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瘫张颖的爱情（作为同性恋者）

作为“同性恋（者）”的“同志”

□张 颖

摘 要：“同志”一词在其历史演变中，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演变为政治色彩突出的泛尊称；第二次是获得了以香港为源头的“同性恋（者）”这一新的意义。其“同性恋（者）”这一义项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之前，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中持有一些带有偏见的词义演变观，如认为其是一种“语义降格”，本文对此进行了再讨论。

关键词：同志 同性恋 政治 称谓语 中立

McConnel l-Ginet（2002）认为，词汇原本是相对空泛的形式（empty forms），使用者可以根据其特定的历史通过某种新奇的用法赋予其特定的新义。①20世纪80年代末，同性恋运动在香港兴起，有同性恋者借用“同志”一词特定的历史内涵与正面历史参照，套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以表示他们获得社会认同以及平等合法权益的“革命”“尚未成功”，因而“同志”（同性恋者）们“仍须努力”。“同志”一词这一特殊的新义项自此产生。

一、正面历史参照中的“同志”

（一）古代汉语中的“同志”

“同志”在古代汉语中并不是作为一个词而产生的，而是意义不同的两个单音节词。根据《辞海》记载，“同志”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国语·晋语四》：“同性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这里的“同志”义为“相同的志向”，这是“同志”一词的本义。这个时候的“同志”既不是称谓词，也无任何政治内涵。后来，“同志”由本义引申为“志趣相同的人，志向相同的人”。例如《晋书·王羲之传》中：“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红楼梦·第一二○回》也有这样的表达：“乐得与二三同志，酒馀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可见，这一义项是古代汉语“同志”的核心义项，使用频率高，使用时间长。

（二）作为称谓语的“同志”

“同志”作为称谓语被使用兴起于晚清时期。这一意义源于英语“comrade”②，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伙伴、战友；其二是拥有共同政治理想与抱负的人。后来日本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之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把“同志”作为称谓语引入中国。这一用法从产生到词位分化再到使用频率回落，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都互称“同志”。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就出现了该词，“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不过，这一时期的“同志”称呼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一般不会把普通民众称为“同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同志”成为大众使用率最高的泛尊称，不再仅仅是政治语言中一个常现的称谓语，各种社会身份的人之间相互称呼“同志”。文革后泛尊称“同志”使用频率回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作为泛尊称的“同志”使用频率持续走低，而书记、处长、老板、经理、大夫、先生、老师、小姐、师傅等称谓语被广泛使用。“同志”从此逐渐失去其在称谓语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同志”称谓依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在国内严肃正式的政治场合中或某些特定的机构组织中的使用率依然居高不下。

梳理作为称谓语的“同志”的变化历程不难发现，政治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作为称谓语的“同志”是从日语中反引的一个词汇，与古代汉语中的“同志”的含义有不能否认的联系。

二、作为“同性恋（者）”的“同志”

（一）源起与使用现状

1989年，香港同性恋运动积极分子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这被普遍认为是“同志”一词“同性恋”这一义项的开端。随即，其他中文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一义项。这种用法最先在同性恋群体中使用，后来影响逐渐扩大，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就在《认识同志手册2001年版》中写道：“市长爱同志”。随着两岸三地之间持续扩大的交流以及语言接触，这一义项进入大陆。

在人民网站内检索“同志”一词，显示的结果有398878条相关，截取其中前1000条，“同志”作为“同性恋（者）”这一用法的新闻共0条。再以“同志”“同性恋”两个关键词同时在人民网进行站内检索结果有1195条相关。在百度搜索“同志”一词，显示与“同性恋（者）”的相关有“同志吧”“淡蓝同志网”“上海同志社区”“同志用品”“同志漫画”等词语。《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与《辞海》（第六版）均未收录“同性恋（者）”这一义项，《两岸通用词典》与《全球华语词典》收录了这一义项，后者指出其使用地区为港澳、台湾、新马泰。可见，作为“同性恋（者）”的“同志”活跃在网络语言系统中，在较为正式的官方媒体与字典辞书中难见踪影。

（二）特点

1.正面

此前，“同志”一词的意义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其含义的基调是正面的；二是内含了“认同”这个重要的深层意义；三是暗含了“平等”作为条件。这个义项是依附在之前“同志”一词的正面历史参照中，试图从中获得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

“同志”这个词在没成为称谓语之前，“志趣相投、志向相同”的本义或是以此为基础的引申义，其文化意趣是积极向上的，也隐含了志趣相投、志向相同的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后来，引入日语对英语“comrade”的翻译“同志”，到后来逐渐发展成泛尊称，整个过程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同志”一词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也是积极的、正面的，其中包含了群体内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以及后来发展为泛尊称包含了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同志”，作为称谓语在使用时不区分对象的性别、身份、年龄，实际上传递出一种平等的思想和原则。

林奕华本人曾经提到，“自己希望用来取代同性恋的‘同志’一词，是取自孙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同性恋少数群体想要获得社会的平等认同及平等的社会权益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但是，我国内地使用这一义项的人对这一源起了解甚少，却仍在积极地使用。因此不难发现，“同性恋（者）”这一个义项之所以能被广泛使用，除了林奕华本人选择这一词的积极意图外，还因为它依附在之前的正面历史参照中，获得了自己的积极意义与强大的生命力。

