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江泽民同志（谢谢您江泽民同志）

谢谢您

带来

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

我们用三分钟

默哀

也用一辈子致敬

致敬您

也致敬那个时代

永别了……

江泽民同志

我的1992，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个年代

文 | 周健

今天我们举国追悼长者的逝去。

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此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安排。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作为位于内陆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的河南，也增强了“大外贸、大外经、大旅游意识”，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会议文件也增添了不少类似于“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效果再好一些”这样的话。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调整，带来的是普遍的市场意识的觉醒，一大批体制内外满怀豪情和肝胆的人扑腾扑腾跳下“海”去。许多年后，我们望着他们的背影，称之为承前启后的“92派”。92派其实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我们每个人或参与其中，或成为先驱者的衣钵传承人，变革与被改变的命运，从此无法摆脱。

本文系那个年代个人成长的记录史、群体发展的见证史，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之处在所难免。谨以此纪念长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01/

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

在这夜晚

春天悠扬奏起一支雄浑的交响乐

带着馨香引我入梦

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

千万颗星星朝我涌来

万缕月色为我织起一场洁白的梦

啊，月光岛

月光岛上我的眼光被拉成

长长的亮色的带

缚出了鲜花的馨香和五彩

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

呜呜风中春之少女轻歌曼舞

翩翩舞姿舞成如花的诗行

云河涌动

河波上纡行着一个与春同行的

小小的我

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

起风了

这是我写于1992年4月8日的一首小诗，题目《起风了》，后来发表于《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刊》上。当时为什么写它，现在忘了，但后缀中有这样一句话，“春天邀我去远行”。

那一年，春天邀请我们所有中国人去远行。

02/

我觉得，对于我的一生而言，我似乎是“错过”了1992年。具体来说，就是缺乏整个社会的参与感。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那一年，我19岁，下半年升高三，秃顶的、已开始掉牙的曹木林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好好学吧，考上大学了，你们想怎么压马路就压马路，想怎么谈恋爱就怎么谈恋爱。我曾在日记本上写道：“学校就像牢笼，就像监狱，我连出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我和同学课外阅读的“圣经”。大家都想做孙少平，也都盼望能有一个像孙少安那样的好哥哥。但这些人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远。

那时候唯一和外界事先联系的，就是晚自习前的读报。因为作文好的缘故，我曾在班上当过一段团委宣传委员，《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一些新闻和评论，一直都被摘出来阅读。我在当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读报、发报（发放报纸），似乎，生命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我喜欢喧腾而不乏理性的生活”。现在想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是应当被我当着同学们的面念过的。

可是我当时却丝毫体会不到它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当时，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一个受到某个政治事件牵连而“发配”到我们学校的年轻小伙子，他戴着一副茶色眼镜，总是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他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今天还清晰记得：“中国要大力发展经济了，你们将来都要当大老板，到时候我去找你们，可别嫌老师穷啊!”

到了第二年我高中毕业，这位老师也离开了，到郑州来闯荡。不过一直都在教育界坚守和奋斗，现在是某知名高中的校长。

还说1992年，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好了一些，不再总是往学校带酱豆和咸菜。父亲在村里办的印染厂当上了厂长，一下子从郑州的国营单位挖来了一位工程师和几个能干的销售人员，厂门口进进出出的车辆增加了许多。周围几个村的村办企业效益也都转好，父亲告诉我，这都是因为从城里请来了一些“高人”的缘故。

这些“高人”，现在想想，应该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主动选择“下海”的那批体制之内的人吧。可是当时的我，对此懵懂无知，只把他们当作有本事、有门路的城里人。

正因为接纳了这些人，199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国乡镇企业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发展期。我们村的印染厂,再进一步说还有我，自然因此而受惠。

03/

到1993年7月，我考上了郑州大学商学院，学国际金融专业。老实说，我很幸运，因为商学院在这一年才成立，国际金融专业也在这一年才设立，其前身为郑州大学经济系。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河南省对高端经济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郑州大学经济系扩招和改名，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一种反映。

当时上课，有一个老师教西方经济学，用的是英语，一时惊其为天人。毕业多年后才和这位名叫刘伟的老师熟悉起来，而且是越来越熟悉，了解到他曾是一名下乡知青，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5年国际金融研究生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亚洲开发银行。正是在1992年，他满怀激情地回到国内，领衔创办了我们郑州大学商学院，并出任第一任院长。

