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唐朝进入鼎盛时期的原因（唐朝中后期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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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后期一般是指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前，也就是755——907年，不过其一些制度要涉及到安史之乱以前，

这个故事就要从安史之乱以前讲起了。唐朝前期实行的是府兵制，简单说就是耕战结合。士兵平时都是老乡，只是每隔一段时间要拉到一个叫折冲府的地方打卡训练，战争时期就直接上战场。唐初期大家爱国热情都很高，府兵们也创造了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时间一久，由于大家热情降低，加上军士地位下降、穷人逃荒富人逃兵役，府兵制在开元年间光荣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也就是招募职业军人

募兵制是唐中后期的一大特色。由于许多士兵是将领自己招募的，节度使们的势力也就飘起来了。

在实施了募兵制以后，地方渐渐肥了起来，同时中央还给送助攻。说到这就要请出我们熟悉的李林甫同志了，这哥们儿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央的地位，要求节度使老实在边疆待着不能入仕，作为补偿允许他们的职位世袭。另外呢，为了图方便，中央直接让很多番将带着本族的兵当了节度使，这样地方内部就更团结了。顺便说一句，混得最好的番将节度使是唐后期的定难军，也就是西夏的前身

此时国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土地兼并导致均田法无法实行，流民大量出现（开元固然繁荣，但是贫富差距也大，参考灯塔国的贫民窟）

于是，在粟特（乌兹别克）人安禄山的带领下，中晚唐历史开始了。这时中央是有禁军的，可那些禁军的战斗力已跟韩国兵差不多，中看不中用，中原人“至老不闻战声”。在这种外重内轻的情况下，唐玄宗合情合理地战败了。

安史之乱过程不赘述了，不过在安史之乱以后，外重内轻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大量节度使，包括许多平叛功臣都拥兵在外，跟中央若即若离。

在众多节度使中，最不听话的是河朔三镇，即魏博、卢龙、成德，这仨方镇的首任节度使都是安禄山的降将，治理的还是安禄山的老巢，想不叛乱也难。西北跟中原的节度使是墙头草，跟中央时好时坏。其中点名淮西和淄青，也是相当不听话。东南节度使则是妥妥的乖宝宝。

到唐德宗年间，方镇的雷终于炸了。河朔三镇＋淮西和淄青带着一帮小兄弟叛乱，直接把德宗撵出长安。最后德宗只好给予方镇更大的自主权。此谓“二帝四王之乱”，四王指河朔三镇跟淮西四个称王的节度使，二帝则是唐德宗李适和称“楚帝”的淄青节度使李希烈

时间转眼来到了唐宪宗年间，没错，就是那个为了迎佛骨把韩愈“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唐宪宗。不过，宪宗同志虽然宗教信仰上比较佛系，执政手腕却一点也不含糊。到元和年间，他瞅着唐朝尤其是东南的发展攒下了些家底，便立刻对不听话的方镇下手。先把河朔三镇安排了，然后是淮西，最后是淄青。这一仗打完，河朔老实了一段时间，淮西淄青彻底蔫了。于是，中晚唐迎来了仅有的中央政府控制全国的一段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元和中兴。盛唐的气象，一时回来了几分。

这里再提一下极品淄青。元和年间淄青节度使叫李师道，是一名妥妥的恐怖主义者。历史考题上常出现的倒霉丞相武元衡就是他刺杀的。他的恐怖活动还包括火烧洛阳仓库等等，最后在大势已去时被自己人干掉了。

唐宪宗死后，即位的唐穆宗对河朔局面判断失误，于是三镇又割据了——安禄山老巢果然名不虚传。

之后，唐对方镇再无有效举措（更正一下，唐武宗年间李德裕主导过平定泽潞节度使刘稹叛乱的战役，不过无法扭转整体颓势），直到唐末期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尤其是懿宗和僖宗分外不争气，于是起义大规模爆发。唐的生命线，用于从东南向中原输送钱粮及商品的漕运被切断，同时东南地区失控，王朝因而崩溃。作为起义领袖的黄巢虽然诗写得不错，但作风比李师道还恐怖主义，毕竟吃人不是闹着玩的。最后，还是黄巢降将，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给了唐最后一击，终结比赛。唐朝对降将节度使的信任真的很迷......

