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发展简史（一个真实的古罗马）

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所著《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的中文版有540多页，既有宏达的框架，又有生动的细节。

主笔/薛巍

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

罗马的统治模式

玛丽·比尔德说，50年来，她研究了关于罗马的数以十万计的书籍和论文，她之所以如此专注，是因为“古罗马很重要”，“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关于权力、公民权、责任、政治暴力、帝国、奢侈和美的许多基本假设都是在跟罗马人和他们作品的对话中形成的”。

三年前比尔德出版了一部古罗马史，讲述罗马是如何成长以及何以长久地维持了其统治地位。书名SPQR是“罗马元老院与人民”拉丁语的首字母缩写，1973年她第一次到罗马时，发现这四个字母在罗马城中无处不在：井盖上、灯箱上、垃圾箱上。

“元老院与人民”概括的是古罗马的政治机制。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实践了希腊古老的政治理想，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结合了起来：执政官代表君主元素，他们掌握军事指挥权，可以召集人民大会，向所有官员下达命令；元老院代表贵族元素，主管财政、外交、法律的实施；人民代表民主元素，他们选举国家官员、通过法律、决定是否参战。三者形成了微妙的制衡关系，比如执政官有军事指挥权，但要由人民选出，需要元老院提供资金。比尔德强调，古罗马的人民只包括男性公民，他们的声音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有多大影响力呢？比尔德说：“人民的声音在这种文化中是一个关键的元素。穷人的投票会产生影响，是热情拉票的对象。无视或羞辱穷人会招来危险。”但她也指出，大部分公职当选的条件是有很多财富，这就把大部分公民排除在外。穷人永远无法登上罗马政治的顶峰。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

罗马城每年的基本需求为2000万升橄榄油、1亿升葡萄酒和25万吨粮食。但整个罗马帝国的精英行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到200人，此外大概还有皇帝的数千名奴隶，管理着5000多万人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比尔德说，这主要是因为罗马的势力让罗马文化成为渴望的目标，各行省的精英自愿接受罗马文化。

皇帝是罗马世界中被描绘得最为生动的角色。皇帝的性格能解释什么？君主品质的区别能产生多大影响？古代的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关注每个皇帝的缺陷和弊病、虚伪和暴虐，《十二恺撒传》的作者苏维托尼乌斯极为关注皇帝们的饮食习惯、着装风格、性生活和妙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道：“狂怒的卡里古拉、软弱的克劳迪乌斯、放纵而残忍的尼禄。”但比尔德认为：“个体皇帝的品质和性格对帝国大部分居民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也不会过多影响罗马史及其重要发展的基本结构，没有迹象显示，统治者的性格会对国内外的统治基本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比尔德认为，我们许多关于古罗马的刻板印象都是有问题的。“罗马人并不天生比他们的邻居和同时代人更好战，就像他们也并不天生更善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一样。”罗马法对精英阶层之下的民众没有什么影响。有人认为罗马人致力于工程、军事效率和专制，而希腊人则偏爱研究、喜剧和民主。但罗马不完全是古典希腊的暴虐小兄弟。有几位罗马作家完全没有不假思索地拥护帝国力量，反而是帝国主义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批评者。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他们制造荒凉，却称其为和平。”

借助最新的考古技术和发现，比尔德努力呈现了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在罗马，有钱人在家里吃饭，因为他们家里有厨房和多个餐厅，穷人如果不想只吃古代版三明治，就必须外出吃饭。罗马城镇里遍布廉价的酒肆和馆子，它们采用相当标准的建筑布局：面向街道的柜台提供外卖服务，配备了桌椅的内侧房间提供堂食服务。

授予公民权是罗马帝国的基础

罗马凭什么能成为庞大的帝国？比尔德认为开放的心态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的第一位国王罗慕路斯在为新城寻找公民时，把罗马变成庇护所，对所有投奔者都表示欢迎，无论是异邦人、罪犯还是逃亡者，罗马一开始在吸收外来者上就有着不寻常的开放态度和心甘情愿，没有哪个古希腊城邦的包容程度与之相近，雅典对获得公民权的限制尤其严格。

罗马人也曾经对被征服的蛮族不屑一顾，认为自己文明、温文尔雅，高卢人和其他所谓的劣等民族粗俗。老加图等人攻击各种外国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腐化了罗马人的行为和道德传统。他说：“共和国堕落的一个标志是漂亮男孩比田地更贵、罐装腌鱼比耕夫更值钱。”在接触到其他族群之后，罗马人开始思考，身为罗马人意味着什么？为此他们塑造了自己脚踏实地、不苟言笑、吃苦耐劳的形象。但罗马作品中还有另一股潮流，塔西佗暗示，真正的罗马美德存在于苏格兰的蛮族那里而非罗马本身。

据粗略估算，公元前1世纪中期，意大利可能有150万到200万奴隶，约占总人口的20%。在皇帝尼禄统治时期，有人提出了一个让奴隶穿制服的主意，但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会让奴隶们看清自己的人数是多么庞大。但对许多人来说，奴隶只是一种暂时性身份，罗马人有释放大批奴隶的习惯。

比尔德说，罗马对外扩张的特点是要人不要地。“罗马打下一个地方之后，不会派军占领，也不会强行指派政府，只要求他们为罗马军队提供士兵和供给。这种同盟制度是一种有效的机制，能把被打败的敌人转变成庞大军事机器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胜利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战术、装备、技能或动机，而是看能调动多少人。罗马起初把公民权授予了意大利中部广大地区的一些社群，“以此为基础的公民身份和归属感对罗马人的政府、政治权利、民族性等观念具有重大意义。罗马人很快把这种模式扩大到海外，最终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

对帝国居民来说，成为罗马人意味着成为罗马公民。有多重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在罗马军队服役的非公民退伍时将成为公民；帝国各座城镇的地方官员基本上自动被授予公民权；有时，整个社群或个人会因为他们提供的特别服务而成为公民；如果获释，罗马公民的奴隶将立即成为罗马公民。

获得公民权无需通过测试或检验，无需向国旗致敬、宣誓效忠或支付费用。到了200年，大约20%的自由人口已经成为罗马公民。换句话说，很可能有至少1000万的行省罗马公民。公民权带来了罗马法律下的各种具体权利，涵盖了从契约到惩罚的广泛主题。

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宣布，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都将成为罗马公民。超过3000万的行省居民一夜间成了法律上的罗马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授予公民权的单次行动之一。”许多历史学家都怀疑，卡里古拉那么做是为了筹钱，因为这些新公民将自动有义务缴纳罗马的遗产税。无论如何，这一做法的结果是：“一旦被授予全体，公民权就变得无关紧要。”一种特权障碍刚刚被消除，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障碍便取而代之。罗马人分成了较尊贵者（富有的精英和老兵）和较卑贱者，二者在权利上的不平等被写进了罗马法。比如只有较尊贵者才能被免除特别残忍或不体面的惩罚，诸如十字架刑或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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