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才女的书籍 民国四大才女传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1912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帜，令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渗透融合于文学作品之中，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吕碧城】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萧红因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萧红一生受尽白眼冷遇，她的作品中最有成就的是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她一生拒绝给定、拒绝平庸，这不仅体现在她对传统社会的抗争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更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不管是从题材选取还是手法运用，萧红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特有的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的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

1911年6月2日，萧红出生在呼兰县的一家封建地主家庭，萧红的童年并不美好，生母早亡，父亲张廷举续弦后，继母梁亚兰与萧红姐弟感情并不亲密。据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君介绍，父亲张廷举在当时，担任过呼兰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表面上的做派比较新，但骨子里的观念比较旧。萧红母亲死后，家境变坏，张廷举工作和理家不能兼顾，心情不佳，对孩子也没有好态度。这些都给幼时萧红留下了影响。

家中最疼爱萧红的就是祖父张维祯，叶君说：“她常跟祖父一起在后花园里做游戏，栽花、种菜、拔草，捉蝴蝶等。这后花园，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祖母死后，萧红搬到祖父屋里住，祖父也教她读诗。祖父给了她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成就了她日后的文学想象。”

小学时代，萧红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叶君透露：“同学回忆说她的一篇作文《大雨记》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家庭环境复杂导致萧红的性格很叛逆，懂得反抗。张廷举曾为萧红订下一门亲事，在萧红小学毕业后劝她放弃学业，令其成婚。萧红想上中学读书，逼迫父亲做出让步。叶君还原了当时的一些细节，“萧红在家消极抗争一年没什么结果。就放风说如果家里不答应上学，就仿效小学同学到呼兰天主堂当洋姑子。”

1928年，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就已展现出文学天分，并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叶君称：“萧红在东特女一中时代，发表在校刊上的作品是一首诗，名叫 《吉林之游》，原文不存。大意是记述全班同学到吉林春游的感受和热闹场面。这个时期，她最爱读的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记者提到萧红读中学时代深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影响，参加过五卅运动和1928年反对日本修铁路的学生游行时，叶君说：“五卅运动中萧红参加过为声援五卅运动而举行的募捐、义演活动。当时，还在义演的话剧《傲霜枝》里出演了一个小姑娘。1928年是在游行队伍里散发传单。”

萧红初中读完并没有放弃自己学业的想法。当时她认识了一个表哥叫陆哲舜。是当时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萧红相识后，鼓励萧红去北平读书，二人在北平读书的经历中，由于陆家切断经济来源，萧红与陆哲舜不得不回哈尔滨。有些书中描绘二人互有好感的经历在叶君看来是不实的，“萧红当时与汪恩甲订有婚约，萧红到北平原意是求学。到北平后，陆提出同居要求，被萧红严词拒绝。”1931年1月，萧红寒假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遂与家庭断绝关系。2月底，萧红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

两人同居，萧红怀孕后，汪恩甲却失踪。汪恩甲这个人物形象很负面，叶君介绍：“汪恩甲是哈尔滨三育小学的一名老师。跟萧红恋爱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夜校进修。与汪的婚约，萧红一开始并无恶感。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汪恩甲身上有些纨绔习气，后来，萧红还偶然发现他有抽大烟的恶习，心里有些恶感。萧红的文字里对汪没有只言片语的负面评价。应该是一个本性不坏的男人。最后，他在东兴顺旅馆弃萧红而去，至今没有材料说明是怎么回事，因而是一个谜案。”萧红当时挺着大肚子，只能困守东兴顺旅馆，旅馆老板曾逼迫萧红还债，“因为欠下400块大洋”，叶君解释，“老板见还钱无望，声称将其卖到道外圈楼（低级妓院）抵债。”

萧红与萧军的相爱与分手，故事曾被人说过无数遍，很多人认为是萧军救了萧红，在叶君看来却并非如此，“萧军确实在萧红面前有‘拯救者’的优越感。其实，1932年从东兴顺旅馆逃出，也不是源自萧军的拯救，而是哈尔滨的大水，萧红最终被红十字会的难民船救出。但是，离开东兴顺旅馆之后，萧军确实接纳了怀有身孕的萧红。并开始了两人的共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萧军有拯救之功。”

萧红与萧军曾出版过合集《跋涉》，二人对鲁迅十分敬仰，经常与鲁迅有书信往来。鲁迅在看过他们作品后，将二人邀请至上海。到上海后，在鲁迅指导下，萧红发表了小说《生死场》，萧军发表了《八月的乡村》。二人的作品都被鲁迅收集到《奴隶丛书》。在叶君看来，《生死场》写出了东北乡村的荒野图景。是萧红极为天才的想象和创造。《生死场》是以萧红被软禁在阿城张家地主庄园的那几个月的见闻为素材。“某种意义上，跟抗战的关系的不是很大。小说写出了东北乡村底层人们黑暗的生存状态。”

