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一生最后的下场（保罗策兰我把命运投到你身上）

撰文｜黄梵（诗人、小说家）

五十一年前的今天，4月20日，这个被德语诗人保罗·策兰自杀撕开的日子，仿佛是一个永远的提醒：现代文明，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文明，里面包含了太多让人，尤其敏感诗人，无法承受的悖论。因为意识到策兰生命的结束，也预示着新的挑战开始，为了继续挖掘他深藏和带走的秘密，汉语出版界已赶在今年祭日前，出版了数种有益的汉译选本，我手头就有黄灿然译的雅众版《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王家新译的纯粹版《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历史上有众多的诗人之死，但策兰之死的意义，大为不同，他的死已关乎构建现代文明的基石，即美的技术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美是否真的可以超越伦理？

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1952年，其成名作《死亡赋格》震撼德国；1960年获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其作品备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推崇。著有《罂粟与记忆罂粟与记忆》《语言栅栏》《无人的玫瑰》《棉线太阳》等多部诗集。

犹太身份与母语的悖论体验

德语诗人策兰的故事，起初并没有超出普通犹太人命运的范畴，他们的存在感体现在恪守的文化中，并不像中国人有国家可以忠诚，哪里是他们可以信赖的故乡，始终是困扰他们的问题。比如，策兰的故乡泽诺维茨，就经历了隶属奥斯曼帝国、罗马尼亚、苏联、德国等的数度易主，每一次的变更都意味着犹太区要经受新的冲击，毕竟后来的新主并无奥斯曼帝国的气度，可以开明宽容地对待犹太文化。犹太城数度易主的惨痛，我们可以从另一位犹太作家巴别尔的小说，如《泅渡兹勃鲁契河》中，窥见一斑。策兰故事真正的不寻常，我认为，起于从小母亲坚持帮他维护的“母语”：标准德语。这是他一生最擅长的语言，令他思维的语言，从小就与犹太的文化、语言、方言有所隔膜，这种犹太身份与母语的悖论体验，随着他日后踏上诗坛愈发明显。他曾在《旅伴》中这样写母亲：

这个词受你母亲的监护。

你母亲监护的词共用你的铺位，一块又一块石头。

你母亲监护的词俯身拾起光的碎屑。

——黄灿然译

诗中母亲的形象更像严厉的教师和父亲。这里有一个他少年时的隐情：他当时受到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争夺，一方是母亲的德语和德国文化，另一方是父亲的希伯来语和犹太教，他十三岁时，内心的天平倾向了母亲一方，他不再对希伯来语用功。这意味他的犹太特性必须接受德语的乔装打扮，也意味父亲要通过母亲才能对他说话。这可以解释，为何一方面父亲被他后来的诗歌“遗忘”了，他鲜有涉及父亲的诗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卡夫卡那种怨天尤人的《致父亲的信》，必须反复书写”（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李尼译），此外读者还能在他沉迷谈论母亲的诗作中，寻到父亲的蛛丝马迹。比如黄灿然认为，《一切都不同于你想象的》的中心人物，是曼德尔施塔姆和母亲，“他也把它拿去，你再次拥有/那属于你的，那曾是他的，//磨坊”（黄灿然译）。我大胆猜测，父亲已与曼德尔施塔姆合二为一，成为他失而复得的犹太精神靠山。

这种起于少年而贯穿一生的困扰，还可见于《从黑暗到黑暗》：“……那是渡轮吗？在过海时醒来？/会是谁的光在我脚跟照耀/迎接一个摆渡人出现？”黄灿然认为，“摆渡人”这个隐喻，可以视为策兰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他者身份，运送到当代德语领域里。黄还提到斯坦纳的论断：策兰自己的全部诗歌都是被译“入”德语的。我想说，这样的“译入”已发生在策兰早年，那时他已经需要让他的犹太生活，进入他思维用的德语。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德]保罗·策兰著，黄灿然译，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月。

他母亲一直严防死堵犹太方言进入他的标准德语，这番努力造成的终生困扰，对用普通话思维的部分中国南方人并不陌生。普通话令他们“忘掉”了故乡的诸多事物，当他们竭力用普通话打捞“失踪”的一切，他们同样面临黄灿然说的“沉默屏障”。只不过，他们是要把经历的个人生活，从普通话的沉默中运出，让它翻越“沉默屏障”，开口说话。策兰早年就经历了这一切，只是成年后的惨痛生活需要他从沉默中运出的，是与大屠杀有关的一切，这任务不止艰巨，精神上也格外熬人。