刘伟老师

刘老师不“安分”，那个年代里，其他许多老师也不“安分”。

我记得当时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中，有的正教着就去了海南、广东，或炒股，或办公司，或做房地产，或受聘为地方政府顾问。也有的从南方折腾了一番后回来，上课时常对我们讲一些异乡见闻。

印象最深的，是宋全启老师，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1992年成为我们的金融系主任，是河南省引进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宋老师看上去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上我们的课，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大概没有多久，他从我们商学院辞职了，据说开了一家名叫“万国咨询”的服务型公司，介入资本市场。也是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宋老师和大名鼎鼎的张高波、席春迎等人都曾是河南大学同窗或校友，关系非同一般；有此背景，河南自那时开始的许多企业的IPO，比如继集团、天元铝业、中孚实业、太龙药业、鑫安科技、林州重机等，宋老师都曾参与或主导过，时至如今，他还担任着不少公司的独立董事。

还有一个老师，中文系的鲁枢元教授，年纪轻轻就享受到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河南省命名为“优秀专家”。不过，有一年我到中文系去旁听文学课，学兄们告诉我，他离开学校去海南大学任教，并和湖南作家韩少功一起组建海南省作家协会去了。

别的高校的老师呢，也有不少敢于出去折腾的。郑州工学院电机系本科生杨维国，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到了1992年全国高校响应国家号召兴起“推到围墙办企业”，他选择加入当时校办的郑州工学院开普电子公司任经理。8年后，开普改制，到2011年7月，这家完全由他掌控的公司登陆资本市场，成为中国智能化“一卡通”领域首家上市公司。

毕业20年后重回母校，

又见到当年的老师，已是鬓角花白

现在想来，那个年代，高校就像一锅煮沸的水，到处冒泡。我们做学生的，本本分分地学习，但老师们却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走马灯似地出出进进，他们的思想意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早已如火山般澎湃了。

我们学的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等课程，是全新的；我们在学校周围的一些录像厅中，突然看到了许多西方的文艺片甚至毛片；我们这一届生源扩招，将地域范围由多年未变的内地，扩大到了广东、云南、海南等南方省份（我的同学中，甚至还有一个来自台湾），所有这一切迹象都表明，1992年的邓公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隆重召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一切巨变之“因”。

它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上把“人”解放出来了。

04/

个人日记：1992年10月13日，星期二，晴，题目：《歌声》。

喧嚣的生活，搞得人晕头转向。我需要沉静需要思考。我不能失去自我，我不能被环境所左右。

青年人与歌曲，有一种天然的缘分。歌曲可以抒发人的感情，可以表白思想，还可以激励或者安慰人。年轻人活泼爱动，他们渴望交流，渴望成长，歌声便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过去的年代，人们热衷于唱歌命歌曲，而个体生命的感情及思想意识被埋没了。而今流行歌曲的兴起，迎合了和平时期人们闲散的感情，青年人首当其冲。一时间流行歌曲成了音乐界的主流。

歌星们，特别是港台歌星们，如谭咏麟、童安格，等等，一个个在大陆上走红，他们被歌迷赋予各种各样的美称。这固然是为社会文化发展尽了一份力，但仔细想起来，被虚荣和浮华浸染歌曲文化，究竟又有多大价值和生命力呢？那些歌曲，其中有多少首包含积极意义呢？

事实可以做出有力的回答。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些流行歌曲还是值得大家称赞的。如《弯弯的月亮》、《水手》，唱出了时代或者人生的最强音，或凄美或豪壮，引人上进。所以说，我们应当多出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歌曲作品，引导青年人向健康目标发展。

现在，学校那还照例唱革命歌曲。《红太阳》，其优美的旋律，令唱者和听者都心生激荡。不久之后，学校还要举行歌曲比赛，各班正加紧排练。

歌声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旋律。缺少了它，生活便失去了灵动色彩。我们拥抱歌声，愿它永驻。

05/

第二年，也即1993年我刚上大学时，就有幸遇到了一位老师——准确说是一位前官员、社会活动家、学者——蒋晔，他那时候已担任双汇集团董事长助理，常驻北京，平时大部分时间是采访中华文化名人，在报纸上开辟专栏予以发表。

