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韵圆号(柴赛金奖得主曾韵的圆号之路)
澎湃新闻记者 廖阳 实习生 房久仙
“怎么说曾韵呢,两个字,天才!他的音色、气息、乐感、技巧,每一项都强,化为最自然动人的音乐,与张艺指挥的上海爱乐的合作丝丝入扣,给我们还原了他两年前斩获柴赛铜管组金奖的格里埃尔协奏曲现场,惊艳了所有观众。”3月2日,看完曾韵的演出现场,乐评人李长缨用“前途无可限量”形容这位圆号少年。
这场音乐会讲述了柴可夫斯基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曾韵以声部客席首席身份加入“柴五”的演绎,还以独奏身份与乐团联袂上格里埃尔《降B大调圆号协奏曲》,这也是他在柴赛决赛以及获奖者音乐会上演出的曲目。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为纪念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设立,每四年举办一次。2019年6月,19岁的曾韵过五关斩六将,拿下铜管组金奖,刷新了中国人在管乐专业获得的国际最高奖项。
“此次比赛最大的惊喜!”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举办的获奖者音乐会结束时,柴赛主办人之一、俄罗斯指挥家捷杰耶夫特别提到了曾韵。
国外网站做过这么一个调查:你认为哪件铜管乐器演奏起来最难?圆号不负众望,以最高票数当选。圆号辨识度极高,音域、音色宽广而丰富,但也对演奏者的气息控制和技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濒临失控边缘。
曾韵不仅顺利驾驭了这件高难乐器,还在多项国际赛事中频频获奖。2021年9月,在强手如云的慕尼黑ARD国际音乐大赛圆号比赛中,曾韵突出重围,获得第二名和委约现代作品最佳演奏奖。
宽大棉T恤,茶色太阳眼镜,出现在澎湃新闻记者面前的曾韵,看起来和普通的少年无异。
阳光正浓,在沿街的一家咖啡厅,采访从柴赛聊起。结束后,他准备等一等,待太阳落山,去逛一逛小街小巷,用相机捕捉黄昏的上海街景。作为一个从小在成都长大的南方人,上海的精致、上海的情调,让他流连忘返。
“上海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老克勒。有一次在外滩散步,我看到很多打扮精致的老爷爷、老奶奶,好有气质!”22岁,喜欢摄影,如今又迷上画画,在曾韵眼里,上海还是艺术家的一个乌托邦,“国内很多地方的古典观众是当地乐团培养起来的,上海不是,是全球最好的音乐家培养起来的。”
今年4月到7月,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一的曾韵将前往德国,受邀在柏林歌剧院当客席首席。一颗耀眼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曾韵
【自述】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蛮特殊的。之前我都是参加圆号比赛,圆号和圆号比,评委都是圆号评委,大家审美比较统一,选择的曲目也是学术性很强的。但是柴可夫斯基没有给圆号写过独奏作品,再加上铜管组是小号、圆号、长号、大号一起比(评出前八名),不能老搞学术的东西,要把乐器的魅力释放出来,这样才有可比性。
所以选曲很讲究,我选了柴可夫斯基的一些小曲改编成圆号曲,比如《船歌》《如歌的行板》,很抒情,很高级,也很通俗。恰恰这几个作品吹得最好,反响最好。
比赛强度太大,战线拉得很长,走到最后,我心态不是很好。决赛我是第一个,吹完直接走了,觉得吹得不是很好。那是阴天,淅淅沥沥的小雨洒在肩头,我觉得自己像个loser,一个人坐公交车回酒店,倚在窗边。我还发了条朋友圈,感谢学校支持,很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
晚上十二点半才宣布比赛结果,第八到第二都不是我,我想完蛋了。结果,我和一个俄罗斯的长号并列第一,他是马林斯基剧院的首席。我疯了!