2.中立

与“同性恋”一词，“同志”更加中立，回避了传统文化视域下人们使用这一词必然产生的暧昧。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以及异性恋霸权的文化背景下，大众对同性恋群体的接受度和认同度是比较低的，甚至认为是扭曲的、病态的、犯罪的群体。“同性恋”一词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包含了某种“性滥交”“性变态”“有悖纲常”等负面隐性意义，这也就造成了人们在使用这一词汇的时候比较暧昧与晦涩的心理特征。借用“同志”一词来指称这一少数群体具有去污名化、去贬义化的积极意义。

（三）与同时期其他表示“同性恋（者）”词语的对比

在现代汉语中，同样表达“同性恋”的词汇还有“基佬”“飘飘”“拉拉”“蕾丝边”“酷儿”等。

“基佬”来源于英文单词“gay（男同性恋者）”。在粤语中，“gay”的发音为“基”，所以，有的异性恋者称男同性恋者为“基佬”，带有非常明显的贬义色彩。“拉拉”和“蕾丝边”均来自英文“lesbian（女同性恋者）”，虽然是音译词，但是以“拉拉”“蕾丝”来翻译，营造的意象较为暧昧，语义色彩也并非中性，而是倾向于贬义。

“飘飘”是成都特有的对男性同性恋群体的称呼。在当地居民的刻板印象中，男同性恋者总是在不同的聚集场所之间飘来飘去，“飘飘”因此得名③。“飘”这个动词描述了人们想象中同性恋者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和行为特征。

“酷儿”一词来源于英文“queer”。这一英文词汇来源于16世纪，原指“奇怪的、异常的人”。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个词成为一批对抗主流的学者所挪用的意象，他们故意以这个词自称，以颠覆主流价值观对这个词的负面解释。李银河（2002）将“queer”一词译为“酷儿”，将其引入汉语。“酷儿”包容了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现在“酷儿”一词多用于同性恋者自己的自称，或者学术语境中对于“被权力边缘化”的人群的研究理论称为为“酷儿理论”。

上面提到的“基佬”“蕾丝边”“拉拉”“飘飘”等词汇的色彩义呈现出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负面色彩，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很难找出一个足够中性的词来指代这一客观存在群体，“同志”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与之后出现的还没有广泛被使用的“酷儿”一样，具有乌托邦式的平等色彩。在正面的历史参照中，保持了性别中立，去除了“同性恋”一词以及其他指称这一群体的词汇的固有的污名。

三、对既有观点的看法

在现有的学术论文中，对“同志”的新义项“同性恋（者）”几乎没有作很细致清晰的讨论，几乎都是泛泛地带过。少数提及这个问题的论文持有的观点，如有人认为“它是由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中产生的负面影响造成的，是社会浮躁情绪的一种滋生品，是西方腐朽思想在中国泛滥的一种低级产物。”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方传余（2007）认为“同性恋（者）”这一义项的产生是“同志”这一词汇发生了“语义降格”——认为其符合Brown＆Gi lman关于语言称代系统语义变化的发现，即“始于尊贵，终于轻贱”的语义降格趋势⑤。其后的几篇文章也赞同这一看法。本文认为这一说法是不恰当的，是需要再讨论的。

首先，方传余在文中将“同志”新义项的产生类比“小姐”由一个对女性的尊称降格成为“提供色情服务的（年轻）女性”的代名词（如“坐台小姐”“找小姐”等）。本文认为，这两个词义的变化性质不同，应当区别对待。前文对“同性恋（者）”这一新义项产生的论述已经说明了该义项的产生源头本身是一种“借用”，这一变化不是在“同志”这一词义系统内发生的。而“小姐”一词的词义变化则反之。

其次，认为“同性恋（者）”“轻贱”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站在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以及异性恋霸权的文化立场中，是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必然会被淘汰。伴随着“酷儿全球化”的大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医学分类以及生存状态都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着“非罪化”和“非病理化”的两大进程，我国公众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显著提高。在学界，不同学科也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对同性恋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语言是社会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义的更新既是社会发展、文化观念更新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发展、文化观念更新的一种反映。“在建构社会性别身份的文化要素中，语言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构力”⑥。

我们应该挣脱传统偏见的束缚，站在一个更中立的角度看待“同志”词义的变化，包括它之前极具政治色彩的使用以及获得“同性恋（者）”这一新的义项。为需要的人群服务，本身就是语言的功能。这一义项的产生也符合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更不能以“轻贱”论之。

注释：

①McConnel l-Ginet，S.Language and Sexuality：Contesting Mean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②《牛津词典》中comrade：1.a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the same communist or social ist pol i t ical par ty as the person speaking；2.a f riend or other person that you work with，especial ly as soldiers during a wars；

③魏伟.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J].社会，2007，（1）：67-97 207.

④孙玉超，师文淑.“同志”称谓的历时演变及使用现状研究[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6）：148.

⑥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4.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2]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胡范铸，胡玉华.“同志”称呼语的语义功能与语用条件析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112-116 122-128.

[4]赵荣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5]方传余.“同志”一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1）：28-33.

[6]唐颖，曲晶.“同志”称谓的源流及其演变原因[J].社会科学战线，2008，（3）：270-272.

[7]张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同志”称谓的演变[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12）：128-129.

[8]楼峰.汉语“通用”社交称谓语的语义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张颖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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