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工友（工友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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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工友

“特写杯”非虚构写作大赛文字组三等奖作品

工友老张

作者：叶晓

学校里面的勤杂工一般被称为“工友”，实际上指的是负责一些零碎的木工、电工乃至鸡零狗碎的杂事的校工。一般的学校都只有一个工友。我从小到大几乎都在学校里面住，所以认识几个工友。这类人总是无足轻重，很难让人记住，但有一位工友我却不能轻易把他忘记——他就是老张。

中学六年期间，我们家住在一所教师进修学校的院子里，一座相对比较新的三层砖楼上。我上学需要骑车，每天都是把大二八自行车从三楼上扛下来，蹬上，向北绕过一排小平房，然后向西骑出进修学校的大门。那一排小平房有着高高的门廊，只有两间屋子，靠大门的一间里住着一位花白头发的孤老头子，他是学校的门房，另一间就住着工友老张一家。老张有个个子不高、小脸盘、嗓门很大的老婆，和一个跟我弟弟同岁的儿子。

我记得老张家里先是跟隔壁的门房大爷一样，把煤炉子搁在房间里煮饭来吃的，后来几年不知怎的，他们在那排平房的后面，紧挨着院墙夹角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小厨房，于是就变相扩大了地盘。也许是他家的儿子长大了，一间屋子是在舞喳不开了吧。这一“聪明”的举动令我们这边住在楼房里的老师家庭们羡慕不已，可楼房没有多少可供侵占的空间，也只能空自羡慕。

工友老张就是这所学校里唯一一个负责解决一切木工活、电工活和鸡零狗碎的杂事的人。也许是因为涉及到老张的“势力范围”的事情都跟小孩子无关，所以我那时对老张的印象只限于每天乐呵呵地在房前屋后架起木架子锯木头，和听到他老婆大声斥骂孩子时爽朗而自嘲地“呵呵”一笑。老张脾气好，从他的面相就能看得出，圆乎乎的 脸庞黑里透着红，健康得不得了，直立的寸头经常脏乎乎的，不是沾着锯末就是顶着炉灰，高大健硕的身板，腰背挺直。他对院里的孩子们很友好，见面总是主动打招呼，笑呵呵的，显得慈眉善目。老张长得显年轻，而他老婆却早早地顶起一头白发，我有好一阵子都疑心他老婆至少比他大上二十岁呢。可这个老张，有一点却很吓人——他的右手只剩下一根手指了，并且剩下的那根手指还出奇地长，似乎多了一个关节，出奇地壮实、灵巧，简直就像一根粗壮的鹰爪钩子。

那一支钩子坚硬如铁，又灵巧自如。我常见到老张锯木头的时候，抽烟的时候，甚至编筐的时候，都驾轻就熟，毫不受这种残疾的影响，心里很佩服。但那钩子在少年时的我眼里，确实也很可怕，总不敢明目张胆地仔细观察，所以至今我也没闹明白他那根手指是食指还是中指。我听说他是当过兵的，那强壮的体格就是明证，想来他手上的残疾也是在部队落下的。

一晃六年过去了，我上大学离开了那个院子，父母亲也苦于公房租金不断上涨，不得不参与了父亲新调去那所学校的“集资建房”计划，几经周折搬离了那个院子。我假期返乡时听说，工友老张后来也不在那个院子里住了，而是在紧挨着院墙南侧外边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两层小楼，他的儿子也渐渐长大，跟我弟弟同年考学外出了。但老张还是进修学校的工友，学校里的杂役事项还是找他来做，院里居民水电木工乃至建个鸡窝修个篱笆什么的，也都找他。

我们家集资建房所成的楼房建筑质量较差，电路总出问题，不是这家保险丝烧了就是那家下水道堵了。我父亲一遇上这样的问题，就跑去找老张。后来有了手机，就给老张打电话：“国强，我是叶老师，我家里又没电了，你看能不能来一下？”如此种种，琐事繁多。我过年回家时也曾遇到过这种时候。当我父亲打完电话，不过十几分钟，老张就骑着电动车冒雨赶来，晃动着高大的身躯，脚步咚咚上了楼，站上一架破旧的木梯子，开始拾掇我家的保险丝。他总是笑呵呵地来，干完活儿坐下吸支烟，喝口水，然后笑呵呵地走，从来不提要钱的事。我父亲年纪大了之后把烟戒了，但平时家里总放着一半盒香烟，这时就拿出来给老张吸。那些烟往往打开后搁置很久，早就干了，但老张毫不计较，笑呵呵地接过去，点上，一口就能嘬去大半根。