前面大多说了节度使飞扬跋扈的情况，但事实上大部分藩镇还是起到了拱卫中央的作用。这些节度使包括但不限于平定安史之乱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收复河西走廊的张议潮、东南地区向国家输送GDP的一众节度使。藩镇制度是唐中期重要的改革内容，其既是唐灭亡的原因之一，又是中晚唐得以延续150年的重要因素。

3.皇帝、宦官与士大夫

提到宦官专权，我们普遍会想到东汉、唐和明。不过，明的宦官权力是完全依附于皇权的，东汉的宦官也有外戚制衡。能掌握军权、左右中央的只有中晚唐宦官。此外，中晚唐宦官还史无前例地发明了养子制度，使得宦官也有了家族。在外朝，中晚唐也发生了持续六朝的“牛李党争”。以下详说。

在唐朝前期，宦官没什么权力。到了玄宗时期，混得最好的宦官是脱靴侠高力士，但他至多也只是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政务。

故事在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发生了变化。宦官李辅国在灵武拥立了太子李亨，是谓肃宗，逃到四川的玄宗只好当了太上皇。作为拥立皇帝的功臣，李辅国权力大涨，肃宗将中央禁军交给了他。此后，中央禁军一直在宦官手里。

后来李辅国又拥立了李豫继承皇位，是谓代宗。代宗表面上管李辅国叫爹（尚父），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宦官终结者。代宗联合宦官二把手程元振刺杀了李辅国，随后程元振掌权。程元振一边打压郭子仪等真功臣，一边进了凌烟阁（凌烟阁除了最初的二十四位后面有加人）。不久，代宗又看他不顺眼了，联合御史大夫王升把他罢免。接任的大宦官叫鱼朝恩，德行和程元振差不多，最后被代宗联合宰相元载干死了。

鱼朝恩掌权期间，除了中央禁军，手里还有一支叫做神策军的部队。到了唐德宗年间的二帝四王之乱后，原中央禁军基本打没了，于是神策军便接替了中央禁军的地位。神策军是个什么德行呢？

白居易的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或 一作：悉)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此外，鱼朝恩时期还出现了大量宦官监军。所谓监军，监的是各节度使。有的宦官正义感比较强能够恪尽职守，但大部分监军要么逼反藩镇，要么勾结藩镇。同时，京城的宦官所掌宫市（采购物资，《卖炭翁》里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以及五坊小儿（饲养宠物）亦嚣张得要死。

到了唐顺宗时期，皇帝终于要采取行动了。永贞年间，刚即位的顺宗热血沸腾，起用王伾和王叔文，打压宦官和节度使。二王先从菜的入手，废掉了宫市和五坊小儿。但当革新派准备收回兵权时，大宦官俱文珍发动政变，贬走二王，逼唐顺宗退位。永贞革新于是失败。

永贞革新又叫二王八司马之乱。二王指王伾和王叔文，八司马则是八个被贬为司马（副州长）的革新派。八司马中官最大的宰相韦执宜被贬去海南，最有名的则是柳宗元和刘禹锡。

俱文珍搞掉革新派，废了顺宗，立了太子宪宗。没错，就是元和中兴的宪宗。宪宗年间，宦官权力更大了。一方面神策军膨胀到15万人之多，另一方面宪宗设立由宦官担任的左右枢密使。左右枢密使明面上负责传达文件，实则参与要政，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合称“四贵”。

下一个决定搞宦官的皇帝是唐文宗。唐文宗起用了士大夫李训和郑注，二人先设计毒死了大宦官王守澄，随后决定乘胜追击。一天，唐文宗声称大明宫夜降甘露，让宦官们进来看，然后计划让伏兵把他们团灭。结果伏兵被发现，宦官仇士良让神策军把宫门一关，随后进宫火并扫荡。宫内担任群演的文武百官尽数被反杀，皇帝被软禁，宦官完胜。以下是《旧唐书》关于甘露之变的精彩描写帝乘辇趋金吾仗。（神策军）中尉仇士良与诸官先往石榴树观之（甘露），伺知其诈；又闻幕下兵仗声，苍黄而还， 奏曰：“南衙有变。”遂扶帝辇入阁门。李训从辇大呼曰：“邠宁、太原之兵，何不赴难？卫乘舆者，人赏百千！”于是谁何之卒，及御史台从人，持兵入宣政殿院， 宦官死者甚众。辇既入阁门，内官呼万岁。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余人，露刃出东上阁，逢人即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余等十一人， 尸横阙下。自是权归士良与鱼弘志。至宣宗即位，复诛其太甚者，而阍寺之势，仍握军权