我当时在学校接办了一个学生社团组织“经济研究会“，请他过来对学生做过几场报告，题目似乎是《纽约并不遥远》、《像名人一样充满生命的大气象》，如此等等，每次都是反响强烈。平时，我也参与到他对一些名人的录音整理工作中去，靳尚谊、启功、赵浩生、秦怡等人的访谈录，都是我用笔工工整整记录下来的，从中受益匪浅。

蒋老师此前是一个政府官员。1992年，他还在河南省政府信息联络处工作，负责内参《政府工作快报》、《政府工作通报》，服务于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决策。当时，他十分关注中央的决策、动态，对邓小平从北京出发，南下每一个地方的即席讲话，都进行了广泛收集，并迅速整理报告给省委书记、省长。大家都明显感觉到，一场更加深入的改革开放浪潮，马上就要席卷而来。

其时，他已就郑州市下属新郑县几年来与众不同的改革开放举措，形成了连续6篇《新郑县综合体制改革访谈录》，通过内参引起省里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掀开“新郑现象”的序幕。这份总结，为来年全省“18罗汉闹中原”、以县域经济异军突起带动全省工作的战略的实施，作了很好的铺垫。

这一年8月，省委省政府选派一批省直机关干部到基层去挂职锻炼，为培养后备干部打基础，蒋晔毫不犹豫地报名并选择了新郑县。正是在这里，他有缘见证并参与了“新郑现象”的持续发酵和扩大：以台湾“民办高校之父”王广亚先生投资升达经贸学院为主导的龙湖镇大学城的建成；以新郑国际机场为代表的、位于薛店乡的航空城的崛起；以温州城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的涌现，如“好想你”大枣石聚彬、雏鹰农牧侯建芳等；以纪念老祖宗轩辕黄帝为代表的、每年举行的国家级祭奠活动等……它们的“种子”，都是在1992年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播撒在新郑的大地上的。

20多年后，蒋晔（中）故地重游，

与王广亚的外孙等一起合影

2005年，我曾开车去现在的新郑市寻找当年为纪念改革而立的“黑猫白猫像”，可惜周围已是荒草凄凄；去年再去，雕像以及附近的“温州城”等，早已不复存在。不过，正如蒋晔老师所说的那样，如果中国当代史，因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而是一个里程碑，由此而形成那个时代的“九二派”，那么，新郑县便是中国“九二派”的重要集结地之一。

这话说的并不为过。我另外一位老师、现河南省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在安，那时候已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回到河南，他为河南呈现出的改革开放局面感到吃惊和振奋，因而，当他于1992年被邀来参与新郑改革事业时，他的想法也只有一个：解放思想放开干！

那一年，新郑县为表示对专家学者的尊重和感谢，向他赠送了一辆当时国内性能最好的桑塔纳轿车（后来，新郑国际机场建成，首批载客的就是清一色的桑塔纳轿车）

作为专家，王在安老师受到基层、受到“市场”重视，并非偶然现象。我所熟悉的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冯宛平教授，自1990年后面向地方政府做咨询，到了1992年，他就开始向各县收钱了——一个县5000元，据说他一连收了10个县。

1992年，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期工程开工

06/

“改革开放地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沐浴着时代的疾风骤雨，蒋晔、王在安他们是敏感的，我的老师们是敏感的，因为正如后来历史所评价的那样，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

当年2月，河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快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要求“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效果再好一些”；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首先要痛下决心，克服内陆意识，增强大外贸、大外经、大旅游意识，全方位对外开放。

1992年开封

到了1992年11月，中共河南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抓住关键环节，扎扎实实的、做好对外开放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这年3月，河南省政府通过漯河市综合体制改革方案，确定该市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为全省经济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到了8月，国务院批准郑州市为内陆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优惠政策；10月，中国内陆第一个公路口岸——郑州公路港正式开通；11月，河南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品批发市场——郑州工业品批发交易市场开业。

90年代郑州

此间的5月3~15日，当时的河南省主要领导带队组成规模庞大的考察团，赴广东考察，总结出广东的最主要经验是：坚持以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解决了“姓社姓资”问题；从实际出发，开发本地优势，善于培养和使用干部，把干部推向经济第一线，在实践中锻炼成才。到了5月27~28日，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在郑州召开，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宋照肃作了考察报告，省委书记侯宗宾指出机遇难得，贵在实干，要下决心把经济搞上去。

“把干部推向经济第一线在实践中锻炼成才”，“贵在实干”，这些“经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被视为当时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或“下海”的一支催化剂。蒋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新郑的。

