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慈禧容貌（得慈禧赞美受张謇倾慕）

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清举人余觉决定在范成大的天镜阁遗址修建房子。次年，这座由十余间房屋、八九丈石岸所构成的私人宅院落成了。新居开门见湖，简朴雅致，与不远处的上方山遥遥相对，是真正的近水远山，风景殊胜。余觉给院子取名“觉庵”，并专门辟了一间福寿堂，纪念他逝世十余年的妻子沈寿。

这个院子，在苏州民间，叫余庄。1965年，苏州官方收购并修复，始称渔庄。

八十年后一个细雨霏霏的春日，我以一介游客的心态抵临渔庄，整个园子，安静，仿佛处处弥散着一股往事的古旧气息。

沈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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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从余觉跟沈寿的人生履历说起。

余觉，清同治七年（1868）生于浙江绍兴，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他聪明好学，才识过人，善书画、广交际，青年时代侨居苏州时与刺绣艺人沈云芝结为伉俪。在俗世的眼中，他们郎才女貌，简直就是人间绝配。果不其然，婚后的日子其乐融融，余觉半日读书，半日陪妻研绣，将自己的书画艺术融入妻子的刺绣中，让沈云芝很快从绣娘众多的苏州脱颖而出，名闻苏沪。

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余觉的好友、农工商部官员单束笙将沈云芝的绣品《八仙上寿图》和三幅《无量寿佛图》上贡庆贺。本来，这只是一介官员对偏爱刺绣的慈禧投其所好的一次小小献媚事件，谁又曾料到，正是这次无心之举彻底改变了沈寿的人生命运——上贡的绣品得到了农工商部的四等商勋奖励，也得到了慈禧“绝世神品”的口头赞美，慈禧还亲笔手书“福”“寿”两字，分赐余觉夫妻。沈云芝的绣名一下子名扬天下，就连名字也改为“沈寿”，余觉也改为“余福”。

渔庄里的福寿堂，就因此得名。

阔大典雅的福寿堂，正中悬挂的“福寿堂”匾额之上，还悬挂着另一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懿旨嘉奖。右边款云：钦赐四品商勋浙江举人余北熊兴办实业以志嘉奖。

福寿堂一角

余觉人情练达，又善于捕捉机会，他紧紧抓住慈禧太后的高兴劲，及时上书，建议创办女子刺绣学校。在获得批准后，他们夫妇俩获得前往日本考察工艺教育的机会，回国后率苏州刺绣教师等一干人马到京报到，余觉任绣工科总办，沈寿任总教习。颇善交际的余觉，在北京风生水起，社会知名度也就更高了。

就是这样一对夫妻，在并不遥远的晚清，有神仙佳侣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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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事业在京城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之时，恰逢实业救国的浪潮席卷全国。于是，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张謇，就跟这对夫妻的命运紧紧勾连起来。

而将他们串连在一起的，正是沈寿的绝世绣艺！

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全国第一届南洋劝业会，时任江苏咨议局议长的张謇被任命为大会审查长。当时，有一幅顾绣董其昌书大屏需要鉴定——顾绣是明代上海露香园顾名世家的女眷所绣作品，很有名望。张謇一时难判真假，听闻沈寿的绣艺高人一筹，就特地延请她一鉴真假。绣品刚一展开，沈寿即判为真品，张謇问：“凭何断定？”

沈寿答曰：“一看针法，便不难分辨。”

这一次，张謇被沈寿的鉴赏力大为折服。1912年10月，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恳切邀请沈寿担任筹建中的南通女子师范附设的女红传习所所长兼刺绣教员。1913年前后，在女红传习所建造期间，张謇五次致信，盛邀时任天津自立女红传习所所长的沈寿来南通执教。1914年10月，沈寿终于挡不住张謇的真诚邀约，前往南通，担任女红传习所所长兼绣科主任。

沈寿，这个被俞樾喻为“针神”的精致女人，从此就跟一代实业家张謇的事业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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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没有当年的南通之行，也许，历史会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历史又岂能假设。

现在，梳理沈寿与张謇的交往，其实也是张謇与余觉从相识、相知，最后到相误的过程。起初，他们夫妇来到南通，余觉因为工作之需被张謇派往上海，筹设绣织公司，而张謇与沈寿也就有了更多接近的机会。当时，张謇因不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辞掉总长之职，返回南通，恰逢沈寿患病，时有腹胀胸闷之疾。张謇就对她特别关心，又及时请医诊治，还让沈寿从传习所宿舍迁到环境清静的“谦亭”静养，收她为徒，亲授诗词。张謇从《古诗源》里选了73首古诗，亲笔抄写、注解，连平仄声都做好记号，装帧成一本小册子，题名《沈寿学诗读本》。张謇在给沈寿的诗中用“比翼鸟”“比目鱼”和“鸳鸯”这些词，大胆而直露地表达了对沈寿的爱慕之情，而沈寿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惧怕流言，不敢把对张謇的仰慕吐露出来，只好在诗中写点“本心自有主，不随风东西”的句子。