作为“鲁门弟子”，叶君称：“萧红身上延续了鲁迅的自由主义立场。如她认为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的写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萧红生命后期创作的《马伯乐》明显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路子。有学者指出，鲁迅的《阿Q正传》是‘精神胜利法’，而《马伯乐》里的马伯乐是‘精神失败法’，可以看出内里的传承。”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时感情已经产生了裂痕，二人就相约分开一年，萧军回青岛，萧红去东京。

1937年抗战爆发，萧红认识了她生命中第三个男人，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据叶君回忆，萧红跟端木是在上海的《七月》筹备会上认识的。“萧军跟端木一开始关系比较友好。但是，随着三人在一起有了‘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后，两人关系恶化。端木确实十分欣赏萧红的文学才华。至于最终走到一起，比较复杂。这里边跟萧军和萧红的关系破裂有必然的关系。”

萧红与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相爱，在当时的文艺圈中受到非议。叶君说：“当时左翼文学圈子里的人对端木普遍没有好感。萧红和端木结婚后，立即遭到‘友情封锁’。此前，跟她和萧军来往的一些作家朋友，大多不来往了。”

1938年2月萧红与萧军在西安正式分手，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当时，萧红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前文提到萧红曾怀上汪恩甲的孩子，这个孩子被萧红过继给一户人家，而萧红和萧军的孩子生下后，不久就夭折了。叶君说这个孩子的死亡原因仍是一个谜，“1938年秋天，是在重庆江津白沙镇生下与萧军的孩子。产后三天萧红对前来看望的白朗平静地说孩子头晚抽风死亡。而前一天，她曾向白朗索要过去痛片。说是自己牙痛。白朗给了她药片。孩子的真正死因至今不明。”萧红在重庆期间患上了肺结核。同期也写下了很多关于回忆鲁迅的文章后，又于1940年初与端木蕻良来到香港，这也是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萧红在香港期间静养身体，但当时战火蔓延到香港，萧红的病情也变得严重。对于萧红的死因，叶君做出解释是死于误诊：“养和医院的医生，认为患有肺结核的萧红咳嗽是由喉管结瘤引起，需要开刀。端木向他说明，结核病人不能手术，但对方一意孤行。手术虽然成功，但并没有发现结瘤。战时缺医少药，萧红的病情迅速恶化。如果不是手术，萧红应该不至于死在香港。”

在很多撰写萧红的故事中，骆宾基是最后陪伴在萧红身边的人，甚至二人之间有爱情。但叶君给出解释是：“骆宾基最后陪伴了萧红44天，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爱情发生，因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仅凭骆宾基的说法不可靠。端木蕻良要为医药费而奔走，萧红躺在病床上因担心端木会抛弃自己，而端木确实有八天左右不在萧红身边。让萧红对他心生不满和失望。萧红死时陪在身边的是端木蕻良。骆宾基那天回宿舍了。”

萧红在死时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对于“白眼”和“半部红楼”，叶君认为，白眼不是一个具体所指。是泛指萧红所遭受到的苦难。“半部红楼”历来有多种解释。一说，是冯雪峰想写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但没完成，萧红跟友人想合作续完。我觉得此说比较牵强。“在我看来，‘半部红楼’是泛指萧红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临终时她也说过，我所有的不幸就因为我是个女人，从东京回来之后，萧红身上的女性意识极大唤醒。”

【石评梅】

石评梅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而自取笔名石评梅。石评梅出生于山西一个清末举人家庭，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有深厚的文字功底。

1919年，“五四运动”后，石评梅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在女高师读书期间，期间，她结识了一大批挚友，也因此闯入了文学的门槛。石评梅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其中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也表现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够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的真实记录。

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是对光明的渴望、爱情的追求，还是对妇女和社会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满着柔弱女性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现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追求执著精神的转变过程;她充满了对既崇敬又心爱的人的缅怀，也表现了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时，她深深地理解中国劳动妇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对黑暗的抗争，从而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执著精神也赫然纸上。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