比赛结果宣布以后,我五点起床去莫斯科,晚上参加获奖者音乐会。第二天凌晨回到圣彼得堡,晚上又参加获奖者音乐会。捷杰耶夫在马林斯基剧院是“肆无忌惮”的,音乐会九点多才开始,一直演到凌晨两三点,座无虚席。观众出门,光会透进来,但我记得那晚剧院后面那堵墙一直是黑的,没有一个观众走。
那天我演的就是格里埃尔《降B大调圆号协奏曲》(二乐章)。我当时有一个最淳朴的想法,吹不好你也不会把奖收了,我随便吹,但恰好就是随便吹,特别放松,好舒服。
捷杰耶夫在舞台上很可靠,他自己很有信心,作为一个独奏家站在他旁边是很有安全感的。比赛完,我以交换生的身份去瑞士日内瓦学习,又和捷杰耶夫合作了几次。有一次是与世界和平乐团(节日性质乐团,由世界各地交响乐团首席组成),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和舒伯特《第九交响曲》,演完他直接在台上哭了起来,很感性的一个人。
柴赛获奖者音乐会,曾韵和捷杰耶夫。
父亲是四川交响乐团圆号首席。我能够走向音乐,走向圆号,绝对是受他的影响。他经常把我带到演出后台,音乐家们台前幕后的生活,那种集体的合作和演出,对我触动很大,以至于我现在也特别喜欢室内乐和乐团的演出,特别温馨。音乐就是要交流,要交朋友。独奏真的很孤独。
我们家三代人吹圆号,好像一种家族事业。爷爷吹,父亲吹,伯父的儿子也在吹。
我6岁学圆号,学习非常主动。我小时候特别内向,跟同学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吹乐器好像学会了另一种语言,很浪漫主义的一种语言,会让人有寄托感。
小时候父亲对我管教很严,做错什么事马上脾气就上来了。但没有因为吹号打过我,他很放心。他觉得我有天赋。一开始,他就希望我走专业道路,觉得有一技傍身很有安全感。他是很坚定的人,跟程蝶衣一样,觉得这是从一而终的事情。
五年级时,父亲带我去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老师温泉鼓励我,不要考小学了,直接考初一。我11岁上初一,一个人,爸妈把我扔在那住校。妈妈每一个月跑一次北京,来看我干嘛?小时候没心没肺的,大了反而有点想家。
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我慢慢打开了自己,甚至变得“社交牛逼症”,因为大家都在用同一种音乐语言交流,回到生活中也有共同话题。
虽然从小就爱圆号,但我也受过打击。有一次我和一个大提琴姑娘一起演舒曼的《梦幻曲》,台下同学悄悄说,圆号的声音怎么像放屁?好受打击啊!那时我才7岁。童言无忌嘛,但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高一有一件事情特别感动。我去俄罗斯比赛,拿了个小奖,别人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长得矮矮的,圆号吹得还可以。第二年我受邀参加圣彼得堡的音乐节,第一场演出在穆拉文斯基音乐学校,台下很多小朋友,吹完我收到好几幅画,笔触特别稚嫩,有人画了一个奇怪的大哥哥在吹号,还用俄语写着“哥哥好帅”。
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圆号就是在乐团里吹吹独奏、吹吹伴奏,躲在象牙塔,那时候才意识到圆号是有魅力的,真的可以让大家感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听那些非音乐人的评价。音乐人都知道吹圆号难,惺惺相惜,更多是好的评价,但我觉得不客观。
柴赛获奖者音乐会,曾韵谢幕。
圆号感人的点不在于一直输出。它的声音比较有包容性,作曲家经常用圆号作一种哲理性的、总结性的发言,把这个段落结束,进入下一个段落,比如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马勒也经常这么写。
还是蛮神圣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突然出现圆号这么一个空灵、温暖、多变的音色,所以必须吹好,就像发射火箭一样,必须非常精细,万一出点错误,火箭就升不上去了。
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性格。圆号低调、谦虚,需要它时,它必须站出来,有点像幕后英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从技能上来说,吹圆号绝对很有难度。我们的嘴吹得稍微有一丢丢的偏差,就会跑到另外一个音上面去,那就叫“冒泡”。
手可以做很一些精密的动作,像小提琴,音准稍微拉次一丢丢,手指转一下,就救回来了。圆号震动的来源全在嘴上,很难!如果没有嘴的震动,就相当于小提琴没有弦,钢琴没有键,木管没有哨片,圆号就出不了声音。
我们平时会在家里用嘴唇练习发音,嘟……有时候也会叼叼筷子,练习嘴的力量。大家经常练琴8小时,但我一般不超过4个小时,纯吹的话,多了会受伤,嘴很脆弱。但必须让自己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8个小时。我有个窍门,吹一遍,听一遍录音,等于练了8个小时。
圆号音色谦虚,从独奏到伴奏,什么场合都用得上。在乐团里,小号、长号吹完高光时刻就可以休息了,圆号陪它们吹完,还要陪木管吹,陪木管吹完,还要陪弦乐吹,真的是超级累的打工人!
