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溥仪要写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成书始末）

溥仪

溥仪

《我的前半生》众所周知出自爱新觉罗·溥仪之手，不单讲述了末代皇帝跌宕的人生轨迹，更展示了清王朝“日落西山”的历程。

不为人知的是，虽然这本书经过出版、历史等多方力量参与，但溥仪先生则在其中经历了诸多“自校自编”的剖析与坚守、澄清与展现……

诞生于战犯管理所的著作

在所方的反复教育下，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所方领导亲自审阅书稿，帮助他推敲和修改。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方就指令溥杰帮助他写，还让许多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

1958年春，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完成了以认罪书形式的《我的前半生》初稿。现存敝斋的三册油印本，就是根据溥仪的初稿，由战犯自刻蜡板，油印的。据说油印了60套，送公安部领导传阅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1958年油印本第一册封面

在中央领导表示油印本“写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公安部因势利导，要求群众出版社完成这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史料价值的《我的前半生》的编印工作。1960年1月，一部灰色封面的、把45万字的油印本排印成铅活字本的《我的前半生》（俗称“灰皮本”）,以“政法系统内部发行”的传播方式问世了。

之后几年，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群众出版社又安排李文达等有关编辑与溥仪一起，在“灰皮本”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以至“另起炉灶”，终于在1963年3月，将后来震撼世界的《我的前半生》付梓。毋庸置疑，若没有当年溥仪原创，战犯自刻蜡板的《我的前半生》油印本，也就不会出现至今仍畅销不衰的《我的前半生》。

由于历史原因，这册溥仪堪称“母本”的油印版的《我的前半生》存世已经寥寥无几。根据油印本印制的大字号、十六开本，“未定稿”形式的《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册，曾在拍卖会上出现过，但价格不菲。

现存敝斋的不仅有油印本《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册），根据油印本印制的大字号十六开本《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三册），重要的是，溥仪自批自校的“一稿本”清样（即：溥修本）和1964年3月，先后于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的《我的前半生》溥仪亲笔修改书稿清样（按：封皮为毛边纸，溥仪亲笔题签《我的前半生》）亦存敝斋。据群众出版社资深编辑孟向荣说，至今他是第一次在我家见到油印本和“溥修本”。

溥仪自校自批“ 溥修本”封皮

孟向荣曾向我介绍有关溥仪参与修订《我的前半生》的一些情节。

他介绍：1962年3月之后，《我的前半生》第一个送审大字本溥仪认真批校百余处，即现存方家的版本。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记载，溥仪在大字本到小字本的进阶过程中，从1963年1月16日到1963年6月12日曾19次来群众出版社参与审改《我的前半生》。这年8月22日，他根据全国政协有关领导的指示，又到群众出版社联系，要求取回三份《我的前半生》付印前的清样。这年9月4日，溥仪第一次见到了这部书稿的清样。这部有多处溥仪亲笔批校的清样，则是溥仪从群众出版社取回的三份清样中的一份，另有一份政协的申伯纯先生批注后由溥仪带回群众出版社。

溥仪“批语”钩沉历史

虽然“油印本”和“溥修本”在敝斋保存数十年，但我从未认真阅读过。 直到2011年5月30日，我与群众出版社签订出版“溥修本”的合同后，在整理“溥修本”过程中，我才认真地对溥仪亲笔批校的《我的前半生》清样，进行了品读。

仔细读溥仪在书中的批校文字，深深地品味到溥仪先生对《我的前半生》极其重视；他是抱着对历史真相的负责态度写下“批语”和修改建议的。也是因为溥仪先生有了这样的一种态度，他在审读书稿时，是逐字逐句，反复认真地研读，在他批校文字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对标点、符号的改正；地点、时间、人名的更正，更有对史实讹误的纠正。像书稿中错把万福麟写成汤玉麟，把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德勤，误认为是前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涛贝勒”写成“溥贝勒”等等，他都认真给予更改过来。

溥仪先生在植物园

对于有的事情书稿有牵强附会之处，溥仪会强调改正，并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书稿的空白处。如书中有一段写溥杰因妻子常和时称“四大公子”的两个花花公子张学良和卢小嘉（浙江总督卢永祥之弟）到北京饭店跳舞，溥杰颇受刺激的描写，溥仪认为描写不准确，他写到：