不过，那时候也陆续有一部分干部去南方任公务员或政府领导。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南省的许多高层领导，都由河南人接替担任，据称有一种缘由是“支援开发”；广东省的各级政府部门中，有许多公务员都是由河南人考上来的，他们敬业、本分，展示了河南人良好的精神风貌。

姑且把这批改革开放后最早到南方闯荡的行为称为“闯江南”吧。南方，被许多人当作心目中的圣地和福地。

我的日记彩页，

显示出1992年的摩登穿着

07/

我的个人日记：1992年7月21日，星期二，晴。

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几乎所有的节目内容都要涉及经济。

谈企业的效益，谈企业的改革，报道某经事（应为：经理）某董事的创举，播放某领导某单位的经验发展经验，股票、贷款、税收、开发，就连教授教书、歌星唱歌、“红线鹊桥”也他妈的全同钱挂上了钩。也难怪，钱就是“爷爷”，没有钱，你便默默无闻，寸步难行，你便没有饭吃，没有酒喝，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物质“天堂”。

这个社会会逼人改变观念。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激烈，人们要获得生存，起码就必须追求金钱；只有有了金钱，你才能发展事业。在这一点上，追求金钱能使我们摈弃依赖思想，变得刻苦勤奋有能力，但它有可能使人物质世俗化，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往往就此产生。不过这大约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美国、法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他们的国，民显得并不那么冷酷，颇具人情味（而今只是从电视上看到的，目睹为实，不过如此看法）。所以，追求金钱总的说来并不那么坏吧。人们评价一个人，现在往往不看重他对金钱的态度，一个提法是：多劳多得，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否定个人利益的存在。甚至，人们认为谁越能挣钱，谁就越有本事，就越值得去巴结、去尊敬。没有多少人对后一种看法提出非议，我觉得，这样认为很不应该，还是保守一些为好。

我很赞同这样一个提法：搞科研、搞教育，要同经济挂钩。现在，许多企业、集团都向高校伸出援助之手，一开口就是几十万，借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某大学教授在某地搞科研，初始多给人们提供无偿服务，后来接受领导建议，将科研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使当地几个工厂、几个农场迅速发展起来。这都是有益的尝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毕竟没有落于形式，收不到（应是“收到了”）巨大成效。

对于经济我了解甚少。它是冲击人的思想的巨大力量，因为他过多的蕴含着现代意识。这或许就是发展吧。不管怎么说，搞搞经济，可称得上是一种时代潮流，我现在想，乡镇企业有很大发展前途。我有一种尝试当一个企业家的愿望。

今日听广播，（中央电视台）《午间半小时》中几个闯特区的受访者谈了他们的心态。我的总体印象与感想，有这样几点：

一、印象：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学生，思想敏锐，有现代感，也有能力和勇气，朝气蓬勃，事业心强，意志坚定。

二、闯特区的主观条件。第一，首先必须有干大事业的理想抱负。第二，要有敢于走出去的强烈决心和勇气。第三，要有才华和能力（这或许最重要）。第四，要有吃苦精神。第五，要有不被金钱等迷惑的抗腐蚀力。

大概也是通过晚自习的读报，1992年，社会上关于“钱”的讨论进入了我的视野。毕竟还是一名将要升入高三的中学生，当时的智识还停留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水平上，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甚至自相矛盾。

比如，当年7月27日的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

每当父母亲谈起某人是如何如何的挣钱，言语之中透露出羡慕的语气时，我的心中便产生一种排拒的感觉。

这并不是排拒他们二老，而是瞧不起那挣钱之道。父母受穷受苦惯了，现在父亲也能挣钱呢，他们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供我们兄妹三个上学，将来出人头地。他在今晚这样对我说：“叫你们上学干什么？就是多挣些钱。”我听着，表面上一副毕恭毕敬的接受劝告和教导的样子，但心里却在喊：我不愿这样，我永远不会！我曾拥有过将来到经济圈中的去闯荡的念头，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为了实现生命的价值，体验奋斗的快乐的目的。

作为一个“小我”，19岁的我真的不知道的是，校园外的社会，正有越来越多摒弃了所谓“理想”和“信仰”的人，正在奔钱而去，正在赶赴“南方”寻找着自己人生福地。

08/

“闯江南”的人群，涵盖更多其实是商人，是企业家。那时候，市场经济的浪潮裹挟着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在企业单位工作的“不安分的人”，他们觉得，创造财富、占有财富的机会来了。