而且,我们要花好多倍的精力去控制圆号,不让它犯错,不要冒泡。一场音乐会动辄一两个小时,要保持这么长时间不冒泡,太难了。只要一不注意,冒泡就会发生。有时候吹得正美,突然来一个泡,猝不及防,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冒泡非常容易被听出来。不用慌张,冒都冒了,救不回来了。但冒泡的频率不能太高,太高的话绝对是三个字:不练琴。大家经常说,圆号冒泡,上帝都会原谅。但观众绝对不会原谅你,买票花钱来听你冒泡?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我希望大家骂,多骂一点。
“探索俄罗斯”音乐会,曾韵和上海爱乐乐团。
乐团里有很多大胖子圆号,坐着吹重心比较稳。但吹独奏不一样,我要站起来,不由自主随着音乐去动,需要身体有一定的运动强度。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我就很少做竞技运动,踢足球、打篮球容易受伤,就做有氧运动、垫上运动。
有时候身体确实会有一些反应。前两年在莫斯科有一场音乐会,过劳肥,精神不是特别好,吹完程式部,很喘,吓死了。后来有一次在圣彼得堡和张国勇老师合作,他说你不行啊要运动。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游泳。
现在好多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身体负担。上次去昆明演出,2000米的海拔,吹舒曼的一部长线条作品,身体没有太大的反应。
其实吹圆号并不需要你胖。我在外网看到好多视频,吹大号的女生都很瘦。我觉得跟心理压力有关系,我在演出前很想好好休息,吃好睡好,只有吃只有睡,绝对就会胖。
以前我是很病态的,有很多奇怪的习惯,比如演出前一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洗澡,强迫症,心理暗示,觉得这样做才能吹好。
我跟温老师学了10年,知根知底。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建议,要么尝试在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演出场合,不睡觉,去博物馆逛一逛,去公园逛一逛,拍拍照,然后再来演出?诶,我发现真没有什么差别!
