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赶考之日（赶考远未结束）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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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些时刻，看似平常，却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永恒。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京。这天一大早，毛泽东还在农家小院里看书。秘书叶子龙走进来催促出发。毛泽东站起身将书交给他，并叮嘱带上这本书。叶子龙匆匆将书装进了背包里。

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就是我们今天极为熟悉的关于“赶考”的对话。

从1948年5月26日进驻开始，党中央在西柏坡工作了10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号召……风云激荡间，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近代中国历经百年漫漫长夜，在这里终于破晓，走向黎明。

西柏坡这个滹沱河畔的小村庄，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也让一种伟大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鲜明标记在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当中。毛泽东提出的“赶考”及其背后的精神内涵，正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年考题“窑洞对”

从西柏坡到达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后，叶子龙把毛泽东临行前让他带的那本书拿出来，看到书名是《甲申三百年祭》。关于这本书，叶子龙是知道的。

就在十多天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落幕，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了这本由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最初发表于1944年3月19日，当时恰逢明朝灭亡300周年。这篇近2万字的文章，讲述了李自成在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立足未稳即坠入“温柔乡”，最终迅速失败的悲剧。

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此文十分赞赏，推荐全党认真学习，并将其印成小册子，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5年之后，这本书再次进入毛泽东纵览风云的视野。据叶子龙回忆，进京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紧张的工作间隙，曾多次翻阅这本小册子。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如此紧要的重大历史关口，如此重视《甲申三百年祭》，当然自有其深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300年前的历史风云，为人们思考今天和明天的事，可以提供太多启示。真正具有历史眼光和智慧的人，一定能从漫长的历史脉络当中，找到隐含其中的规律，以汲取经验教训，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回溯党史可以看到，毛泽东与此相关的思索，其实从几年前那次著名的“窑洞对”，就已经开始了。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从重庆到延安考察。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黄炎培谈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周期率。毛泽东坚定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窑洞对”，再到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发出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重温这些历史细节，我们仿佛回到70多年前，回到那个宁静却牵动全世界敏感神经的小村庄，真切感受到一个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伟大历史转折中的思想和心路历程。人们从中看到的是无比坚定的信念信心、不可阻挡的气魄胆识和超常冷静的自省自律。这一切，无不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

“进京赶考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这样的历史起点上出发的。

“进京赶考去”这一颇具历史感且意味深长的比喻，让一个伟大政党从此有了始终萦绕心头的“赶考”情结、始终未敢忘记的“赶考”意识和代代传承的“赶考”精神。

回看过去70多年间，可以说“赶考”二字，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和理想，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并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考官”是人民

“赶考”，参加考试的“学生”，面对的是难以预知的“考题”。千百年来，不知多少满腹经纶、满怀抱负之士，延绵不绝地走在赶考路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赶考”既含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谨慎，又蕴含着“修齐治平”的人生抱负。然而，与历史上所有“赶考”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考官”不再是封建统治者，而是大写的两个字——人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回望风起云涌的历史长河，人民其实始终是决定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考官”。然而，不知有几人能真正从心底认这个“考官”；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位特殊的“考官”面前败下阵来。远的不说，西柏坡对面的那个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就可谓一部生动的反面教材。

这是抗战结束后，两个美国考察团几乎在同一时间，对国共两党留下的印象。

曾在抗战期间出任驻华美军司令的魏德迈，于1946年7月受杜鲁门总统委托再次来到中国考察。他离开中国前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谈道：“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大多数人的品行是特别表现出贪婪、无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道：“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得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这种天壤之别，不仅国际人士看在眼里，包括众多爱国华侨、民主人士乃至国民党内部的高官都看在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把人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构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层面高低胜负的分野，并最终走向不同的历史命运。

在西柏坡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三大战役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之上。

仅是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60余万作战官兵的身后就有543万支前百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在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援时说：“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像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敌人不可以战胜呢？”

“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多么生动形象的比喻。历史的伟力，深藏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时刻把人民装在心里，才会自觉把自己当“学生”、始终让人民当“考官”，才能在革命建设中赢得人民的真心爱戴和支持，一步步改变着古老中国的命运。

在这条全新的“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迎来新中国成立的灿烂光芒，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一步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一步步接近数代国人曾经为之牺牲奋斗的伟大梦想。

“考题”因时而变

当年，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曾对前来接收的解放军代表说，国民党统治了不到30年就垮台了，你们共产党当然不会那么快就重蹈覆辙，但是40年以后、50年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已经显而易见。

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路，中国共产党人到今天已经走过了70多年。中国大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以雄辩事实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业已完成的优异“答卷”。然而，“考试”就此结束了吗？“赶考”路就此结束了吗？

2013年7月，曾多次到过西柏坡的，再次来到西柏坡。在参观和座谈中，强调：“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历史的长河从来不乏暗流涌动。可以看到，在“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雨雪风霜，总是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共产党人对“赶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并以卓越智慧和胆识，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为之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简洁凝练的字句，发人深省。这就是一个政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中凝聚起来的精神品格。它总是让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保持清醒，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

挽住云河洗天青。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增强“四个意识”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严厉整治“四风”到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人们深切感受到，我们党勇于面对各种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一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今天，当我们回看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的“赶考”经历，可以深刻感受到：时代在变化，世情在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考题”亦在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遇到的各种风险考验到当前“四种危险”、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建设发展遇到的新的矛盾问题……都像一道道“考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些“考题”往往暗藏风险，一次次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品格。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才能答好这些“考题”。

这就是“赶考”背后的历史哲学。

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唐代诗人杜荀鹤写过一首题为《泾溪》的诗：“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意思是说，泾溪里面礁石很危险，人们路过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所以长年都不会听到有人不小心掉到水里的情况。恰恰是在水流缓慢没有礁石的地方，却常常听到有人翻船的消息。

这仿佛是个悖论。古老的中华文明，很早就对此有了深刻认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易经·系辞传》中的记载。“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是《左传》中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孟子的忠告……按说，在深受儒家经典影响的数千年文化传承当中，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已然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鲜明特征。但与此同时，历史长河中又不知沉积了多少“翻船者”的惨剧。每每思之，都不由得让人掩卷叹息。

居安思危，何曾只是闪耀在典籍里、吟诵在人们口中的一句话，今天记之，明日忘之？历史的长河里，何曾只有一处暗礁，此方过了，便一马平川？

1949年6月，也就是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的3个月后，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徐悲鸿等人推荐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有的代表认为，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已经过时了，建议重新填词。但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同意改，赞成歌词中“安不忘危”的思想。经过充分讨论，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写在国歌里，也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有把每一步都当作险滩绝壁来走，才可能把路走得更稳。从西柏坡走来的70多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才成功应对多方挑战；也正是因为成功应对多方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才能像今天这样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更加有力。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

……

居安思危，这是党的领袖的谆谆告诫，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关口上，自觉自警思忧患的生动写照。

今天，我们深知，数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接近；今天，我们更应该深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局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经受的考验必将更加复杂多变。

越怀“赶考”忧，才越能走好“赶考”路。对真正具有“赶考”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忧患意识仿佛一条历史的链条，已然贯穿于昨天、今天，也必定连起明天。

土屋、柴凳、地图、油灯、石磨……曾经在西柏坡指点江山的一代伟人们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滹沱河畔那座精神丰碑永远在我们心中巍然屹立，“赶考”的强音依然在我们心中回响。

“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时光流转中，那张不断延伸的“答卷”上，历史在见证，人民在见证。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栗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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