这年4月，在河南省农科院畜牧所当养鸡实验场场长的高天增内心荡漾了，他先后到广州、上海、青岛等这些沿海城市学习，对改革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他于1994年从河南省农科院辞职，到北京一家大型饲料行业应聘销售代表，而一旦知道了“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管理”的时候，他觉得该按自己的规划行动了，于是再一次辞职，创办了河南广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临走时，老板送给他的一句话是，市场很大，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年6月，时任新乡第五化工厂厂长的新乡人朱保国，用9万元购买了当地一位老中医发明的女性保健口服液配方，和几个朋友来到深圳开始创办企业，生产“太太口服液”。2001年6月8日，太太药业成功登陆A股并成功募集了17.36亿元现金，2002年4月，他又成功购得丽珠集团21.3%的股份，晋升为第一大股东。这样，身为健康元药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朱保国就控制了两家上市公司。

这年7月，南阳人孙坚不愿在机关中“虚耗青春”，毅然辞职，孑然一身来到广州，夜宿墓地、流浪街头，几年后在自家阳台上创办了华必信会计师事务所。时至如今，他的事务所已在珠江三角洲及长江三角洲开拓了上千家常年客户，曾一度在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所做的国际会计公司排名中位列第25位。

…………

大概在2003~2008年间，我有幸以财经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在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的豫商，有幸和许家印、朱保国、孙坚他们有过深入接触。一个最大感受是，凡是目前在这些地区做出规模、做出影响的企业家，基本上是在1992年前后离开的河南。这些人过去大多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工作，有自己的追求和抱负，有胆有识，只不过是厌倦了体制内的生活，想借邓小平南巡的东风去闯荡一番罢了。没想到做着做着就做大了。

当然，那时期更多的到南方闯荡的人，他们都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淹没了。许多人虽称不上当地的“商界精英”，但小富即安的日子还是有的。2000年前后，当众多来自底层的河南人以打工者的涌入这些地方后，他们赫然发现，那些早期出来的人俨然已和当地土著的身份没什么差别了。

09/

大学毕业之后，我并没从事金融工作，而是当了一名财经记者。既然要做财经报道，那么，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采访企业和企业家。

接触企业家时间长了，2006年为一个财经杂志写稿时，就随手写了一篇《他们，从1992年起步》。后来，看到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兼CEO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提出“92派”，才突然明白，原来，这是一个全国共有的现象，当属一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群体。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1992年，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活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自1978年开始萌芽，到此时才正式成长为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

采访得多了，发现河南知名企业家群体中，有不少也属于“92派”，而且，这些“92派”所做的企业，有不少都像前文所提到的河南新开普一样，属于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建业集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三全食品董事长陈泽民是最常被提起的两个人：

1991年，身处香港的胡葆森从中原海外发展总公司（国企）辞职下海，在香港创办企业炒房产，取得港商身份，第二年，他带着在香港炒楼花赚到的几千万元回到河南，和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合资成立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此开始在河南地产界的深耕之旅。陈泽民呢，1991年还在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当副院长，业余时间，他开着简易的冷藏车往客户那里送自制的汤圆，以贴补家用，1992年他50岁，一咬牙就辞职下海，创立三全食品厂，建成我国第一条速冻食品自动生产线，“汤圆大王”的名头逐渐叫响开来。

1992年，陈泽民50岁创业，一晃20多年过去，他早已交接班。

通常说的“92派”，有一个重要的身份特征是前官员或前国有企事业、高校、科研单位的职工、负责人。就这个意义上说，河南“92派”的先驱，并不是胡葆森或陈泽民，而是原在河南省计算机中心工作，后来创办了思达集团的开封人汪远思。从1988年开始，他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而且带动了一批学者和官员投身民营经济的研究、探索和具体实践，长时间被河南的92派企业家所敬仰。

