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的成功启示(千面科学性别)
每个人都有名字,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姓名背后代表的社会文化,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居里夫人的成功启示?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居里夫人的成功启示
每个人都有名字,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姓名背后代表的社会文化。
中国百家姓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先秦时期,姓和氏是有区别的,简单说来姓是血缘(故有同姓不婚一说,以此“别婚姻”)、氏是阶级(表示同一姓下的不同宗族分支,贵族才有氏,通常以封地、官名等命名),如屈原其实姓芈,屈氏(其祖先屈暇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和楚王同姓,被封在“屈”这个地方,遂以“屈”为氏),名平,字原。“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通常没有字,所以通常贵族男子称氏和字,而女子称姓和名,以此“别贵贱”。但女子甚至在历史上留下本名的并不多,出嫁前通常在姓前加上排行,如孟姜女其实是姜姓的大女儿(按伯仲叔季排列,伯为嫡长子、孟为庶长子);出嫁后通常在姓前加上自己的国别或者丈夫受封的国名或氏,如嬴政生母赵姬意思不过是赵国姬姓女子,桃花夫人息妫不过是嫁给息国国君的妫姓女子;死后通常在姓前加上丈夫或自己的谥号,如武姜是姜姓女嫁给了郑武公。而能留下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同姓不婚,女性有姓能够方便婚姻市场的交易。
战国时期纷争四起,氏族贵族日趋瓦解,氏已经不能起到别贵贱的作用了,所以战国到汉初姓和氏是大量混用的,例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把屈原姓氏分的很清楚,但是到了《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其实孔子祖先是宋国贵族,姓子,孔氏。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氏族》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下混而为一。”也就是基本到了汉武帝时期姓氏已经合二为一了。女性的称呼并没有发生,虽然出嫁前后都可有姓名,能留下来的很好,有字的贵族女性则更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出嫁前常称为某门某氏,出嫁后常称为某某(丈夫的姓氏、姓名、官职等)妻/夫人/节妇某氏或者某某母某氏,有些连姓也保留不下来,如《后汉书·列女传》都是“渤海鲍宣妻”这种某某妻的称呼,连班昭这样的大才女也被称为“曹大家”而非“班大家”。明代开始逐渐形成“某节妇某氏”这样妻冠夫姓的称呼,到清朝就直接简称“某阿氏”或者把连词阿也去掉,即“某某氏”了,如“顾赵氏”即顾家夫人赵氏。民国时期关于女性姓名的讨论不少,但最终1929年国民政府《民法》第一千条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如杨步伟嫁给赵元任后,经常署名作“赵杨步伟”。这和当时不少人认为,在女性平权方面需要争取更重要的实质性权利多的是,姓名这种称谓小事暂时还顾及不上。
下面以英语为例讲讲西方人的姓名,和英语相关的法语、德语等姓名有类似的规则。今天英语中的姓名常见结构是:教名 自取名 姓。自取名没什么说的,英语的姓起源于别名(surname),最早是用来区别同族而不同家庭同名人的注释,后来演变成姓,11世纪才在贵族阶层和城市里出现了世袭姓,16世纪开始普及。从来源上看,姓分五类:最多的是亲缘姓(Surname of Relationship),通常是在父亲名及其变体后加上词缀-son(某某的儿子),如Harrison(Harry的儿子);乡土姓(Local Surname),通常是地名加上阳性词缀-er或者-man;职业姓(Surname of Occupation)通常来源于刻板印象中男性所从事的职业,如Arkwright(本意弓箭手)、King(本意国王),少部分和女性有关的也涉及贵族或王室如Queen(本意王后);绰号(Nickname),也通常和男性气质有关,如Bull(公牛);本名(Forename)则全部来自男性本名,如Brown。
而在姓之前,主要通过教名区分血缘,语源主要涉及印欧语系和闪含语系的7个语族,如日耳曼语族中,通常隔代重名,但孩子无论男女都用祖父而非祖母的名字,或者取一个和祖父而非祖母名字首字母相同的名字;在拉丁语族中,女性名由自取的首名(praenomen) 父名构成,已婚妇女还需加上丈夫名的所有格,这固然是语法需要,却也表示从属关系。11世纪开始,古英语人名使用开始减少,使用圣徒名字大增,但是女性圣徒稀少,所以派生出男名女用的惯例,把男圣徒名阴性化,如Joan来自John,这一惯例后来在非圣徒名中也广为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渴望平等的心声。女性名字在姓上体现为出嫁前从父,出嫁后需要改成丈夫的姓,20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风起云涌,这一规则才开始有所松动。
