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回忆录（耿飚回忆神仙洞）

“神仙洞”里的“修炼”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

红一师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的有杨成武、谭政和我。我们走后不久‘杨得志同志调到红二师任师长。陈赓同志率一师参加了西征。在向“红大”报到的路上，我们都感到在戎马控惚中，组织上抽出我们学习深造，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学习！

“红大”设在小巧玲珑的环山城镇瓦窑堡。中央调林彪来任校长，由毛泽东同志兼任政委。从第二期开始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由罗瑞卿同志任教育长。后来又改称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红大”第一期分三个科。我们这些师以上干部在第一科，科长是我的老上级陈光同志，政委是罗荣桓同志。

瓦窑堡是党中央驻地，毛主席等领导同志都驻在这里。

六月二十一日，敌人突然袭击瓦窑堡，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县(即今志丹县)。“红大”亦随中央迁往保安。

在去保安的路上，我们在途中休息，罗荣桓同志提议照张像留做纪念，于是我就为大家拍了一张“红大学员在歌唱”的照片，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上用的那张。

画面下方背着伞打拍子的是彭加伦同志，同志们都喊他“加伦将军”。照这张照片时，我用了三角架和延时快门，所以画面里也有我本人。

保安在古代属边睡要塞，北面就是万里长城。从残留的城廓痕迹来看，过去的规模还是不小的。由于时间的湮没，近代已不怎么出名了。只有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还被保留着，显出当年的一些繁华来。

我们就以这些山洞为校址。这些山洞荒废子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的一层羊粪、腐草、野狼吃过的兽骨，人走进去，扑面乱飞出一群蝙蝠。“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清理好卫生，自制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嗬I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就缺一张兽皮喽！”

毛主席来看我们的“最高学府”后，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我们参的是马列主义之“禅”，悟的是中国革命之“道”。

刘伯承同志在三大主力会师后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一起在石桌上下围棋，聊天。他讲起四川方言来，逗得大家直笑，自己却作古正经，这就更增加了“笑”的效果。

有一次他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神仙’，天天吃素，全打光棍，可别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哟!有机会得考虑找老婆了。”

的确，当时我们全是男“神仙”，戎马倥惚，哪有机会找对象呀?大家都有个想法，先把革命事业搞成功了再说。刘伯承同志提起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乘机与他开玩笑，便嚷嚷着:

“讲讲你自己的恋爱史吧。”

“恋爱史嘛，得由你自己去搞起，听别人的啷格有意思?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找对象主要有三点:第一要找人，第二要活人，这第三嘛得是个女的嘛!’’

他讲一句，大家笑一阵。而他却仍然认真地说:“我讲得有道理嘛，信不信由你了。”.

“红大”除一科外，还有二、三科，培养初级指挥员。

“红大”的老师很多，毛主席、洛甫(张闻天)、林彪、李德、凯丰、吴亮平、秦邦宪、杨尚昆、李维汉等，都给我们讲过课。周恩来同志以形势报告的形式，负责给我们上时事政策课。

陕北的碾米工具很落后，我们吃的小米带着许多没碾尽的糠，主要佐餐菜蔬就是咸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条件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主要的困难是没有文具，用的纸都是废纸的背面。蒋介石常常派飞机到保安撒传单，我们就把这些传单捡回来，用它的反面印讲义，记笔记。有时候，部队里的战士们拣到这些东西，也知道收集后送来。

蒋介石的传单千篇一律，无非是反动宣传，多数是吹些"X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牛皮。但有时也有例外。

那天，我们正在“洞”里讨论刚听过的课程，罗瑞卿同志神神秘秘地来了，一进门就说:

“快来看哟!你们的‘身价’又提高了。”

我们接过他手里一叠花花绿绿的纸一看，又是反共传单，不过不是惯常的反动口号，而是一张“赏格”。上面写着:凡捉到共产党干部者，无论死活，按职务大小各赏给若干大洋。

有个同志还认真地算了一下，仅我们“红大”一科，全体“脑壳”加起来，竟值好几百万元。有个同志便说:

“罗局长，你给老蒋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预支出来，我们先买些纸、笔也好哇。”

罗瑞卿同志也笑着说:“对!我就告诉他，脑壳我先保管着，就怕龟儿子付不起呀。”

后来张爱萍、宋裕等同志还编了个小戏，内容就是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要他那份“赏钱”。过去我们常演这种有蒋介石的戏。几乎每次找演员，都要找到我的头上。因为我是个瘦高个。不过我很少答应，一般是由罗瑞卿同志扮演，他也是个瘦高个。这次演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他当然要自己演自己了，于是我演蒋介石，宋裕演宋美龄。有一段台词大概是这样的:

罗: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I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以下的情节是，罗瑞卿说:“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一分没发出来，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台下早笑得前仰后合，肚子都疼了。有人干脆跳上台(其实也是平地)，把电话夺过来问道:”喂，你把钱都弄哪里去啦?’’

观众们跟着起哄:“彻底交待呀!”“还我好几十万哪！“

剧本里根本没规定这些情节，我只好现编一句:“我都抽大烟啦。”然后装死完事。

“红大”的文化生活在当时是很活跃的。《大路歌》《毕业歌》我们经常唱，我们还在门前开辟出篮球场、网球场。朱老总从四方面军回来后，经常到“红大”来打篮球。尽管他是总司令，同志们照样对他“关门”、“盖帽”、争夺;他总是乐呵呵地，无论输赢都那么开心。

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直到现在都令我思恋不已。

能到“红大”学习，机会是很难得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惜时间。我虽然上过私塾、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但是“啃”那些高深的战役学、经济学、国际问题等，显得十分吃力。只有起早贪黑，多消化一点是一点。每天傍晚，“红大”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有一本苏联《伏龙芝学院战术讲义》，大家都争着借阅，一致感到这本书对我们有用，我就用十多天时间，全部用蜡纸缮刻，油印了几十份分给大家。这本油印书至今我还保留在身边。

前面说过，我有一批长征中积累下来的.日记和照片。有一次我与莫文骅、杨成武一同志谈起长征，大家觉得应该把这次艰苦卓绝的行动系统地整理出来，总结出经验教训，指导革命实践。我们把这个想法向杨尚昆同志汇报了，中央便派陆定一同志协助他，组织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校长林彪见有那么多原始资料，多次向我要，我没舍得给，后来由陆定一同志转借给斯诺。

解放后斯诺重访我国，我正好回国述职，见到斯诺，便向他问及这些资料现在何处。他说，那年他离开延安，由丁玲陪他去西安亨他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丁玲了。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丁玲同志也找不到那些资料的下落了。我们一科学员们在“红大”写的回忆录，由中央加以整理，编成《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先在延安油印，一九五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们在“红大”学习期间，中央红军进行西征。不久，又传来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十一月中旬，我军取得了双城堡大捷，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但我未能参加上。

三大主力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也调进“红大”学习。其中有许世友同志。他是河南新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连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来参加长征。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猖撅时，他率领一支刚组建的骑兵师，杀开一条血路，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愿望。据说他是少林寺和尚出身，有一身传奇式的武功，因此，他一到“红大”，许多人便要求他“露一手”看看，许世友同志都笑咪咪地拒绝了。

一天，我和他在操场上散步，谈起各自的经历，他知道我少年时也学过武术，便来了兴趣，褂子一甩，要和我“以武会友”。

在周围的人一听，纷纷围来观看。我说:“南拳北腿，咱俩不一定打得起来。再说，谁打了谁也不合适，还是你自己来一套吧。”

许世友果然打了一套拳，“少林”味十足，真有力可扛鼎之势。那种所向披靡的风格，与他直爽、粗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浑成一体。

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决定调我到四军去任参谋长。

周副主席是用商讨的口气说的，我也就坦诚相见，讲了我的想法。我说:“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_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约见我。那天是个冬天的晴日，阳光很好，我们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主席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我说:“你讲的是禄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他说:“对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

我坦白地说:“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以劝说的口气说:“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我知道是非去不可了，便问:“请示主席，叫我去干什么?”