当然，“中国庄家第一人”张少鸿也算一个。他原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工作，1985年辞去公职，1987年创办“读来读去读书社”，可惜走的不是92派企业家通常从事的实业之路，2001年就因非法集资罪而被批捕，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体制内的人“下海”，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先说主动下海的，好想你健康食品董事长石聚彬和正道花园集团董事长武治功比较典型。没辞职之前，两人分别担任着新郑市孟庄镇小石庄村村长和巩义市孝义镇镇长职务。1992年两人辞职后，一个成立了奥星枣业（好想你健康食品前身），从事自己早就驾轻就熟的红枣加工产业，2011年5月，好想你在深交所成功上市，一举成为“中国枣业第一股”，市值最高超过110亿；另一个从事自己极不熟悉的商业领域，成立正道公司，在郑州收购了花园商厦、商业大厦、中环百货、郑荣集团、思达连锁等企业，以“工业经营精神”成就了“武氏国企收购模式”。

成功的背后是无法诉说的艰辛。武治功告诉我：“刚刚从政府部门辞职的时候，我的人脉关系和资金实力很薄弱。在发展上和别人拼实力，我们拼不过，只有通过低成本的收购、扩张，不断努力去做事。实际上，收了这么多企业，都是别人不要的。我一直跟员工说，一定要做一个弱者——对外示弱，但内心坚强。”

再说被动下海的，华英农业董事长曹家富、济源钢铁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玉田的故事就很有意思。曹家富曾在中央警卫团服役，退伍后先后任潢川县仁和乡武装干事、武装部长和乡长，1991年，他被派往华英农业的前身潢川县畜禽开发集团任总经理；2008年，华英农业上市，曹家富完成从“中国鸭王”到“亚洲鸭王”再到“世界鸭王”的嬗变。他曾说：“我是被动下海。我当兵回来后当镇长，当时企业有几个项目，我属于选人之一，稀里糊涂去了。现在回头看，如果再回到当年的话，能否下海？我肯定下海。当时我们一块有三个企业，两个企业都破产了，华英一步一步走过来，做的还可以。”

李玉田出生于1948年，1993年还在担任焦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协办主任时，组织上委派他到济源钢铁主持工作。当时的济源钢铁，有铁无钢，只有三座小高炉，10多万吨生铁，惨淡经营，但李玉田接手后，奋起直追，于2001年组织5000余名员工实施了全员持股改制，激发起巨大活力和动力，数年间将企业带进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100强。他的感受是，“济钢和我本人的进步和成绩除了自身努力外，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受益于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把干部推向经济第一线”，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也包括技术型干部和专业型干部。1992年4月召开的全省科技大会上，省领导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放活科研机构，引导科技人员走上经济建设主战场，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

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阳地区食品公司工作，1992年他和妻子毅然辞职回到内乡老家，靠着借来的3万多元开始养猪；华兰生物创始人安康在1992年创办企业之前，曾干过乡村赤脚医生和防疫站科长；上个世纪80年代，长葛人楚金甫曾长期在国企从事输配电行业的工作，1992年和另外两个人合伙创办集体性质的开关厂，直到2000年改制完毕；洛阳人段玉贤曾屡次受命于危难，在栾川县的国企中充当救火者角色，直到1992年担任栾川县化工公司（现栾川钼业）经理一职后，才算稳定下来。1993年3月，鲜易控股的前身长葛县肉联厂挂牌成立，企业债务远多于唯一的资产——库存的几十吨即将过期的冻牛肉，组织上任命朱献福任厂长，当时，他的职务还是县食品公司的一名经理。类似的，鹿邑志元食品的董事长罗志元原来也是一名国有食品公司的经理，1993年7月，他拿着3000元钱，带着6名伙伴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这一时期，如罗志元、朱献福、楚金甫他们一样，公职人员下海，势如井喷。有人成功，但也不乏有许多人失败，刚开始创业时，每个人的内心对未来都不敢确定，往往是逮着什么做什么，什么赚钱做什么。

2017年在香港上市的宇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李光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兵工厂造炮弹，后调回老家当政府科员、乡长、劳务输出办主任。1992年底，他一个朋友委托他帮俄罗斯人种菜，以换取对方的金属产品镍。靠着这门生意，李光宇赚取了第一桶金，后来逐渐进入教育领域，在河南建立了数十家民办学校。河南“隐形首富”程道兴原在河南省劳动人事厅工作，1992年下海经商，卖饮料、经销长白山木材、开发房地产，后来才借由一个入股民生银行的机会，将个人事业定位于金融投资领域，终成一代金融大鳄。