这就像我们总喜欢对比各种奇怪的演出版本,而那些大演奏家的版本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每一句都这么抠,很多演奏都是自然流露,有很深的底蕴,有很棒的心态,有很好的节奏,一切都是自如的。
要保证舞台完美,又要让自己觉得舒服,真的好难。去年11月从德国回来后,每次演出前,我开始尝试让自己放松。放松需要学习,勇敢地踏出这一步,你才知道放松有多么好。但是对自己有艺术要求,也是一件比较有安全感的事情,在你过度放松的时候,还能把你拽回来。
紧绷是因为想完美。我会经常怪罪自己,把错误全部怪罪到自己平时的习惯上。小时候吹不好,我会怪自己状态不好或没有练好。最近有一次演出,我突然释然了,我就是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人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清自己的过程,探索自己实力的那根线到底在哪里,再慢慢用科学的方式把这根线拔得越来越高。
老师的心理疏导太重要了,特别感谢温老师。他现在不在舞台上,完全是幕后英雄,特别聪明,很擅长思考,也很擅长逼着我们去思考。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犯了任何一个小错误后,脑子里都要开一个小会,要分析错误,提炼总结,错误不能白犯。
我很珍惜舞台。有可能100个观众里,99个是居委会送票,但没准就有一个音乐学院学生,或者不远千里跑来看你的。前几天在长沙演出,有人说我去贵阳看你演出了,从武汉过去的。得亏我好好吹了!有这种观众特别开心,所以不管在哪里演出,要好好吹,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观众。
“探索俄罗斯”音乐会,曾韵和张艺。
师哥梅第扬考进柏林爱乐乐团,对中国音乐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德国市场很包容,但很难打进去。
我初一时,他高一。他从小就是一个天才。我记得他参加了学校里的中国少年交响乐团,还组建过四季室内乐团,很难想象在乐团里,一个中提琴如此抢眼!而且他从小拉琴就非常有音乐家的范儿,不是做作,不是装的。
我能感受到师哥耀眼的天赋。只要你觉得和他做音乐很开心,或者看他做音乐都很开心,这个人一定是有音乐天赋的。
作为长沙伢子,师哥的性格也很好。去年,我们去德国参加ARD比赛,他很照顾我们,决赛还带了很多朋友来支持。早几年,他拿了ARD比赛的中提琴冠军。
每个人的成功之路都是不可复制的,师哥一定有自己的丰富经历、深厚扎实的功底,才能走出这一条路。我要慢慢把自己的路走得直溜一点,不要弯弯曲曲,一直不忘初心,我相信会有好报的。
也有人用“天才少年”形容我,这个称呼有时会让我面红耳赤。自己很难说自己是天才,因为努力只有自己看得到。天才不意味着可以少努力一点。我现在常想,要是附中每天能多练一个小时,我下次在上海的演出说不定就能少冒一个泡。就是这样,很现实的。不管你是天才也好,庸才也好,只要你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问心无愧,就幸福了。
柴赛之后,我有了很多机会走到最前沿的演出阵地。我现在特别幸福,和乐团演出,基本都能上半场吹一个圆号协奏曲,下半场再加盟乐团,是一个双重体验。我还会和很多好朋友、前辈艺术家一起搞室内乐。独奏、乐团、室内乐,正在读书的我正好探索一下,未来如果要走演奏之路,哪种形式才是我最喜欢、最擅长的。
也有人劝我去改指挥。就跟升级一样,圆号搞得好,就可以去搞指挥了,钢琴弹到头了,也可以去搞指挥了。但我觉得一定还可以探索,圆号这件事情值得做下去。
很多指挥家值得学习,特别像张国勇老师。那个年代的音乐家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慢慢打磨的匠人精神,不花里胡哨,潜心做音乐,对年轻音乐家来说非常重要。
为什么没去国外留学?我很相信国内的音乐教育。参加ARD比赛时,好多人劝我不要去,毕竟德国人觉得圆号是一件德国乐器。我就去“打脸”德国人。我有自信。我一直在国内学习,本土培养、中国制造,既然能在柴赛和ARD拿奖,说明国内的音乐教育一定有可取之处。
国内如今不乏优秀的小提琴家、钢琴家,因为这些乐器在国内起步早。优秀的圆号演奏家也在变多。张艺老师跟我讲,音乐家的培养、音乐行业的发展是“马拉松”,必须要靠一代一代人不断坚持,去打造出一个更高的巨人肩膀,让下一代站在肩膀上面。我刚好站在了巨人肩膀上,一够手就能触碰到highlight。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管乐会越来越好,现在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在学习,这是一个好迹象。
我鼓励大家参加所有对自己的职业道路有积极影响的活动,比如比赛、夏令营、节日性质的青少年乐团。比赛肯定是成名最快的一条道路,我比较幸运,基本上都是“贼不走空”,总会拿点东西回来。但肯定也有不幸运的。对比赛失利的人,我想说,我们还有很多方式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加有趣。我现在基本把所有比赛都参加完一遍了,我也要去寻找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责任编辑:梁佳 图片编辑:沈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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