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这是石评梅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信中鼓励石评梅“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1924年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石评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观尚有游击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他劝石评梅“不要怕”，“没要紧”，“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这件事对石评梅教育和印象颇深。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同年，石评梅完成学业，走出女高师“红楼”。她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从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在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顽固的当时，敢于冲破旧礼教，实在是一件大事。至于如何管理、如何施教这都是新的问题。1923年石评梅担任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她的教育管理浸透一个“爱”字。她曾说过；“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我最近读着一本小说，叫做《爱的教育》，读完之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我爱她们。我明白了我从前的错误。”所以在教学上她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尽方法，使学生有所受益。她平时担任的教学课时很多，但是她无论怎样忙碌，从来没有对学生的课程敷衍过，常常在深夜里为学生批改作业，第二天一早又到学校上课去，由此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同人的尊敬。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高的突然病逝对石评梅精神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此后她把全部感情都放在已故的高君宇身上。3 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这些作品收在散文集《涛语》中。但是石评梅并没有沉沦下去，在悲痛之余，她严肃认真思考社会和人生，逐渐理解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精神开始振作起来。1926年，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的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同年，她向朋友说，“象我这样人还有什么呢？我干教员再这样下去，简直不成了！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有一次行装都整理好了，只因北京教育界同人劝阻，母亲不同意，未能成行。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等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激励人民革命斗志。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石评梅和陆晶清等编辑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碟，抗议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200O余人游行情愿。段祺瑞执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石评梅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到执政府门前的请愿行列，但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陆晶清也负了伤。第二天，石评梅即奔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3 月25日，又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隆重追悼大会，并于3月2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血尸》，3 月25日在《京报副刊》发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愤地指出：“昨天的惨案，这也是放出野兽来噬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好友陆晶清等编辑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从事文学事业。最初以写诗歌与散文为主，当时即被称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到后期创作不少短篇小说。五四以后，革命青年因对旧制度不满，追求光明的前景，女子尤甚，但现实又是那样无情，所以她们苦闷、彷徨。石评梅前几年的大部分诗歌、散文都表现了这种情调，恋爱的挫折，离开父母的心绪都反映了出来。后期她写小说渐多起来，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石评梅思想和创作的进步，除高君宇影响外，石评梅和鲁迅的交往也是应予以注意的。1924年石评梅和陆晶清合编《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时，深受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在《两地书》中许广平曾有记载；“今早打算以此还《妇周》评梅所索之债，但不见来。今请先生阅之。”1925年1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寄《妇女周刊》社信并稿。”这就是1925年12月24日《妇女周刊》上的《寡妇主义》。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曾至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评梅来送。”鲁迅支持《妇周》及评梅事业，但也确曾批评过《妇周》“议论很少”。《妇周》和石评梅的进步不能说和鲁迅没有关系，1926年创刊的《蔷薇周刊》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开始发病，剧烈头痛，但她以为身体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还是照常去附中教书，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庐隐等送石评梅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和庐隐等均在医院守护，不久开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医院转到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石评梅即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1928年10月21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蔷薇社及绿波社等在女师大礼堂开追悼会，庐隐报告石评梅生平事迹，焦菊隐代表绿波社致辞，女师大学生会写祭文，陆晶清从上海专程赶回北京，悲恸万分，写下了《我哭你唤你都不应》的祭文。

1928年11月11日至17日，《蔷薇周刊》陆续发表了《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

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纪念刊》，登载三十余篇悼念文章。

根据石评梅生前遗愿，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

石评梅逝世后，经庐隐、陆晶清等努力，编辑出版了石评梅生前所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书。

【张爱玲】

张爱玲（1920.9.3-1995.9.8）原名张瑛。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多发表于《天地》、《万象》等杂志。她23岁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寓。她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柢，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随后，又写有中篇小说《小艾》、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和评论集《红楼梦魇》等。张爱玲的电影缘《不了情》（1947年）是张氏小说《多少恨》的电影版本，讲述了女家庭教师虞家茵与有妇之夫夏宗豫一段辛酸爱情。虽然情节上未见新意，但有张爱玲奇才异女的盛名护驾，又有大导演桑弧联手，加上刘琼和陈燕燕的人缘，仍然有许多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去享受这段归来泪满巾的悸动。《太太万岁》（1947年）是40年代末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作品。张爱玲继续与桑弧合作，在电影中增添了些许酸溜溜的讽刺味道。老戏骨张伐、石挥、上官云珠配合得天衣无缝，新秀蒋天流也藉此走红。怎样做一个完美的太太？作时兴打扮的民国少妇依然要履行千古不变的义务，站在传统观念的阴影里推敲答案，尽管怎样做都不能完满。《哀乐中年》（1949年）张爱玲与桑弧的三度合作，默契和灵感的火花使编和导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这却成了这对创作绝配的最后灿烂。《金锁记》是一个搁浅的计划，也预示着张爱玲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分号。在风云突变的历史中，影迷们惟一可以做的只是寻一处幽静所在，想像一下张瑞芳扮成曹七巧的模样，顺便留意小说中欣赏月亮时的苍凉快感，对人生中“不彻底的现实，永不完满的情愫”发一番感叹。将近十年后，张爱玲才有机会重续电影不了情。1956年起，她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陆续编写了10个剧本：1956年《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1960年《六月新娘》、《温柔乡》，1962年《南北一家亲》，1963年《小儿女》，1964年《南北喜相逢》和60年代的《一曲难忘》（又名《魂归离恨天》）。此后，张爱玲再没创作过电影剧本。如今，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许多电影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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