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作家写雨（从凌汛期走出来的五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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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魏心宏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个人在战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语言去写。

文革后出现的作家主要是三个大类。第一类是所谓“右派”作家，王蒙、邓友梅、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丛维熙、李国文等。第二类就是所谓知青作家，张抗抗、梁晓声、叶辛、史铁生、王安忆等。第三类就是一批无法归类的，基本上是苦闷青年，有的则是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以写作来作为自己前行的方向。像王朔、韩少功、残雪等，人数很多，一时也难以都写出来。但是，在这三大类作家之中，还有那么几位作家很有特点，他们也都经历过“文革”，虽然没有像右派作家那样遭罪，却也都有过一些不太好的经历，做过工人，干过杂活，有的虽然也毕业于很好的大学，但基本都是不得志、得不到很好使用的机会。这样的作家有五位：谌容、张洁、刘心武、冯骥才和陈忠实。这几位作家的年纪相近，都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出生的。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都在“文革”中消耗殆尽。等到拨乱反正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都已人到中年了。

我想要重点说一下这几位作家。

谌 容

谌容

谌容在我的印象里是很干练很客气的人。她出生于1936年，今年已是84岁的老人了。我还脑子里一时扭不过来。她很爱笑，说话柔声细语。谌容是学俄语出身，毕业后就在北京当俄语教员。她的写作时间上很早，“四清”运动时就已开始，虽说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是，连绵不断的各种运动也需要有写作才能的人。她还被派往兰考县去采访焦裕禄，到过农村到过田间地头，虽说是带着各种政治任务，却也给了她深入社会了解民情的机遇。她在“四人帮”还没倒台时就已开始写作，小说以及戏剧。第一部作品《万年青》因为写于“文革”前后两个阶段，所以，两头都不讨好。还惹了不少麻烦。不过幸运的是，她通过写作认识了李希凡、严文井和茅盾先生，几位前辈都给予她肯定，替她说话。

1980年，她正式成为北京作协专业作家。之后，她就写出了她的最重要作品《人到中年》。小说在《收获》杂志发表，引起举国轰动。作品触及了太多被“文革”耽误、人到中年一事无成的人的内心，人们也在她的作品里获知，处于这样命运安排的不只是某一个人，人皆如此。人们有感于这种生命无意义的流逝，而更期待一种能让人振奋的时代到来。这也可以说，是很早出现的正能量文学。后来被拍成电影，由达式常和潘虹主演。演员们都是小说里写到的人生，根本不需要再去深入生活，所以，演的看的都很过瘾。谌容有两儿一女。大儿子梁左，写了很多杰出的相声，2001，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二儿子梁天，演员，年轻时不好好读书，喜欢跟着有意思的人混，后来好像也跟过王朔，还有马未都、冯小刚什么的，你别说，王朔真可以说还是一代引领宗师。梁天后来演戏成名。女儿梁欢，也是才女，后来在与英达结婚后消停了。谌容现在据说身体不好，有的时候都要坐轮椅。祝她康健吧。她是我们值得记住的作家。

张 洁

张洁

说到张洁，那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有个性也最有风采的作家。现在上各种搜索，都可以看到张洁那幅仰着头头发飘逸灵动的照片。这就是张洁。毫不夸张地说，张洁是那个年代里最有女性魅力的人。

张洁是沈阳人，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进入一机部工作。她的写作也就从那时候起，年轻充满朝气的生命给了她写作的灵感和动力。但是，要说真正发挥出来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张洁第一部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一发表就立刻引起文坛震动。那个年代里几乎还没有谁敢于这样来书写自己的爱情的。爱情以及爱都还是人们羞于启齿的字眼，但张洁并不这么想。她的小说讲述了一对年纪上不对称的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她的观点是，爱情一旦发生，就无法忘却，会长久地存在于人的心底。这种看法如果放到今天，也不算是什么特别厉害的观点，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个人们不大敢于抒发内心情感世界的时代里，这样的小说无疑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的。

