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蔡元培如何决裂了（觉醒年代蔡元培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

文｜吴清浅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聘请一位有威望、有思想、有学识的人任文科学长，有人向他推荐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是老相识，也有意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当得知陈独秀来北京后，忙向人打探住处，亲自登门拜访，三顾茅庐后才说服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为把北大办好求贤若渴之心就跟当年的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一样，更难得的是其主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学方针。

蔡元培第一次拜访陈独秀时，陈独秀到外面吃饭不在，蔡元培在风雪中等候。陈独秀回来时，蔡元培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两个老相识见面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进屋坐下后，共同回忆当年参加暗杀团、制炸弹、炸弹没做成差点丢了命的经历。

随后，蔡元培说自己任北大校长一事，诚恳又恭敬地表达自己想聘请对方任文科学长的想法，还说对方若上任《新青年》可以在北大提高影响力。薪酬方面，蔡元培也很大方，每月300块大洋，而陈独秀时任的《新青年》主编才100多块大洋，此时的陈独秀生活比较拮据，但《新青年》是他一手创办的，阵地在上海，若到北大任文科学长，那《新青年》怎么办呢？《新青年》虽创办不久，但影响很大，是他宣传新思想、改造国人的很好平台，他不能为了钱就这么割舍这份事业。对此，陈独秀委婉地拒绝了。

蔡元培也知道《新青年》很重要，这杂志不能停刊，但也不放弃让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想法，始终认为陈独秀是最适合人选且是不二人选，为聘请到他可以解决他提出的一切问题。走前蔡元培表示会想办法解决陈独秀既任北大文科学长又继续做《新青年》编辑的问题的，并说这算是他的一顾茅庐。

蔡元培第二次拜访时，陈独秀因前一天与钱玄同、刘半农喝了不少酒，很晚才回到旅馆，第二天迟迟不起床。蔡元培前来拜访时，见门窗关严，搞不清楚是人还没起床还是出门了，便下楼问了旅馆的伙计，才知道陈独秀昨晚回来得晚，还喝了酒，今早并没有出门，便断定他在里屋睡觉。

蔡元培一不转身离去，二不敲门，就坐在陈独秀房门外等候。当时天上正飘着大雪，片片雪花时不时会飘落在坐在走廊上的蔡元培身上，那寒冷可想而知，但他没有任何抱怨，就静静地坐着等。

直到汪孟邹从房里出来，看到一旁的蔡元培，与他说话，并叫陈独秀，房内的陈独秀才醒过来，知道外头有人等他。忙打开房门，还没来得及迎接，一阵寒风加上酒精的作用让陈独秀有呕吐感，顺势向楼下吐了吐，才把蔡元培迎进屋。

蔡元培跟上次一样，再次恳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提议陈独秀把《新青年》阵地搬到北大，一边任文科学长，一边编辑《新青年》，把北京大学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平台。而这个建议在陈独秀相会钱玄同和刘半农时，钱、刘就跟他提过，还极力劝说陈独秀转移阵地。如今又听蔡元培一说，加上蔡元培的真诚，且北大文科学长待遇不错，可以举家迁往北京，陈独秀已经心动。

但陈独秀内心还是有所顾虑，担心北京官僚作派重，人生地不熟，不利于《新青年》的发展壮大，因此再此婉拒，只是这一次拒绝的理由是得听听《新青年》出版商汪孟邹的意见。

恰好这时，《甲寅日刊》编辑高一涵等人来访，邀请陈独秀前往《甲寅日刊》编辑部参观指导，陈独秀便借机支走蔡元培。

参观了《甲寅日刊》，和李大钊等人见面交流，特别是李大钊等极力劝说，说北京刊物众多，很多都是采取同人编辑制度，即一人任多个刊物的编辑并供稿，这样既可提高刊物影响力，又能加强编辑力量，缓解撰稿压力，而且北京的人很难买到《新青年》，但喜欢看的人却很多且广泛，既有名人、学生，也有工人、拉车的。当时汪孟邹也在，这个负责出版的老板同意编辑在北京，出版在上海后，陈独秀就下定决心应下蔡元培的邀请。

当蔡元培三访陈独秀时，不再是房门紧闭，而是大门敞开，仿佛在迎接这位访客的到来。走到门口，看着陈独秀正坐房内，蔡元培就知道这次成了。当陈独秀将其视为座上宾，而不再像之前那样让其随意坐在自己旁边时，更确定自己想办的事成了。

陈独秀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切入主题。跟第一次、第二次时那样，再次表示自己没受过什么正统教育，也没什么学者头衔，能不能教好学生、当好文科学长自己也不确定，先以三个月为试用期，如果干得好就继续干，干不好就请辞。蔡元培同意了陈独秀提议，就这样陈独秀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或许正是蔡元培这种求贤若渴、三顾茅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以及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才让那时的北大人才济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胡适、辜鸿铭、李四光、鲁迅……哪一个教授、讲师不是在文艺、思想、科学史上的大人物！

其中为让胡适进入北大，蔡元培不惜帮其伪造学历。提倡新思想的蔡元培还邀请一直留着辫子、推崇国学、文言文（当时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提倡白话文搞得风风火火，蔡元培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主张娶小老婆的辜鸿铭任教授……这些举动在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但不得不承认，尽管蔡元培所聘请的教授里有一部分无论是从当时的人还是现在的人看来都是有缺陷的，比如陈独秀、辜鸿铭等是现在说的渣男，辜鸿铭还是留着辫子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然而这些教授却都有着惊世之思想或才学，都在某一领域有着巨大成就，且是经得起历史淘洗的成就。如果不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也许北大就不会有这么个鼎盛期，如果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时间再长些，也许对北大的影响还会更大。

当五四运动爆发，为抗议当时的北洋政府逮捕学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并发布《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一文，表示：“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这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对思想自由的重视，也正是这种重视才让他任校长时的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后来因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才答应继续留在北大，但他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三年后的1923年最终还是离开了北大。

现在咱们的大学包括北大似乎并没有出现当年蔡元培任校长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景象，也许正是缺乏那样的繁盛，所以涉及中国教育事业的“钱学森之问”至今未能破解。——“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如果现在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蔡元培所主张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许就能破解“钱学森之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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