这一段似乎改一改好吧！因为我想溥杰决不会因他的妻子和张学良亲近而赌气，并且用下面例子更可说明他不会赌气。如果他赌气，他怎么又听张学良的话，把自己妻子送到张学良的姨太太公馆中去呢？所以我的意见可以把溥杰受刺激和赌气改正过来。还有说被称为“四大公子的两个花花公子”几个字删去。

为说明溥杰与妻子离婚的原因，他又补充说：

溥杰结婚后夫妇感情没有不好，尽管作萱和别人亲近，甚至强劫我父亲东西，溥杰并始终对他留恋不已，直到吉冈强迫他们离婚。

在有一段描写战犯中有一个在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的儿子老正有一次与溥仪谈话中说：

直率而不擅口才的老正，有一次对我说出了很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以前我们全家人怎么那么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溥仪对此段的描写，很不认可，他认为应当删去。他的看法是：

正德尔的所谓直率是不现实的，当时谁和他亲近的就是好人，批评他一次，他是永远忘不了的，不是背后骂，就是图报复，如罗振邦在他评奖时曾批评他，他从此便永远不和罗谈话。他在散步时故意和别人谈话，说将和我拼命，杀死我，他也可以出名。这个人欺软怕硬，而且当我在特赦时他态度立即对我变好，他还向我要手帕当纪念品，我因忙没有给他。他又在溥杰特赦时，向他要纪念品，说是代我给他的。当然他有时勇于揭露自己思想错误是好的，可是检讨尽管检讨，下次还是照样犯。所以我说他对我的上述这些话，我认为应当不用。因为他说话的动机是不纯的，是挟私怨而说的，我认为这一段可以删去。

对于有些不合实际的内容，溥仪更是建议改写。如“我记得在我揭发关东军这批战犯罪行后，审判长问我：你还要说什么？”溥仪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上两个大大的“注意”！并写下说明的文字：

有一次是检察长问我，而不是审判长问我。因为在当时审判长除在开庭时正式对证人问话外，并没有向证人作随时的个人的谈话。这样写对法庭审判长问我话的记录不符合。我想改写为“开庭前检察长曾问我……”

有些虽然是事实，但溥仪认为没必要作刺激他人的事情，也提出删掉的建议，如描写他的七叔载涛在溥仪退位后在称谓上的变化一段，溥仪就认为可以删去：

这固然是事实，但是这也不是非揭露不可的事。为了团结这个老人，可能在工作上发挥些积极作用，避免不必要对他的刺激，我认为可以删去这几句话。

对于书中对某些人物的描绘和细节的描写，溥仪也认真对待，该补充的补充，不确切的给予更改，如书稿说胡嗣瑗是“南书房行走”，溥仪则纠正说：

胡嗣瑗不是“南书房行走”。

书稿中描述罗振玉说：“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等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眼镜（当我的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溥仪在这句话的后面添上了：

脑袋后面垂着一个白色的辫子

像这样的添加、删除，全书稿中有很多处，限于篇幅到此为止。

上个世纪60年代，溥仪这样的身份是不可能独自完成这样一部影响巨大的自传作品并得到出版的，尽管如此，溥仪并没有因群众出版社的参与，乃至成为创作的主体而放弃对《我的前半生》创作的参与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书稿留下的近百处、数千字的增添、说明和建议删去的文字，究竟被采纳、吸收了多少呢？我曾利用几个休息日用“溥修本”和1964年3月先后于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的《我的前半生》书稿清样上溥仪亲笔修改处，与1964年3月第一版的《我的前半生》进行了对照，总体上讲，作为《我的前半生》的创作主体之一的群众出版社，是很尊重溥仪对书稿提出的建议的，有很多内容按照溥仪的意见，作了增删或调整。

文 | 方继孝

作者介绍：

方继孝

北京鲁迅博物馆荣誉馆员。著有《陈梦家往事》《陈独秀遗稿的下落》《徐志摩和中国的康桥》等；随笔集《旧墨记— — 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二记— — 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等；辑校《陈独秀先生遗稿》；学术论文集《字字珍藏— — 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合著）。《旧墨记— — 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陈独秀先生遗稿》获2007年国家图书馆“ 文津奖”提名。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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