毛泽东同志说:“去当参谋长。”

我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来，看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煮路线。”

我认真地对他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毛主席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他们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我明白了，便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请示怎样开展工作。

毛泽东同志说:“送你两句话:开始跟着走，然后赶上前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右手在胸前做了个一推、再一推的手势。

我说:”那我就按主席的指示办。”

十二月八日.，罗荣桓同志把一大叠有关毕业手续的表格办妥交给我，几位老同学还搞了点肉，算是送行。

四军陈再道军长派了一个通信班来接我，其中担任我的警卫的，是十七岁的江西小老俵胡大方同志。

我们即刻上路，军部远在盐池一带。我们沿途经过的，都是红军驻地。十二月十二日，我们到达定边。第二天吃过早饭刚上路，就见定边街上的红军一下子拥到街上，人们个个喜形于色，大喊大叫:

“蒋介石被捉起来了?”

“在临撞捉的！”

“东北军张学良!”

“西北军杨虎城!’’

“............“

我简直被闹愣了。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主力红军都回根据地休整，前方无战争。蒋介石飞到西北督战，这倒是早有消息，但是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变，确实出乎意料之外。

我跳下马来，想找一个同志问问清楚，可他们那里还顾得上?只是狂奔呼喊“捉住了!”“连裤子都没穿!”“新华社广播了!”就飞快地向别人报信去了。

随行的通信班也顾不上我了。他们冲进人群里，一个一个地拉住那些同志哥询问。后来，胡大方跑回来，报告说:

“千真万确。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好啊!我也跳起来，喊起来。蒋介石自“四·一二”政变以来，欠下中国人民多少血债呀?我不禁想起，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十万农军攻长沙，多少人饮弹身亡;醴陵状元洲上，革命者血流成河，禄江桥头示众柱上那个十八岁女共产党员的头颅;江西苏区无数被烧杀殆尽的村庄……在长征途中，我们每到一地，总要从监狱里放出一批革命志士，他们受尽酷刑，惨不忍睹……还有我们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军长王良……几万名倒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友……以及我被子弹洞穿的膝盖，弹片削过的脖颈，还有那些无耻的“赏格”传单:"X个月内剿灭共匪”的咀咒··一蒋介石啊!

你终于有这一天了!

那天，我们策马狂奔，到达盐池四军驻地，陈再道、王宏坤同志一见面就问:“知道了吗?”

“知道了。”

“快!开个会，给中央发电报。”

当夜，红军各驻地灯火通明，谁也顾不上那五天才发一根蜡烛的规定了，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是:怎么处置这个独夫民贼?

人们在气头上呼喊着:

“审判他!”

“绞死他!”

“千刀万剐!”

“交给人民开斗争大会……”

尤其是那些随我们一起生活的警卫员们，个个都很年轻，平时乐呵呵地似乎一点愁事没有。现在听到这个喜讯，反而个个痛哭失声，他们挤在我们的窑洞里，一个个血红着眼，哭喊着:

“杀了他!首长们，你们帮我给毛主席写信，一定杀了他，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给咱全中国老百姓报仇啊！”

有的同志还说:“一定要杀！除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谁说不杀蒋‘该死’，我就和他拼命！

而毛主席与周副主席恰恰决定:从抗日大局出发，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接到张、杨二位将军“兵谏”蒋介石的电报后，党中央英明果断地作出了借此机会促进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决策。听说为了让周副主席赶赴西安，“红大”的学员们在门前的操场上修飞机场。由于保安地形的限制，张学良、杨虎城派来接周恩来同志的飞机曾两次飞到保安，但都无法降落。后来周恩来同志改为骑马到延安转到西安。

此时，南京政府已是一片混乱:亲日派开始谋划夺权，反共顽固派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进步人士不知如何是好。在西安，张、杨两位将军骑虎难下，日夜盼望我党前去协助善后。何应钦派重兵直逼撞关，叫嚷要消灾东北军和西北军。

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很快就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了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在蒋介石接受了八项条件后，劝张、杨两位将军将他释放了。这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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