《保罗·策兰传》，[美]约翰·费尔斯坦纳著，李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揭示现代性的悖论

当然，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诗人竭力运出难以言传的苦难时，他高人一筹的技艺，甚至“言不及义”，往往会被人误解。单单就说汉语界吧，叠加在《死亡赋格》上的误解，至今没有消散。这首1947年发表，渐渐轰动和震撼起来的成名作，其实也是他后期诗作的源头，两者形式迥异，艺术思想却一脉相承。哪怕策兰后来甚至拒绝公开朗诵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它与策兰的后期诗作，比如《密接和应》等割裂看待，甚至用后期诗作的成就，“蔑视”《死亡赋格》的成就和思想源头。

我认为，黄灿然对《死亡赋格》的注释中有一段诠释策兰的话，可谓一语中的：“策兰坚持认为《死亡赋格》并不是一套生动的意象、巧妙的形式设计或富有创造性的文字游戏，不能以‘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式来读，因为它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它是要被感受的，而不是要被赞叹的。”是啊，《死亡赋格》中描绘的数段音乐意象，不只是集中营的现实之一，也含着对纳粹把音乐之美技术化的控诉：

他大喊挖深些你们这伙你们其他的唱歌演奏

他抓起皮带上的手枪挥舞着他眼睛是蓝的

铲深些你们这伙你们其他的继续演奏舞曲

……

他大喊把死亡演奏得甜蜜些死亡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大喊把提琴拉得黑暗些你们就可以化作轻烟飘入空中

你们就会有一个云中坟墓那里躺着不拥挤

——黄灿然译

诗歌涉及了纳粹美学的实质，纳粹试图把美像科学那样中性化，剥离美中富含的人性和伦理，像应用毒气等杀人技术那样，把美应用到杀人场景。我认为策兰是用音乐意象，测度了纳粹的超然美学，这样的美学竭力追求整齐干净。一旦把整齐干净用于血统，犹太人就成了纳粹眼中的杂质，非整齐的异类，用于书籍，纳粹就会焚书……如此超然的美学从何而来？实际上，很多人的思考到此就会停下，这是割裂策兰前期和后期诗歌的症结所在。只要回到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就能发现这种美学的源头。

按照理性主义的设计，人类会有完美的未来。一旦用理性去设计未来，无数人对未来设想的差异，就会消失。理性的本性是趋同，就是被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夸为文明法宝的共识。共识的审美本性就是消除差异，获得整齐干净之美。这就是现代文明隐藏的理性之病，文明得于理性也病于理性。策兰以自己的苦难经历，和使用标准德语的艰难写作，早已窥见了现代性的悖论。这样就可以理解，他为何不满足阿多诺的说法：“在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阿多诺意识到奥斯维辛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现代理性已把美彻底技术化，美已可以杀人。当一些中国诗人竭力与“诗言志”的传统脱开干系，他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阿多诺说的野蛮之境。策兰可以说，是用《死亡赋格》来回应阿多诺，诗展示了屠杀之地，异常理性的党卫军，如何让音乐之美与人性、伦理脱钩。单世联的文章提到法国人范妮娅的回忆，证实了这样的脱钩遍布集中营。范妮娅曾担任集中营女子乐队的指挥，一天为党卫军举办露天音乐会，其间有一个妇女冲向电网自杀，她的朋友冲过去想救她，结果两人一起挂在电网上抽搐。党卫军则超然度外，“相互拍着背，笑着”听音乐，演奏结束，“党卫军笑着，站起身，高兴地评论着”音乐，对电网上的惨剧熟视无睹。很多人没有看出《死亡赋格》，正是对这种脱钩的讽喻，控诉。甚至有人还抱怨，诗中的音乐等意象，美化了大屠杀。

策兰用诗写道：“他黄昏时写信回德国你的金发玛格丽特/你的灰发书拉密”“死亡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眼睛是蓝的”（黄灿然译），玛格丽特是歌德《浮士德》中被抛弃的女子，代表基督教，书拉密是《圣经·雅歌》中的犹太女子，代表犹太教，“多愁善感”的党卫军给她们写信，他眼里有冷酷到可以杀人的蓝色，代表理性，谁都能感到他们之间的悖论、嫌隙和不协调。诗中党卫军用理性安排的美，杀人时的音乐之美，写信给玛格丽特和书拉密的多愁善感之美，两者在党卫军身上合二为一，正揭示了现代性的悖论。