张洁后来写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无字》其实也就是继续深化也完整化了这段岁月故事。小说以极为勇敢的笔触去仔细刻画了两位敢于将爱付诸实践的恋人之间的关系，与第一部作品不同的是，这部小说里所出现的人物在年龄、身份以及各种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让两位苦苦相爱的人的生活过得颠三倒四，爱得奇异，爱得苦痛。张洁只是写出了这种生活的真况，却对此未置一词，这难道是作家的疏忽吗？否。这恰恰是作家在体验了爱情的全过程后对生活的彻悟。如果允许我略作发挥的话，这个意思就是，爱虽然是不可忘记的，但爱也是不能去真正实践的。爱是太脆弱太虚无飘渺的东西，根本经不住人世间那么多俗务和流水般日子的磨练的。都会发生改变的。人的存在需要感情，而感情却也常常让人无所适从。张洁因此把小说起名为《无字》，个中意涵，只能品却无法说得清楚。让我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这部作品受到了茅盾文学奖的重视，而张洁也是茅奖十余次评奖中唯一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另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张洁自己的生活被她处理地完全富有梦幻感。富丽堂皇的福建漆器家具上面蒙上了灰尘，冰箱里是长期单身无计划生活产生的过期食品，以及宁可坐着公车也要去北京CBD国贸法国面包房购买法式长棍。说不适应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懂得生活懂得感情懂得男人的女作家唯一不太明白的是她自己。一份知识女性的生活究竟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她依然还会思索下去。

而那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读得我泪流满面。张洁以爱情入手写小说，结局却念叨的是人间常情父母之爱。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点作家对人世间爱情的别样的理解。这样的情感谁都有过，而我们却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张洁做到了。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张洁。

刘心武

刘心武

刘心武在中国当代作家当中属于完全的独立创作，所谓独立，就是他既不与“右派”作家为伍，也不与后起的知青以及青年作家结群。他的创作无论是起步还是进入洪流走得都与众不同。他发表最初作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58年。而令他一举成名的作品则是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反思文学最初的两篇代表作品，一篇是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学生卢新华的《伤痕》，另一篇就是刘心武的这篇《班主任》。小说以北京某中学班主任张俊石接收了一个小流氓插班生为线索展开，表现了也批判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造成伤害的严重后果。小说中刻画的女同学谢惠敏的形象对某些极端思想形成了很好的概括。小说发表后引起轰动，编辑部接收到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谢惠敏也成为经久不息的话题。与许多通过喊口号式的爆发不同的是，小说透过对谢惠敏这样扭曲灵魂人物的深度开掘，表现出了现实生活的曲折复杂。

刘心武当时还在一所中学任教。而历史上由教师转向写小说并取得极大成功的例子一直不少。刘心武没有想到历来与世无争的自己竟然一举登上了时代潮流的顶端。刘心武这个名字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刘心武因为这篇作品被刚刚兴起的北京《十月》杂志所看重，调入后就参与了《十月》杂志的创办。与当一个编辑相比，他自然更加倾向于当一个作家。刘心武的性格是不善与人交往，更加喜欢独自思考，把自己闷起来，远离那些吵吵嚷嚷，也远离各种是非，这样的个性当干部不一定好，当作家却成了优势。于是，他的作品来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一个比一个更加切入火热的生活，紧扣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焦点时刻，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一个甘愿寂寞息事宁人的作家写的作品都这么火，俨然不是作家的选择。作家更愿意做的是，把自己蜷缩在隐匿处，写自己想写的作品。至于读者是不是喜爱、出版社是不是那么看好，他都不很在意。那个年代也还没有市场以及版税的概念。尽管过的不是那种日进斗金的日子，但本来就对享乐缺乏兴趣的作家对此并无多大抱负。很快，作家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的领域。

刘心武从1950年起就生活在北京。北京这个城市常常被人说起有一种老北京味儿。五道口、琉璃厂、虎坊桥、海运仓、德胜门，北京城里这些只需听名字就少不了故事的地方比比皆是。刘心武开始留意这些事这些人。他写出了《四牌楼》《钟鼓楼》《栖凤楼》这“三楼”长篇小说。很多人都为他熟知北京生活的本事所服气，也由此认为他就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其实，刘心武是成都人。他的京腔也是进了北京后才改过来的。这样的写作持续了十余年，或许作家还觉得自己过于贴近现实了，忽然再次转向展开对《红楼梦》的研究。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是，若干年后，作家写出了续《红楼梦》。比之清代学者高鹗的续写《红楼梦》更为严谨更“像”那么回事。作家透过这样的选项一再要表明的是，他认为眼前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作家把自己的写作全部奉献在其中，未必会有什么意义。而深度挖掘历史和已经消逝的历史，有可能会留下经得起检验的结果。作家写什么，就代表着作家对文学对时代对生活的宣言，无须解释。即便是解释了也未必有用。正当作家沉心于此时，2009年，与作家相伴一生的妻子晓歌撒手人寰，让作家突然陷于无助的状态中。刘心武为此陷入焦虑和茫然。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静默中完成对亡妻的追忆，也重建自己往下走的决心。这个时期，作家写了一部意味深长的作品《飘窗》，透过此，可以窥见一些作家的心路历程。

