，就是发生著名历史事件“武王伐纣”的周武王十一年。这一年对应的公元年份，以公元前1045年或公元前1046年之说影响较大。从这时起，“蓟”这个聚落亦称“蓟城”，尽管作为城的“蓟”并不是从这一年白手起家的，但我们毕竟不得不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参照来确定其年代。

此外，对于“蓟”的含义，有的学者从构成这个字的三个偏旁着眼，认为它所在地域有“草”、“鱼”以及人们用“刀”割草之意，表示一种草木和鱼类众多的水泽环境，进而认为“蓟”是根据莲花池一带的地理环境命名的。这个观点虽无多少文献佐证，却也不妨聊备一说。

三、“居庸”之源和秦始皇无关

从昌平南口到延庆八达岭脚下的岔道城之间，长约四十里的山间通道之所以被称为“关沟”，就是由于在沟谷起讫点的中间位置有一座控扼天险的居庸关。元代王恽《中堂事纪》记载：中统二年三月七日（1261年4月7日）卯刻“出居庸关，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徒于此，故名”。这个说法流传甚广，在今人论著中仍然随处可见，比如“相传秦始皇筑长城时把居庸徒（被征发的民夫、犯人等）迁徙到此，取‘徙居庸徒’之意得名”等等。但是，先秦两汉的典籍早已证明它们都是向壁虚构的臆说。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何谓九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塞”是天然的险要屏障，“关”指守卫险要的处所，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并无太大区别，居庸塞就是居庸关。显然，在秦国的势力尚未到达居庸塞时，这里早已是天下闻名的关口。否则，在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前编纂的《吕氏春秋》，也不会把它列入“九塞”之一。这就证明，居庸关的得名根本与秦始皇无关，王恽记载的传说自然也与史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使这些被征发到居庸关修长城的人被称做“居庸徒”，也应当是由于他们的目的地是早已存在的“居庸关”才得到这样一个泛称，而不是先把他们叫做“居庸徒”然后才据此命名了“居庸关”。

抛开这些本末倒置的道听途说，我们可以从先秦古籍中找到确切的解释。《周礼·夏官·司勋》说（括号内为东汉郑玄的注文）：“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赏地，赏田也。在远郊之内，属六乡焉。等犹差也，以功大小为差）。王功曰勋（辅成王业，若周公），国功曰功（保全国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于民，若后稷），事功曰劳（以劳定国，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战功曰多（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这就表明，周代根据功绩的等级和类型决定赏赐田地的数量，“庸”是对民众有好处的一类功劳的统称，就像上古时代教给民众种庄稼的后稷所建立的功劳一样。《国语·晋语七》记载，晋卿韩厥年老力衰，打算让他的长子无忌继任，无忌向国君推辞说：“臣闻之曰：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换句话说，自己既无国功也无民功，所以不能担当如此之高的官位。由此引申开来，“居庸”就是“处在能够建立庸功的位置”的意思，或者解释为“担当建立庸功的职责”。“居庸关”或“居庸塞”之名，蕴含着这里是镇守者能够为百姓建立功业的重要关口，或者说这里是肩负着为百姓建功立业职责的人镇守的关口。这样的解释既符合古代礼制的要求以及相关史实，地名的语义也表现了对镇守关塞者的期望和赞美，同时显示了居庸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应当是这个名称的正确语源。

来源：《中国地名》2016年第3期

作者：孙冬虎

选稿：周辰

校对：周辰

编辑：黄舒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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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