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创始人（古代犹太教的释义和拉比时期）

古代以色列人宗教思想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其所经历的巨大转变过程，在古代近东多神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古代犹太教的发展与以色列民族饱经磨难的历史关系密切，犹太教重视实践甚于信条，认为生活方式决定着一个人的虔诚与否，这使得其信徒得以历经劫难仍保持自己的信仰和文化身份。

从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走西奈，在西奈山授命传十戒和律法算起，古代犹太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创教、先知运动、第二圣殿以及拉比四个时期。 摩西以十戒和律法慑服了辗转西奈半岛40年而历尽艰辛的以色列人，不仅开创了一个彻底的一神教，而且统一了以色列人的思想，为回归迦南和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随着士师时代的结束，大卫统一了12部落，并定都耶路撒冷，建耶和华圣殿，安放约柜。接着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成为犹太人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的中心。经过以上这一系列事件和历史的演变，犹太教创立了它雏形期的教义、教规和典章。

根据《旧约》的说法，以色列人只崇拜一个神，就是耶和华。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崇拜中心，但所崇拜的神是相同的。对任何其他神明的崇拜一概被禁止。以色列人相信他们的神耶和华曾经主动与他们立约，因此他们是耶和华的"选民"，是耶和华所特别要拯救的一群人。除了耶和华之外，他们并不承认世上的其他权威。这也是以色列王国立国时所确立的一个根本原则——国王的权威是世俗的，如果他的意见与代表神意的宗教首脑不同，就会产生冲突。以色列政权之所以不稳定，神权与政权之间的冲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人没有神像，这一点与其他的古代宗教很不相同。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是没有形象的。所有外邦人崇拜的都是木泥雕塑的没有生命的偶像。这种极端的一神信仰使得以色列的宗教在古代世界宗教中独树一帜。

这种一神信仰思想是逐步确立的，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保持这种严格的态度。例如以色列建国后，因为和迦南人杂居的关系，以色列国内充满了非耶和华信徒，这些人信的是迦南原有的神明如巴尔、亚什位等。以色列王亚哈甚至和信奉巴尔神的泰尔公主结婚，并且替她建造了巴尔神殿，因此招来了许多犹太教信徒的强烈反对。此后，以色列和犹太相继亡国，虔诚的耶和华信徒再度受到严重的打击。为了继续保持原有的信仰，耶和华信徒对以色列和犹太国的灭亡做了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犹太之所以亡国，并不是巴比伦的神胜过了耶和华。相反，是由于以色列人背弃了耶和华的旨意，才使得耶和华借巴比伦人之手来惩罚以色列人。而既然外邦人也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不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而是宇宙之间的唯一真神。以色列人的信念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才更为坚定。

"先知"一词，是当时对有能力感知上帝的旨意并向子民传达旨意的人的称谓（摩西是犹太教最大的先知）。"先知运动"就是指这一时期出现的15位先知。他们针砭时弊、抨击腐败、痛斥苛政、鼓舞民众，为重建圣殿、民族复兴做出巨大贡献。他们以神的名义阐发的政治见解、宗教伦理，被后人收集在《圣经》和《先知书》里，极大地丰富了犹太民族的思想宝库，发展了这个民族的伦理学说以及政治观和社会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先知们才被认为是犹太教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家、政治批评家、民众的精神导师。

公元前516年建成的第二圣殿，使犹太人又有了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先知的地位被祭司和文士所取代，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陆续返回耶路撒冷，迦南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不过，当犹太人被亚历山大征服进入希腊化时期后，犹太教内部出现了分裂，形成了四个派别，即撒都该派、法利赛派、艾塞尼派以及卡纳因派。由于各派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宗教观点分歧，相互之间的斗争不断，直到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帝国付之一炬。又过了20年，大约在公元90年前后，《圣经》追录成典，犹太教正式形成，古代犹太教的发展阶段到此结束。

所谓的拉比时期，是指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建造了犹太教会堂。犹太教会堂的建造，不仅满足了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行使宗教义务的需要，更为加强犹太民族的同一性、认同感和凝聚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件事是犹太人视法利赛派中德高望重的人为他们的精神首脑，将他们称为"拉比"。拉比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口传的律法并将其整理成文；注解《律法书》等宗教法规；向犹太教徒讲解教法，教导他们严守教义和法规。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拉比们的努力下，犹太教最重要的经典《圣经》正典得以审定。学者们也因此普遍认为，是拉比们的努力才使犹太教在艰难困苦中生存了下来。

对历史学家来说，作为复杂的宗教文学作品，希伯来圣经中的各种传统和传说更多地体现了以色列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早期历史，并有意识地构建它以服务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于这样一部突出意识的形态的作品，很难也没有必要从中去发掘真实的历史事件。比如，关于早期部落及其首脑的故事和传说，到公元前7世纪时被编织成复杂的叙述体故事，与宗教首脑摩西的传奇结合到一起，但刻意合并的痕迹很明显。出埃及记故事的效果是把以色列人置于迦南之外，指出必须在耶和华的护佑之下通过战争征服迦南，以此来证明耶和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让以色列人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事件。确定的事实是，青铜时代的晚期，累范特的诸多城邦经历着巨变，公元前1200—前1050年期间，人口骤增，从考古资料看，其居民是熟知迦南文化、经验丰富的农人。

关于古代以色列的考古发现中，铭文的内容非常少，如大卫和所罗门，没有发现《圣经》之外的同时代的历史记录。从考古发现展示的公元前9—前7世纪累范特诸国的社会、经济、宗教状况来看，以色列和犹大绝非独一无二的国家，而是与其邻邦有着共同的发展经历和文化背景。《圣经》中的许多"外国神祇"也并非外来者带入的，而是部分以色列人原本的宗教信仰，绝对的一神主义在此时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自19世纪楔形文字被解读以来，随着两河流域大量泥板文献的出土和发表，学者们不断地发现圣经故事的"原型"，如"大洪水的故事"、创世故事等等，继而发现《圣经》的很多文学体裁如预言、教谕、法典等等，都扎根于古代近东的土壤之中，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文化和文学上的相似性，我们更惊异于希伯来《圣经》的最后创作者如何巧妙地以诸多古老的文学形式表达出全新的世界观。

犹太教对于后世的西方文明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它萌芽于古代近东文明大家族之中，又革命性地与古代近东的传统宗教决裂，理解这个决裂的根源和过程，对于今人了解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有着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古代埃及社会史》

《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

《古埃及文明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