和中国会用官名、爵位称呼一样,英国也有类似的说法。贵族爵位分五等和中国古代类似:Duke/Duchess、Marquess/Marchioness(或者Marquis/Marquise)、Count(或者Earl)/Countess、Viscount/Viscountess、Baron/Barones,相应的翻译为公侯伯子男。贵族爵位有额外的封号,通常以议员的选区、贵族封地或者与受封者有关联、重要的地名作为封号的一部分,也可以把姓作为封号的一部分。例如斯诺(C.P. Snow)1964年被封为男爵,封号为Baron Snow of the City of Leicester,里面就包含自己的姓Snow和出生地Leicester。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代英语和中文一样是不分阳性和阴性的,但是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法语、拉丁语等语言影响,贵族的等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所以相应的称呼有了男女不同的表达。当然在历史上仍是男贵族数量居多,而且女贵族通常只能门户相当的嫁给男贵族,男贵族却可以娶平民女子,这是很好理解的,在中国也基本如此。当一位女贵族嫁给男贵族后,通常她会改称相应男贵族的封号,只有极其正式的场合才会把自己的封号完整的写出来;当平民女子嫁给男贵族后,她会相应的获得同等级的阴性贵族称号,所以在中文翻译时,相应的阴性爵位就有了两个含义:一个是女 某爵位,一个是某爵位夫人。例如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原名Margaret Hilda Roberts,结婚之后改姓Thatcher,1992年被封为男爵,封号全称是Baroness Thatcher of Kesteven in the County of Lincolnshire,简称Baroness Thatcher,中文就得翻译成撒切尔女男爵,是极其别扭和不自然的,背后的性别观念也值得反思。当然也可以称为Lady Thatcher。这是因为对于贵族我们当然可以用爵位 姓或封号中地名称呼,但是除了公爵一级地位崇高,一般称为Grace外,侯爵及以下的女贵族和贵族夫人都可以用Lady 姓或封号中的地名,男贵族则用Lord 姓或封号中的地名称呼。
夏特莱侯爵夫人
在讲述讨论居里夫人之前,我们先看看科学史上另一位有名的女性——夏特莱侯爵夫人(Marquise du Châtelet,1706-1749),她最大的贡献是将牛顿的《自然科学之哲学原理》翻译成法文并进行评注,有力地推动了牛顿理论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她的出生名是Gabrielle Émili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之后嫁给了贵族Marquis Florent-Claude du Chastellet-Lomont,所以相应的她改姓了Chastellet,获得了Marquise du Chastellet的封号,伏尔泰将Chastellet拼法改成了Châtelet,所以她的著作署名常见的是Marquise du Châtelet是她的封号,她结婚后的名字通常简写成Émilie du Châtelet。顺便一提,du是de le的合成,de相当于英语的of,在人名中经常是某地的某某,是贵族使用的词汇,du常翻译成杜也是代表贵族名字的词汇,所以夏特莱侯爵夫人婚后名可以翻译成艾米丽·杜夏特莱。而“夏特莱侯爵夫人”并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封号,类似于中国的白司马(白居易)。早些年网上对这一译名进行讨论,但都没有抓住这一主旨。
而居里夫人的出生名是Maria Salomea Skłodowska,结婚之后改姓称为Maria Skłodowska-Curie,简称玛丽·居里(Marie Curie),也常称为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或玛丽亚博士(Dr. Maria),Marie和Maria和是一个名字的不同写法,前者常见于法国名字,后者常见于英国荷兰等名字。Madame是法语,意思是ma dame(即my lady),简写是Mme.,相当于英语里的Mrs.,如Madame la marquise(侯爵夫人女士)。进入英语之后目前很少使用,只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介绍某某夫人,通常用来形容法国的夫人、艺术家或者带有异国情调的夫人,所以Marie和Madame配套,又如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是法国艺术家,宋庆龄是Madame Sun Yat-sen(孙逸仙夫人)。更常见的是另一个词madam,既可以单独用指代女性,也可以大写加上职位,如Madam President(总统女士)。
另外一个好玩的例子是素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1996年江才健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这个书名其实是很好玩的,第一夫人(The First Lady)通常指的是国家元首的夫人,所以意味着吴健雄并非是物理科学的元首而是元首夫人,比女王的意味都差了许多,退一步说,这里的“第一夫人”应该表示地位崇高而非时间早晚,毕竟从时间上来说她很难称为物理界哪怕是中国物理界第一位女性,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科学研究又不是体育竞技,为什么要分男女呢?这本书的大陆版加的英文标题是The Story of Chien-Shiung Wu(《吴健雄传》)问题不大,英译本标题是Madame Wu Chien-Shiung:The First Lady of Physics Research,生硬地将第一夫人直译成让外国人懵逼的the first lady,吴健雄还变成了自己的夫人,让人啼笑皆非。显然作者是想往居里夫人身上靠,但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写成Madame Chia-Liu Yuan(袁家骝夫人),这是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因为夫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用来表父姓即表示自己的,比如刘邦的戚夫人表示的是姓戚的夫人(这里是古代后宫嫔妃的封号),《红楼梦》中王夫人指的其实是贾政的夫人姓王,受西方影响之后也可以表夫姓,导致在中文语境中吴太太/吴夫人既可以指自己姓吴也可以指丈夫姓吴,在表示自己姓吴的时候,这里的太太和夫人就不是相较丈夫而言,而是相较于未婚的小姐而言,仅表示吴女士已婚、年长或者有一定身份地位;但在素有冠夫姓的西方文化中,Madame或者Mrs.后面加的就必然是丈夫的姓名了。