1919年沈寿旧病复发，张謇倍加关切，特派专轮到上海延请著名中医师沙健庵前来医治。他想到沈寿早有写绣谱的意愿，“惧其艺之不传而事之无终”，于是征得沈寿的同意，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沈寿口述绣谱若干则，他负责笔录，花了3个来月时间，把沈寿30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和创新心得全部记录在册。张謇把它条分为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法、绣节、绣通八个部分，然后编写成章，名为《雪宧绣谱》——雪宧，就是沈寿的号。这部专著的完成，凝结着两个人的心血，张謇在《序言》中如此深情地回忆：“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

民国版《雪宦绣谱》书影

1919年，《雪宧绣谱》由翰墨林书局印刷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刺绣理论和技法的传世之作。

1921年6月8日，沈寿与世长辞，时年48岁。

72岁的张謇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沈寿的遗体前老泪纵横，写下了《惜忆四十八截句》。张謇遵照沈寿的遗愿，将其安葬在能望见长江和苏南土地的黄泥东南麓，墓门石额上镌刻着张謇的亲笔楷书：

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

墓后立碑，碑之正面，刻有张謇撰写的《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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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种种迹象表明，张、沈之间是一种无法厘清的情感纠葛，有事业上的相携相扶，有日常生活中的关爱，更有欲言又止的爱慕之情。无论是相见恨晚，还是惺惺相惜，这都成为余觉与沈寿最后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并且最后以沈寿葬于南通而终结。据史料记载，余觉在沈寿善后事宜上与张謇意见不合，一气之下，孤身一人离开南通。如果撇开道德与仁义，仅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揣度余觉的心理，其实也能理解他的苦衷。余觉回到苏州后，一直想从佛教经义中求得解脱，就在太湖之畔出家，晚年又还俗，在苏沪一带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但是，无论他身在何处，都没有停止对沈寿的思念和对自己人生之路的反省。最后，他痛定思痛，取号“思雪”以纪念妻子，又自名“觉”，以示“觉”醒。

尽管张謇和余觉从相遇、相助、相知直到最后的相误，是一段千折百回的悲伤往事，但是，倘若从苏绣艺术的发展看，他们两个都是沈寿刺绣事业发展的有功之臣。如果没有余觉前期的支持，沈寿的刺绣未必能进入艺术殿堂；如果没有张謇后期的推崇与力荐，沈寿的绣艺也未必能传承，升华为艺术经典。

多年以后，当我置身渔庄，如果把它当作一处石湖边的园林来游历，显然有失浅薄——我得用历史的手掌触摸事物的肌理，才能从时间的迷雾中看清尘世。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是余觉的女儿余洁不满20岁时受父命为渔庄所写的赋，赋前有序，序、赋如下：

吾家新迁石湖渔家村，就宋参政范成大“天镜阁”故址建一别墅，题曰“觉庵”。湖山有主，风月无边，家父命作一赋：

红日初生，青山乍碧，沙鸥两三，鱼罾千百。橹声蓼渚微阅，人语芦花浅隔。雾破而渐呈岸影，远村近村；烟开而顿现山容，旧石新石。昔范参政卜居于此也。波清水阔，岸曲堤纾，垂杨远接，芳草细铺。人筑雅宜之屋，天开名胜之图。且住为佳，红豆最怜南国；此间可乐，石湖也似西湖。罢钓归余，人影满渠，拢舟系岸，折柳携鱼。日落而人家炊起，秋深而水国花疏。试看越来溪头，无村不水；更胜武陵源里，有艇皆渔。是村也，蚕桑共乐，鸡犬不哗，人来沽酒，客到烹茶。开轩而面场圃，把酒而话桑麻。含烟深柳千层，酒帘处处；临水斜阳一片，渔网家家。歌曰：白云兮出岫，红树兮缭垣，长天兮雁过，近水兮鸦翻。范公去兮千载，吾家来兮一门。旧址重建兮天镜之阁，新居小住兮渔家之村。

这篇被范烟桥盛赞为“清言妙思，真不栉进士也”的赋文，淡化历史往事，重在描摹山水环境，还以“石湖余家村”五字嵌在每段最末为韵，可谓良苦用心，有着化干戈为玉帛的苦心与深意。

现在的渔庄，是石湖景区的一个景点。我常去石湖散步，喜欢绕道去渔庄，因为那里有两副极佳的对联。一副是：

卷帘惟白水 隐几亦青山

另一副是：

水清鱼读月 山静鸟谈天

前一副干净，也安静，有隐逸之风。后一副是余觉从诗僧八指头陀的“水清鱼嚼月，山静鸟眠云”中改动数字而成的。余觉改“嚼月”为“读月”，改“眠云”为“谈天”，石湖山水的幽静和妩媚，一下子就出来了，有浓厚的书卷味，也有历史的深意。

渔庄一角

除此之外，渔庄的西花园也是我的喜爱之地。

当年，余觉在这里栽药、种蔬、莳花、植竹，一个经历了大悲欢的人，就是在这弹丸之地消磨日月，其情其景，可以想见。现在的渔庄，中心建筑要算“农圃堂”，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苏州刺绣研究所移建而来的。

农圃堂

“农圃堂”三个大字，是从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碑里集辑而来的。（责任编辑：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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