到2018年春节，算来这套老旧的集资房我父母已经住了二十四年了，只是由于地处闹市老人家买菜锻炼不需要走远道就一直住着，但保险丝还是三天两头闹毛病。赶上我回家受不了室内的湿冷，强烈要求把电暖器全部打开，结果可想而知，保险丝又断了。于是我父亲又拿起电话，给老张打了过去。

老张来了，肩头覆着正在融化的雪花。他热情地同我打了招呼，麻利地登上了摇摇晃晃的破木梯，鼓捣了半天，边干活边说：“你这个保险丝都使不成啦，我给你换成铜丝吧。”我父亲一手扶着梯子，一手帮忙递工具，嘴里说：“那你看，你说咋弄就咋弄。”我倚着门框，盯着老张手里的活计，看到他两鬓也有些白丝了。想想我上初中那年认识老张，他已经三十多岁了，现在怕也有六十多啦。仔细看看老张的气色，还真不像是个花甲老人，仍然很壮硕，那支像钩子一样的手指也仍然灵巧自如，正卷着一支螺丝刀毫不费力地拧螺丝。事毕，老张拍了拍手，照旧坐下来吸支烟，喝口水，天上地下地跟我父母扯几句闲话。

我感到过意不去，从里屋拿出我带回来的两瓶红酒送给老张，老张千恩万谢地接了，放在脚边。不料片刻之后我母亲突然问：“国强你平时喝啥酒？”老张抿了一口烟——这回不是我父亲平时预备的敞开放干了的烟，而是我带回来的好烟——沉吟着说：“那肯定是喝辣酒（白酒）。”我母亲说：“那你这葡萄酒怕是喝不惯吧，我给你拿一瓶辣酒。”说着转身去找家里放着的陈年白酒。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是心疼我带回来的红酒，用这么贵的红酒去酬劳换保险丝的活计太不值当了。老张马上说：“那也行。”又吸一口烟补充道：“葡萄酒也喝，前天我和我姐夫俩人还喝了好几瓶葡萄酒。”这时母亲已经找出一瓶白酒，递给老张，道：“你平时喝辣酒喝惯了，还是喝辣酒得和（舒服）些！”然后把之前那两瓶红酒又放回里屋了。

老张又坐了一会儿，多抽了两支烟，随即起身离去，临走时举起那瓶白酒对我父母亲再三道谢。老张是个殷勤人，也是个实在人。不过经由此事，我不免感叹生活在小城市的隐形成本实在太大了。一是不管办什么事，家具电器维修也好，求医买药也好，都得托关系用人情。就拿换保险丝这事来说，如果不找认识的人，电业局有一搭没一搭地能让你等上好几天，或者家里有线网坏了，广电局也总是推三阻四，电话打上几十遍人家也十天半月才能给你弄好。搭上人情找熟人来搞，不免送个小礼物，再陪着唠上半天，钱其实也不少花。

我本意送给老张的两瓶红酒，价值不超过300元，也是出于多年不见老张的心理，权当送给他的年节礼物了。我母亲动了个傻傻的小心思，把红酒换成了家里藏了多年的白酒，现值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事后我跟母亲说起，她只有苦笑。于是我借机劝说他们搬离这座老旧的房子，到城郊一栋早就装修好的带院独栋去住。后来经过三番五次劝说，老父母终于同意把这个旧房子卖掉，踏踏实实住到新宅去了。

新房子盖好装修好也有十来年了，但四壁崭新，楼上楼下加起来两三百平米，水电等配套设施也都是好的，绝不会再出现电路不堪重负、下水淤塞不通的问题了。老人家搬去新居，生活环境也略有改变。首先是买菜要多走几十米，药店要多走数百米，父亲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打牌要坐车了，母亲去政府广场打太极也要坐车，其次是跟原来的老邻旧友见得少了，交际圈子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再也不需要老张了。工友老张，不再有机会被我父亲一个电话叫来拾掇电路、通下水道，也不再有机会来家里坐坐，吸支烟、喝口水、闲聊几句了。我也无缘再见老张。随着城市改造和发展，属于工友老张的时代过去了。

回想起上一次见到老张时，我意识到老张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不免感慨。此时再想起他，我能想象到一个慈眉善目的高大老头，坐在他家自建的二层小楼上，就着热腾腾的火锅，用他那独特的钩子一般的手指，轻松卷起一杯辣酒，乐呵呵地品上一口。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