玛丽·居里
接着说居里夫人这个让人困惑的名字,试想如果把“孙逸仙夫人”当作宋庆龄的名字是何等可笑;此外,即便可以用尊称、昵称指代一个人,那为什么不用玛丽亚博士这样的头衔来称呼她呢,要知道她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女博士。是的,直到20世纪初,女性仍在为教育、科学等领域的不平等做着抗争。2018年台湾当局也曾因此想把教科书中的居礼夫人(台湾沿袭民国翻译称“居礼”)改称全名“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礼”,引发不小反弹,反对意见中有一条十分犀利:如果是出于平权的需要,将居礼夫人改称全名,但是全名中她仍是冠以夫姓的,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其实也很好反驳,毕竟蒋宋美龄和蒋夫人之间差距还是不小的,名字和称呼不能混为一谈,玛丽亚博士也只是称呼而不是名字。另外,名字冠夫的问题从历史角度很好看待,历史的归历史,前人冠夫姓就从前人,但这和今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名字和文化是两回事,翻译的问题尤其如此,不能因为沿用旧例,即便是错的也不改。夏特莱侯爵夫人和居里夫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爵位封号,居里夫人只是一个日常称呼,只是因为遵循旧例才沿用至今。
那么这个称呼对居里夫人的形象有没有影响呢?晚清的时候,居里夫人已经被国人知晓,中国第一份自然科学期刊《亚泉杂志》创刊于1900年,该年第三册刊登了王琴希翻译的《昨年化学界》一文,提及了镭、钋的发现和“爱司·苦列夫人S·Curie”虽然不知为何弄错名字但应该是最早提及居里夫人的,1903年鲁迅在《说鈤》(鈤是镭的旧称)中专门普及了镭的发现并简单介绍了居里夫人,他译作“古篱夫人”,之后的作品中居里和居礼两个译名胜出,至今分别成为大陆和台湾的主流译名。这些早期作品对居里夫人个人描写不多,关于她的材料主要来自她自己的自传《居里夫人自传》(Marie Curie)、她的女儿艾芙·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传》(Madame Curie)和后来许多传记作者不断复写的材料。自传比较简单,书名也是自己的名字,对她的形象塑造影响最大的是她去世之后1938年由女儿撰写的这部《居里夫人传》,这本传记不如自传朴实,强化了母亲作为科学家不被理解的一面,突出了父母灵魂伴侣一般的爱情和平等的科学合作,虽然大体真实,但存在很多为尊者讳的内容没有提及,国内读者的认识也基本停留在这一书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女性作者开始重塑居里夫人的形象,代表作是吉鲁(Francois Giroud)的《一个无尚荣光的女人》(Une Femme Honorable)和奎因(Susan Quinn )的《玛丽·居里的一生》(Marie Curie: A Life),她们的初衷都是避免把玛丽·居里称为居里夫人,恢复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一面,从书名就能看出这种内容上的导向。吉鲁的书中聚焦了玛丽·居里生命中的四个男性,从女性视角看待爱情,并且没有像艾芙的书中那样讳言她和朗之万的绯闻,同时通过实验笔记等证据论证在与居里的合作中玛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奎因则利用最新的家庭文献和私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完全剥离了“居里夫人”这一科学神话和社会符号的女性传主形象,她通过档案回溯了1903年提名诺贝尔奖和1910年参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失败的过程,一方面显示出玛丽·居里并不像被塑造出来的科学家形象一样不在乎名利,事实上真实的科学家也绝对不是这样的,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对手和评委的档案反映出当时对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歧视,还将参选失败和同时发生的和朗之万绯闻联系起来(这时候居里先生早已去世多年)。奎因通过信件勾勒出玛丽·居里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她一直秉持科学活动和私人生活没有关系,不希望人们窥视自己,这其实是一种被照射在聚光灯下的自我保护,道德评价不仅影响了她的声誉还在剥夺她的学术生命。同时奎因揭示了另一件真相,玛丽·居里和朗之万的感情违背了当时的法国潜规则,即丈夫可以默许有一个情妇,这是男性的特权,而玛丽·居里在挑战这种特权。事实上朗之万的妻子之后默许了朗之万有了一个秘书情妇,但不至于像玛丽·居里一样有名到可能威胁自己的生活。当然奎因没有讲述的是,如果我们脱离传主的视角,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一故事,就更能体会到结构性压迫对女性的剥削,从这一点而言朗之万的妻子和玛丽·居里同样是被剥削的一方,你看,我们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呢。从早期居里夫人形象的塑造,到近年来恢复其本名的尝试,也不过是这更大历史浪花中的小小一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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