除了官员，这一年，大量的普通人也走向创业之路。比如大张集团张国贤，他原是中学教师，1990年辞职在漯河开了一家小店，做食品、服装生意。两年后生意失败，他跑到洛阳投奔姐姐，再次开店，才慢慢有了起色。比如文新茶叶集团董事长刘文新，1992年以前他还在信阳市骑着三轮贩卖鸡蛋和茶叶。再比如鑫旺集团董事长张春旺，年轻时一直在巩义的一个小厂鼓捣石墨电极生产，1992年看到机会，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募集到8810万元，在巩义建成了中国第一家由农民为投资主体的大型铝厂。另外，还有正星科技的许圣英及其他两位合伙人、银基商贸城的李荣坤兄弟、思维列控的李欣，等等，也都是在这一年走上了创办民营企业的道路。

以上所提的这些人，我当记者时大多采访过他们，所谓的“时势造英雄”，他们当时都很普通，只不过先人一步，抓住了难得的时代机遇。有些人是厌倦了体制内的生活，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想去闯荡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但另有为数不少的人，还是被时代潮流所裹挟，或被具体的工作调动所安排，“两眼一抹黑”，没人知道“游戏规则”，凭借的只是对物质财富的原始渴望奋力拼搏，勤奋而执着，逐步在生产经营第一线淬炼出来。

冯仑对此有一个准确的概括，“野蛮生长”。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后来有不少都登上了胡润以及《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榜，且成为常客，甚至跃居“河南首富”。对外，他们并不讳言自身拥有财富的多少（大概鑫旺集团的张春旺除外吧），某种意义上，我们可把这份评价当作标示他们成功的“勋章”。

起步很低，创业艰苦，但这部分企业家也有着先天优势，那就是，体制内的经历让他们熟知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曾经的工作让他们以更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体制内的关系可以让他们先人一步获得政策动向、把握先机。那些懂得既合理利用政治资源，又懂得坚守自身底线，与官员保持适当距离的企业家，后来证明都要走得更远一些。

一手市场运营，一手政商斡旋，这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要相对成熟一些。

胡葆森曾谈及这些人的特点：“比较能忍，比较自信”、“有责任感”、“心态都比较好，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一番事业”。他说：“如果内心没有修齐治平这种家国情怀，没有不安分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创业的冲动也是不行的”。

由此，我们认为，92派企业家追求个人成功的魄力与毅力，是值得铭记和尊崇的；他们获得成功的历史机遇和具体路径，是可遇不可求，从而也是无法复制和不可再现的；他们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但同时又希望通过财富的力量推动社会改造的浓烈的内心情结，是横空出现、前无来者的。

所以，他们是比较独特的一代人！

当然，除了这些目前仍活跃在经济舞台上的 “成功者”，还有更多的在1992年创业的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了“沉没者”和失败者，比如花园集团谢国胜、华林集团孙树华、芳达集团郭兰芳、贞元集团骈运来、中泰集团李义超等，他们也同样会因他们自身的大起大落和锒铛入狱而被世人铭记。

正如河南宏力集团的80后接班少帅、秦自力的二儿子秦岩所说：“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很多人倒下了；成功者成就的绝不仅是某个人、某个家族、某个企业。这条路，也是中国的希望之路。这个群体，已记录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崛起的档案中。他们的命运，折射着国家未来的命运。那些倒下的人，也有一份别样的荣耀”。

近两年，因为不少行业的经营形势大起大落，我们所熟悉的恒大集团许家印、建业集团胡葆森、志元食品罗志元、华英农业曹家富、辅仁药业朱文臣、宏力集团秦自力等人，都在风雨飘洋之中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但企业家生命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匹配性，都让他们个人的毕生功业甚至声名不得不经受严峻考验。

回望来路，作为河南民营经济的中坚力量，河南的“92派”企业家已经度过了做事兴业的“壮年”。现在，毕竟年龄不饶人，他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企业权杖和企业创始性的精神财富如何顺利传承的问题。

自然，这里面也包括时代所赋予的改革创新精神的发扬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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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92”派的兴起，与一个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分不开，那就是，面对着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中国经济要调方向了，要启动新一轮投资热潮，国内许多人渴望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

1992年被普遍视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就河南省而言，1992年以前，小型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取得了大发展，但私营经济还处于萌动状态，甚至仍属一个禁区。

1992年12月，河南省委向全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私营经济发展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不断解放思想，破除一左一旧的观念机器，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就如何放宽经营范围，发展多种经营形式，扩大从业人员，优化经营环境，简化办证手续等作了具体规定。