保罗·策兰在巴黎的公寓中，1958年。

清洗“污迹斑斑”的德语

策兰已经意识到，从中世纪宗教解放出来的理性至上，同样暗藏着野蛮之力，《死亡赋格》对这种理性的讽喻，显而易见，可以说，与阿多诺的洞见是一致的，只是表述不同，策兰的隐语是，可以被书写的诗，再也不能清除伦理。只有靠着伦理的点拨，我们才容易看清策兰后期诗歌的壮举。正是觉察到了理性在标准德语中的妄自尊大，甚至掩饰杀戮的虚伪，策兰才会怀疑标准德语的正常之美，不再满足像《死亡赋格》那样，用德语的正常之美进行讽喻，他要直接摆脱标准德语的标准，通过创造新的语境甚至语法，来清洗“污迹斑斑”的德语，用他渴望获得的纯净语言，传递他身上的犹太特性。比如，按照黄灿然的注释，《密接和应》中草的意象，是提示与犹太人有关的旧约，《法兰克福，九月》中的“‘最后一/次心理/学。’//伪/寒鸦/吃早餐//喉塞音/歌唱”（黄灿然译），会让人想到卡夫卡，“最后一次心理学”是卡夫卡用过的句子，“寒鸦”的捷克发音是“卡夫卡”，他用“伪寒鸦”自诩伪卡夫卡。他后期诗中更大的力量，是渴望用自己创造的纯净语言，对文明灾难全神贯注。比如，他用《一片叶子》反驳布莱希特的《致后代》。布莱希特用诗说：“当/一次关于树的谈话也几乎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暗示对许多恐怖保持沉默？”（黄灿然译），策兰用诗回应道：“当一次谈话/几乎就是犯罪/因为它包含/如此多说过的？”（黄灿然译）。

保罗·策兰和妻子吉赛尔·策兰-莱特朗奇。

德国人通常给中国人留下反省历史的良好印象，策兰后期诗歌要面对的伦理困扰，正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不少德国人，在遗忘和反省之间的犹疑不定。所以，策兰想摆脱德语，又不得不依赖母亲给他定制的这一母语，是他后期写作的悖论之旅，艰难和难以完美，可想而知。单从雅众版《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就可看出，试图忘掉语言标准的诗作，就占了诗选的大半。就算黄灿然根据汉语需要，做了容易让读者理解的翻译“补救”，策兰的后期诗作仍受到“难懂”的困扰，《密接和应》首当其冲，可谓难懂之首。我对比过黄灿然、王家新、孟明的译作，真是各有千秋。黄灿然着眼读者能明白甚至追上策兰的思路，竭力化开语言的结节，王家新着眼诗意的创造，会保留语言的结节……黄灿然作为诗人，一向不蔑视生活，他的译作也追随了这样的诗学，赋予了这本策兰诗选，难懂之中的“可读性”。

草，被拆散来写。石头，白，

带着草叶阴影：

别再读了——看！

别再看了——走！

……

没有看，没有，

谈论

词语。没有一个

醒着，

睡眠

已经来笼罩他们。

——《密接和应》黄灿然译

策兰想穿越德语的标准之墙，就是为了求得美与伦理结合的正道，他一人独行，远离一切标准时，译者利用翻译理解的时机，竭力让读者也追随他的理解，这样产生的可读性，于策兰的诗作同样是贡献。唤来不同的理解，本就是经典的意义所在，就像莎士比亚一旦置身德语，就会高于德语中的但丁。

策兰进入汉语，起于王家新和芮虎的译介，接着北岛、黄灿然、孟明陆续投身其中，黄灿然以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清晰汉语，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策兰前后期诗歌的悖论之美。这美的镇定和端庄背后，是笼罩在策兰身上的神秘困境，本质上也是现代性的困境，如他在《黑》中所写：“命名总有结束的时候，/我把命运投到你身上。”（黄灿然译），“你”指的是“黑”。真是一语成谶啊！他徘徊在代表西方文明的塞纳河边，始终没有找到解决之道，他以纵身一跃的诗人之死，把自己的命运投到了塞纳河的黑暗中，正如他在《当白色袭击我们》（黄灿然译）所说：

当皮开肉绽的膝盖

向那奉献仪式的钟声做出这个暗示：

飞呀！——

作者 | 黄梵

编辑 | 青青子 罗东

校对 | 赵琳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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