说刘心武，有一件事就绕不过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刘心武承担了中国文坛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在此之前，两位曾经的主编是李季和王蒙。这份由毛主席亲自书写刊名的文学期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风向标。中国作家协会将此重任交到刘心武的手上，可以见出对他的信任和期待。受1987年某争议事件影响，刘心武终止了作为主编的生涯。从此，他索性全部身心投入写作，心无旁骛。从个人角度说，当编辑是很不上算的事，为他人做嫁衣，而且使自己几乎失去了写作的可能。而从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来看，则少了一位对文学有着良好修养和责任的人物。刘心武从那以后就一心扑在创作上，再无去干点别的什么事的想法。刘心武从走上文坛始，就没有想到去以写作出什么风头，就没有要以文字去惹是生非的想法，他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写作。用心去揣摩这个快变的时代和更加快变的人心。如果自己的文笔能就此记下一二，那就是当一个作家的荣幸。但，他的经历往往使他有点意外，有点措手不及。好在他还能顶得住，还能坚持。直到今天，他依然还在写作，对于文学可谓是念兹在兹，永葆贞洁。

冯骥才

冯骥才

我看到有些文学论文把冯骥才归为新时期伤痕文学代表作家。这显然没有说对。冯骥才的小说创作起步时间确实与伤痕文学同步，但他的写作与伤痕并无关系。他的写作，也是一个独立大队，很长时间内，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冯骥才，一米九零的个头，谁见了都会问，你是打球的吧？可是，谁规定了长得高就非要打球？（他也确实打过篮球而且还是专业队的）冯骥才高大的身躯下掩藏着一颗像绣花针一样的心。他的小说一经问世就以独特流畅的文笔把人带往他要讲的故事中去。《雕花烟斗》《炮打双灯》《三寸金莲》《义和拳》。这些一听名字就止不住要你往下想象的好看故事，都透着一股子前朝往事的余韵。而《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这一回，高的则成了女子，大丈夫却矮了一头。大个子冯骥才这是在开小个子男人的玩笑吗？

冯骥才家在天津。天津卫这个码头，你还别说，距离北京那么近，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地方，早就让北京给同化了。唯独这卫嘴子就是不服，就是不像你北京那样不可一世，就是要按自己的想法去活。土一点怕啥？没谁规定是城市都得像北京上海那样。冯骥才的性格里也有着天津人的这股子劲头。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他以来，我们都习惯叫他大冯。大冯写小说，一点也不费劲，好像很轻松就能来一篇，哪里像有的作家，苦打苦熬，好不容易才整出一篇来，累个半死。大冯写小说根本就不费劲，信手拈来说的就是他。他后来把天津历史上各色人等写了个集子，题名《俗世奇人》。好看。

世纪转换之际，大冯突然对抢救中国民间文化产生了兴趣，这可是个大题目，涉及到建筑、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可是个辛苦的差使。可大冯却乐此不疲。开了博物馆，出了丛书画册，做了数据中心。有模有样。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大冯，不可能就此丢下小说，不写了。果不其然，这两年，大冯又再度出现在小说写作当中，作品还是那么多样，还是那么轻松。