到了1993年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会议，要求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以及其他适应河南实际的各种经济类型，都要全方位发展。这就从制度环境上保障了河南民营经济进入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

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发轫，带来的是各个行业开始走向欣欣向荣的发展期。

河南”92派“先驱之一汪远思

在河南，比如房地产领域，除了建业地产公司成立之外，河南第一家真正的港资企业德亿地产公司也落户郑州，与建业等一起开发郑州的“东南板块”，这一年，也可称是河南的地产经济元年。再比如食品行业，春都集团在这一年6月宣告成立，这一举动直接开启的是肉制品领域的“三国混战”局面（郑荣、春都、双汇）。

又如高新技术领域，这一年7月，国家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挂牌，这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全国27个开发区之一；随后没多久，开封、鹤壁、漯河、洛阳、濮阳、周口、三门峡等地的高新区以及红旗渠经开区也都陆续宣告成立。它们，成了河南高新技术企业健康成长的“温床”。

当然，经济既然高速发展，也难免泥沙俱下。巩义是河南省乃至中国社队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的渊薮，自1992年开始，综合经济实力连续22年位居河南省县域首位，连续13届跻身“全国百强县”，但正是1992年的3月份，“中国质量万里行”开展系列曝光行动，巩义回郭镇的劣质电线电缆被列在17个重大批评报道篇目中。事件发生后，当地所有企业遭到了全国性抵制，整个产业面临灭顶之灾。

地方政府以整饬市场环境、规范经营行为为名，仅电线电缆一个产业就一次性查封500多家、合并100多家企业（共900多个厂家）。同时，他们以类似的手段，对伪劣水泥、复合肥、机械制品等制售活动进行了彻底围剿，使大规模、多产业、多渠道的制假售劣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1993年5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对回郭镇的发展作了全面批示:回郭镇要杀回马枪，变成优质电线电缆生产基地。

这件事，对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它被视为河南省乃至全国建设工业商贸园区的先声。“人口向城镇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中国企业的产业集群理论和实践，就此孕育出雏形。

11/

1992年11月17日，一代人的精神偶像、著名作家路遥因病去世，年仅42岁。

“92派”著名企业家潘石屹曾这样评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我一共看了7遍。为什么一本书能够看7遍呢？每一次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觉得这个坎过不去的时候，我就读上一遍《平凡的世界》。人真正的梦想是精神世界的，而不是这个地理位置上的梦想。只要你有一个精神世界的梦想的话，就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河南“92派”企业家、新怡和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刚也有类似感受：“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这本书是我的必读书，每次读都能感到新的奋斗动力。那时候是因为穷，所以拼的是意志坚定，而现在更多的是知识和技术创业”。

路遥

我在那一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的死，死的伟大！为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为了创造出别人创造不出的东西，他敢于去拼搏！路遥是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现在，有人说，路遥“死在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路上”，只属于那个渐去渐远的时代。这句话细思起来也没错，他和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先投身物质世界的奋斗，再诉求精神世界的建树，我们的“92派”，可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吗？

那个年代，大家都还没有意识到，贫穷是一种最大的罪恶。出于本能，不断奋斗，努力追求财富，但内心又装着一个“家国天下”，不是“92派”的路遥，却因他的英年早逝，成了中国企业家心目中精神意义上的“92派”图腾。

那一年的10月2日，我曾写下一篇《秋雨》，发表于11月21日的《当代中学生报》上：

秋雨来了。它来的正是时候。

新翻的土地口舌松软，正等着他的浇灌。悄悄发黄的树叶正在枝头翘望，等着它能深情地吻它们一身绯红，庄严而又浪漫地迎接死亡。

大山在等它，小河在等它乡亲们的心儿也在等它。

自然的规律是多么残酷，渐渐离去的那些日子里，旱魔在毒辣的光影中挥动着手臂，向绿色的生命发动挑战。于是，世界颤栗了，孱弱的生命，在苦难中艰难生长。到了收获时，人们得到的是那么少，那么可怜。

而今，到了秋播时，雨终于适时地来了。

我在学校，似乎听到大地上正回响着一片欢呼声。来自地底下，也来自人心里。

这大概是一个少年对这个世界懵懂的感受吧。

（2018.1.8，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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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

荥阳人，工商管理硕士（MBA）

曾任《大河报》 首席记者、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宣传部副部长、

《企业观察家》杂志总编

现系上海财经大学500强研究中心

河南工业大学特聘教授、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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