牛李党争是外朝官员内战，虽然时间很长（宪宗到宣宗，共四十年），但过程远没有宦官政变血腥。毕竟，唐宋对士大夫都是很文明的，再怎么胡闹也只是贬谪而已。

介绍一下双方主力队员。李党——李德裕，标准贵族，官二代，父亲宰相李吉甫得罪了牛党故参战；牛党——牛僧孺、李宗闵。要注意李宗闵虽然姓李，却是资深牛党。牛党多为科举出身，是科场上的朋党，跟贵族李党自然不对付。

牛李二党基本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速度参考国民党和民进党。一方掌权，另一方被贬，等到新皇登基以后再对调。受到牛李党争牵连最有名的是白居易和元稹。双方的政见冲突主要有两点：一是人才选拔，李党支持门荫，牛党支持科举，这个结合双方出身很好理解。二是对待藩镇的态度，李党主战，牛党主和，像李德裕本人就曾主导过唐代最后一次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

到唐宣宗年间，李德裕被贬海南，不久就在海的呼唤中作别人间——似乎历朝能从海南走出来的只有苏东坡。于是牛党惨胜，牛李党争结束。

政治方面，唐中期以来三省六部制逐渐瓦解。唐玄宗将原来议政用的政事堂改为最高行政机构——中书门下，其最高长官行宰相职权。这里的中书门下和北宋二府三司的中书门下是一个。此外，唐玄宗以来，差遣制度广为实施。说白了，就是皇帝私自指派一个官员干不属于他职权的活。久而久之，许多在差遣中出现的岗位被制度化了，比如盐铁、户部、度支。没错，北宋的三司也是继承的唐。

经济上，中晚唐最重要的人物叫刘晏。可以说，没有刘晏的话，中晚唐势必撑不了150年。刘晏是肃宗到代宗时期人，担任盐铁使。盐铁使肯定要先改进盐铁专卖——刘晏在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设立“平盐仓”来控制盐价和盐商，简单说就是搞国有经济占主导。加之刘晏本人精通理财，其执政期间国家盐业税收暴涨15倍。

另外，刘晏还整顿漕运，采用专船和军队押韵，于是中晚唐才有了东南到中原的生命线。（当时经济中心在东南，中原需要输血）同时刘晏利用各地粮仓平抑物价，说白了就是宏观调控，致敬一千两百年后的凯恩斯。

再提一下税法。唐前期税法是租庸调制。租即缴纳粮食，调是缴纳布匹，庸是服徭役。不想服役的可以拿租调替，不想交租调的可以拿庸替。然而随着土地分配日益不均，人们想出了一些别的不去服役的办法——富人糊弄，穷人跑。到中唐，租庸调就实施不下去了。于是，国家以原来的附加税代替了租庸调，也就是两税法。两税是户税（人头税）和地税，效率要高得多。对于富人，大活人跟土地是糊弄不过去的；对于穷人，跑到哪都得老老实实交人头税。因此，两税法不但保证了中晚唐的财政，也被历代继承，直到清朝摊丁入亩才把人头税废掉。

再者，经济重心南移也需要关注。我国第一次经济重心南移是五胡乱华，第二次就是安史之乱。到了唐后期，东南地区为全国输送GDP，漕运成了大动脉，扬州等地出现新的国际都市。

文化方面，唐宋八大家仅有的两位唐朝人都出在中唐。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使我国的散文有了活力，可以与骈文一较高下。同时，唐诗在中晚唐继续辉煌，我们今天熟知的唐诗除了李白等人的大部分创作与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

再说一下宗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以后，到中晚唐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在佛系青年唐宪宗等人的推动下更是达到了巅峰。按理说宗教繁荣不是坏事，但唐朝的寺院已经有了几分中世纪修道院的意思——占据了大面积的土地、财富，成了披着宗教外衣的连锁大地主。于是，唐武宗年间，著名鹰派李德裕主导了灭佛运动，大量寺院手中的土地、生产力被解放，算是缓解了晚唐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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