陈忠实

陈忠实

五位作家当中最后一位就是陈忠实了。我和老陈认识是在1978年。陕西省举行“四人帮”粉碎后第一次文代会。我去了。会议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我在会上见到了老陈。当时他还是西安近郊的灞桥人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可是，老陈哪像什么领导，完全是农民模样。满脸的褶子，瘦俏的脸庞。嘴巴上始终都叼着一支雪茄烟。我觉得老陈很酷。和老陈聊天，一开口就是浓重的陕西话。我当兵的部队里也有些陕西兵，他们的讲话引起我的关注。我个人的感觉，什么是陕西话，就是让每个字都走调。比如，你好，非要念成你好（把好字的第三声非要读成第四声）。我觉得陕西话不错，想学，却根本不成。非但学不成，老陈一见到还跟我说起了陕普。我根本无法忍受，坚决要求老陈不要这样说话，还是原汁原味比较踏实。再以后，老陈就跟我全程陕西话聊了。尽管我不会说，但听完全没有问题。我问老陈抽的是什么烟。老陈说这是我们陕西一个小县城里产的。我说好像很冲。老陈说，不冲莫法抽。我说，我回上海给你寄。于是，我就成了老陈叶子雪茄烟的提供商。跟老陈一样爱抽这烟的还有西安的评论家王愚，瘾头似乎比老陈更大。“四人帮”粉碎后，老陈的写作也一度陷于停顿。不知道该写啥了。我完全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我建议老陈写点真正陕西普通人的生活。结果，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写了出来，非常棒，写一对父子做干打垒的活，历经了祖国解放的生活。小说发表后受到读者欢迎。老陈很高兴。老陈笑起来脸上的褶子就更加深刻了，不过、恍惚间我也发现，他其实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陈忠实是那样一种人，明明过的是农民的日子，可是心里却始终惦记着写作。这样的作家在全国也不只是老陈一个，可是，他的思考之中，惦念之中始终都有着一种国家民族命运的感受，他不计较自己得到了什么，他把物质以及享受看得很轻，就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可是心里却扭着一股劲，始终都在告诫自己，不要有那么多文人的毛病，你就是个写字的人，你写的东西要是连你认识的人都觉得假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那你还写个啥？老陈的思维都浸润在浓厚的乡村生活当中，在他的眼里，那些认字不多只会干活的普通百姓，个个都是生活大师，个个肚子里都有一本经。他念着的是，怎么才能把这些活生生的人物都写进文字里去。这也是老陈为何写《白鹿原》的时候偏不愿意待在陕西作协给他在西安建国路71号边上分的住宅里写，偏要到他的家乡灞桥霸陵乡西蒋村——那个农家小院里，而且还没有什么像样的书桌，就在庄户人家吃饭的小圆桌子上铺开稿纸，要不是这样，他根本就找不到感觉。一笔一画，老陈就在那个小院子里奋战起来。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洪清波赶到西安来看稿子的时候，老陈躲躲闪闪，在火车站交出自己的泣血之作。两位好人拿着稿子在赴成都的列车上就开始了阅读，还没回北京，两人就知道，一部当代中国的文学杰作已经呈现在他们的眼前。耳边响起的是，老陈那浓重的陕西话：下次来，带你们去原上转转。

老陈去世那段我不想写了。2016年4月29日，早上7点40，老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我是在家里突然接到的消息，心情瞬间沉痛无比。我无法面对这样的事情。老陈那憨厚的笑容总也没法让我从记忆中抹去。我后悔的是，我最终也没能动员老陈为自己写一部回忆录。这件事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我一连写了刘心武、冯骥才和陈忠实三位老哥哥的事。我恍然发现，三位老哥哥都是出生于1942年。1942年，注定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年份。他们生命所丈量出的恰恰是中国最为复杂最为动荡的时代，文学不是什么灵感造就的，我从不信有什么灵感。文学就是人的生命植根于国家历史和命运的变化中的体验。

三位老哥都是经历过无数复杂历史场景的人，他们或许没有他们以后的那些作家读过那么多现代派作品，也不是对革新什么文学概念有多大兴趣，他们只是凭着自己所体验过的生活，把那些浸润过的人间烟火写出来。他们的脑子里也没有后来很多作家都有的观念，作家如若不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去、不唱点反调就写不出伟大的作品。这些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奇怪观念这些年太大行其道了。以至于在对艺术作品的评判中成为一种主流。按照这样的尺度，三位老哥都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这种仰人鼻息的观念我始终都无法接受。我们都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用汉语说话用汉字书写的人，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什么样的作家是好作家，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判断。所谓融入世界并非是让你改头换面成为像西方人一样的人那才叫融入世界。而是更希望你能像一个中国人那样那才是真正的融入。事情都被颠倒了，我们的周边各种貌似深邃实则文理不通的各种杂乱理念太多了。我们得有一个沉静的间隙，让我们都冷静下来，仔细想想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了，不说了。我要说的是，三位老哥加上前面写到的谌容、张洁，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个人在战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语言去写，他们废寝忘食写下的作品，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我们今天时代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珍贵文献。

本文转自公众号：岁月无敌问张欣

作者简介

魏心宏，五十年代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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