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斋正楷书法欣赏（愙斋书法洪权）

易大厂嗜金石并庋藏大量金石碑版拓片等，在易大厂仙逝之时所存遗物中有“精藏书画数十箱”，可见数量之大，其中也必然包括其所收藏的金石藏品，可惜后来此数十箱藏品流向何处未知。未发现易大厂藏品“著录”等记载文献，现就现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有限的考察。

易大厂与邹安讨论金石信札

易大厂收藏金石的时间至晚始于中年，搜求各种金石器物拓片等，李尹桑在1918年谓：“鄦斋藏《十六金符印存》古玺千余钮，昕夕观玩，得此意趣，为万起仁兄刻之，戊午十一月，秦斋。”是年易大厂四十六岁，这是所能见到最早的关于易大厂搜藏古物的记录。李尹桑此处所说之“钮”显然不是印蜕，而是原印，可见易大厂收藏之丰，奇怪的是在易大厂的其他文献中皆未有关于其自藏古玺千钮之说。《十六金符斋印存》为吴大澂（1835—1902）辑其所收藏的二千三百余方古印集，是晚清时期仅次于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的一本重要印谱，对印学界影响很大。“于同治十三年（1874）编成《十二金符斋印存》二册。于光绪十一年（1885）增补成《十六金符斋印存》十册。光绪十四年（1888）吴氏任广东巡抚，在黄士陵、尹伯圜的帮助下，又增补成《十六金符斋印存》二十六册。”在吴大澂晚年，大部分藏印散佚，其中安徽徐士恺（1844—？）获得最多。余下印尽传其孙吴湖帆（1894—1968），吴湖帆亦嗜金石书画，极力搜寻之前散佚的《十六金符斋印存》原印，最终得一千余方并辑《十六金符斋遗印》。吴大澂在1902年逝世，其玺印在其晚年散出，此时易大厂二十岁左右，如此年轻就获得《十六金符斋印存》千余钮，从其经济实力和学术资历来看都不太可能，唯有借助家族实力完成或在易大厂留学回国之后于戊午年之前不久完成。考察易大厂藏品，其《魏斋印集》一、二册共收集古印80方，与《十六金符斋印存》和《十钟山房印举》勘校，几无重叠者，故此集印非出于《十六金符斋印存》。易大厂晚年经济拮据、疾病缠身，其所收藏的这些古玺被出售而维持生计也并非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李伊桑误言为原石，实为据印蜕所编辑而成的印谱。

易大厂跋《厘□饧车之玺》

同为1918年，易大厂在广州期间，“恣意搜求北朝石刻精拓”，这也帮助其对金石拓片搜藏不断。易大厂在《玦亭玺印集》序中透露出其一生为金石书契而耗费大量金钱，以致节衣缩食。当时印刷技术还不够发达，古人研究、鉴赏先贤作品并不像当下可轻而易举地通过印刷物、电子影像、博物馆等获得，故而，其对金石器物的收藏通过更为直观的资源获取并进行研究，在易大厂治印边款中屡屡记述其仿“泉”“砖瓦”“三代青铜铭文”“封泥”等等，从反面证明其所庋藏器物的丰富，如其曾自述：“余于里门获古泉。”也即易大厂购藏古钱币并对其文字进行研究应用。

从《华南新业特刊》获知，易大厂还藏有北魏正光四年的《马鸣寺根法师碑》，此拓带额，呈凸形，上方一行阴文“马鸣寺”三字，下方则为阳文“魏故根法师之墓碑”八字，碑文正书共廿二行，每行三十字，碑文记载根法师一生事迹。碑出土于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桥，现藏于山东省石刻艺术馆。碑于清中期后开始有断纹，咸丰、同治年间断裂为三。易大厂所藏拓本为线断本，左右两边残缺不全，但字口清晰，为精拓本。从文献上可知易大厂还藏有《石门颂》《厘□饧车之玺》《爨龙顔》《北魏乐陵郡守诸葛地得造像》《北齐郭市和造像》《北周要经洞摩崖》等等，这些对于“数十箱”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只是由于战乱之时局不稳定，易大厂部分藏品散佚，其仙逝之后留给其子小厂的也仅仅是其自用印和部分未出版手稿而已。

易大厂跋自藏《□尊铭》拓本

另外，易大厂与邹适庐（1864—1940）有一段紧密的金石捶拓、考释交往，在二十来日中，易大厂与邹安频繁通信达七封。信件内容是关于青铜器捶拓与考释问题，这些内容发表在《美术生活》杂志。《美术生活》于1934年4月1日创刊，1937年8月停刊，创办人兼发行人为金有成、俞象贤，在30年代的上海风靡一时，甚至名盖《良友》，此时易大厂为杂志特邀编辑，主要负责“金石研究”专栏，易大厂在此杂志上也经常发表书画篆刻及金石考释的文章。易大厂邀请邹安之子到上海捶拓青铜器并盛赞其“精湛已极，较之愙斋着录有过之之观”，再将拓片寄给时在杭州的邹安考释，信（信件未注年，应在1934—1937年之间）中涉及青铜器共三十二鼎，这麽短时间内涉及这么多器物，可见易大厂在金石研究方面的视野。易大厂对邹适庐金石考释学术十分赞赏，称道“尊论何止引为同调，直金石之言耳”，并派专车接送其到刊社做金石考释等。

洪权：广州美术学院

本文刊发于《书法研究》2019年第4期，原题为《易大厂金石活动考察研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