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姐告状全部唱段(民国八大奇案08杨三姐告状)

杨三姐告状全部唱段(民国八大奇案08杨三姐告状)(1)

二姐被害,杨三姐偕兄鸣冤。

这个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也是民国八大奇案中被搬上艺术舞台次数最多的一个。

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是当地雇农,其主人名叫杨玉清,杨玉清就是杨三姐的父亲。他前后共育有一子三女,杨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其学名为杨国华。

遵循结“娃娃亲”这一风俗习惯,杨玉清便在她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婆家: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儿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在高、杨两家订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但高贵章不久之后却突然发迹,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即滦县师范学校的前身)去读书,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

眼看着儿女都已渐渐长大成人,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婚礼。这场婚事办得有声有色,相当体面和排场。那时候,不少人都夸杨二姐“真有福气”,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满,自从进入高家的大门后,她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又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感到颇为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在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于当日夜间死亡。次日一早,高家立刻派人赶到甸子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

当时,杨玉清、杨国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归,家中只有杨二姐的母亲和妹妹杨三姐。送信的人告诉杨家母女说:杨二姐因患“血崩”,已于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惊闻噩耗,顿时如遭雷击,痛彻心肺。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杨二姐是“患病”而死,杨家母女也没什么好说的。

随后,杨三姐陪着母亲前往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杨三姐生于1902年,此时仅有十六七岁。但别看她小小年纪,却心细如发,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当母亲在那里呼天抢地放声大哭的时候,杨三姐突然发现二姐的嘴角尚有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血迹,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了。

见此情景,杨三姐顿时心生疑窦。但没有真凭实据,她也不敢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过了几天后,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附近许多村庄的人都纷纷赶来参加。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杨三姐时,又和她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地告诉杨三姐:“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时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

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

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人,并说出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他听了妹妹一番话,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三姐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滦县县衙。他们拿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伸冤告状。

当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县衙里一个名叫牛成的帮审。所谓帮审,其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刑事案件。面对牛成,杨三姐口若悬河,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地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几点怀疑,断定她并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时,杨三姐又举出了高家狗庄几位村民的说法为证,可谓言之凿凿,情理俱在。

于是,牛成当即派人传讯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审。高占英来到后,仍然口口声声地辩称杨二姐确实是“因病而死”,杨三姐的怀疑毫无理由,其推断根本不成立。

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唇枪舌剑,见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时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于是宣布休庭,并说等到进一步调查后再对此案开庭审判。

几天后,牛成再次审理了此案。不料,这次他的态度与上次相比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居然当堂屡次为高占英进行开脱。而对杨三姐的说辞,他却完全置之不理。牛成还斥责杨三姐说:“你小小年纪,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二姐确系因患“血崩”而死,这一点已经有人证实了。”

随后,牛成煞有其事地说:“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之人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唱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杨三姐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不仅是同族,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所以,她认为高作庆的话中肯定有诈,因而不足以作为证据。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要求。牛成略略迟疑后,即对杨三姐的请求表示不同意。他说,如今认证俱在,本案事实清楚,无必要开棺验尸。

实际上,杨二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杀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之所以杀死妻子,原因之一就是嫌贫爱富,除了这一点外,高占英杀死妻子的另一个因由,则是他与五嫂金玉的奸情败露,嫌弃杨二姐碍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后可,心中渐起杀机,终于痛下毒手。此时,高占英发现,杨三姐和杨国恩是块不好啃的“硬骨头”。于是,他多次托人到杨家说和,表示愿意用20亩田地外加一头耕牛作为赔偿,劝杨家人不要再上告。结果,所有上门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杨家兄妹的严词拒绝。

杨三姐、杨国恩提出开棺验尸以查明真相的要求被牛成一再否决后,他们渐渐感到,此案在滦县县衙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但是兄妹二人并没因为绝望。而是准备继续上告。

杨家兄妹奔走相告、勇敢告状的举动,当时得到了众多乡亲的支持。因杨家原来是由本县庄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发生后,门庄的杨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献了一块大洋,赞助杨家伸冤告状。

在滦县告状失利后,杨三姐、杨国恩又把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由时任厅长华治国受理(并非戏曲中所说之杨义德-杨梆子)该院人员接到诉状一看,很快断定此案十有八九存在冤情,于是决定接受杨家兄妹开棺验尸的请求,并有检查院院长亲临坟地现场,负责指挥处理具体事宜。

天津高等检察院将开棺验尸的时间定为1918你农历七月初二,此时距杨二姐死亡时间将近四个月了。早在验尸前三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高家狗庄周围十数里的客店均已注满,方圆数十里的人纷纷而至。

由于围观之人实在太多。加上众人都想向前凑近看个清楚,挤拥中许多人的帽子都被弄丢。而现场维持秩序的法警为了维持秩序甚至抽坏了几根马鞭。可见当时的围观人数之多。

当有人把杨二姐的坟墓掘开、棺材盖打开后,负责验尸的人便开始验尸,很快便从死者阴部去除了一把尖刀。在死者的裤内还塞满了白灰,这是高占英杀人后用来止血的。

据知情人透露,杨二姐在被杀害当晚,有人曾看见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杨二姐似乎也对丈夫的杀机有所察觉,便去找公公高贵章哭诉,说担心自己被害。

高贵章却说:“他不敢哪!你就安心去睡觉吧!”结果,杨二姐便在当夜被杀害。

至此,杨二姐被残杀的真相完全大白于天下—无论高占英在如何狡辩已经没有用了。

1919年10月6日,当时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在“本埠新闻”中发表了一则短讯,说:“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最终,杨家兄妹的艰辛终于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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