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的古迹（沉睡湘湖的中华第一舟）

浩渺湘湖，竟是海之陈迹；浪潮退去，一段远古文明的华彩乐章就此沉寂，此乃时空中潜逝之神曲，不经意间，又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被重新翻出。

这一期，让我们走进湘湖畔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距离湖面6.5米下的水下遗址保护厅里，看一只8000年前的独木舟，想象一下我们新石器时期的祖先们，他们伐木造船并在8000年前的湘湖畔准备扬帆远洋的浪漫传奇，和它划出的那抹文明曙光。

7000年前海侵来袭，湘湖畔的跨湖桥文化在存在了1000年后如华夏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却不知究竟失落在何处。

一只独木舟得以留存至今，成为这段文明的见证者之一。

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独木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只是来往于湖畔间的交通工具吗，还是已经能扬帆远洋了呢？

独木舟的制造者，那些在湘湖畔生活了千年之久的新时期时代的跨湖桥人又是从哪来，最后又去了哪里呢？

5月3日，记者走进湘湖畔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距离湖面6.5米下的水下，一睹了这只已在此沉睡了8000多年的“中华第一舟”，在馆长吴健的讲述中，试图从它残破的船体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中，还原这片湖域曾经的面貌和那缕闪耀在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

萧山有个湘湖，湘湖上曾经有座跨湖桥。如今，当年的跨湖桥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湘湖上多了一座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独特的存在，它原址原建，从跨湖桥遗址上拔地而起。远望，它形如一只独木舟，走进后，大厅的壁画上是出土时的独木舟。独木舟，是这个博物馆的一大镇馆之宝，它的身影，在博物馆内随处可见。

独木舟所在的遗址保护厅又是这个独特的博物馆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它位于距离湖面6.5米下的水中，从外远观，像个浮在水面上的龟壳，也像一顶浅黄色的贝雷帽。

保护厅内，王冬龄挥毫写下的“萧山八千年”在遒劲的笔锋和凝重的墨色中道尽苍茫，尽显昔日辉煌。

走进保护厅，你会发现这里“屋中有屋”，正中是个玻璃房，咋眼一看像个温室，其实不然，躺在里面的正是博物馆最耀眼的明星——独木舟，也是迄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有“中华第一舟”之称。

为了一睹独木舟的真容，采访当天，在吴馆长的带领下，记者第一次走进这间特殊的屋子，它恒温恒湿，精密监测仪器的仪表盘上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检测数据，屋子里充斥了浓重的药水味，像极了一个特殊病房，常年浸泡着药水的独木舟像个特殊的病人。

记者眼前的独木舟是残破的，长5.6米，最宽53厘米，舟体平均厚度2-3厘米，由整棵马尾松加工而成。在离独木舟头部约一米处有一片面积较大的黑焦面。

2002年，它在这里被发现，埋藏湖中8000年之久的秘密也渐渐浮出水面。

这是一次庞大的考古发掘，也是考古史上一段为人称道的传奇。

跨湖桥遗址发掘现场

1990年6月，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一位名叫郑苗的同学，在湘湖边拣到了出土文物。萧山市文管办工作人员接报后前往了解情况。次日，他们在湘湖边的杭州砖瓦厂以西500米处，发现了大量的黑陶片、兽骨、鹿角、木器残件等文物，于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历史深处渐渐浮出。

“舟体周围打入多根木桩，在舟体底部有几根横木，据此推断，独木舟当时可能处于固定架空状态”，在保护厅外一张泛黄的独木舟出土照片前，吴健讲起了2002年独木舟被发现时的模样：被深埋在5米以下的泥土里，位置在跨湖桥村的东南边缘，靠近已经干涸的湖滩上，周围还发现了一堆木头，有剖木和整木两类。剖开的木料与独木舟平行摆放，截面呈扇形，显然源于一根整木。同时，还出土了木浆、石锛、编织物等，尤其是锛柄等木作工具较集中发现，所以，这应该是独木舟有关的木作加工现场。

此外，独木舟通体光滑，原始的斧凿锛刳痕迹不明显，舟体弧收面以及底面的上翘面等部位十分光洁，除侧舷整齐的断裂外，舟体内外没有加工痕迹。相反，舟体的火焦面是最初制作独木舟时留下的，与周边的组织比较，除颜色外，手感平滑。综合独木舟周身光滑程度表明，是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反复摩擦的结果。所以，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使用过的旧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独木舟及遗址木头进行三个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2002年发掘过程中，上海博物馆针对独木舟遗迹的年代问题采集了同文化层三个陶片标本进行热释光测定，综合测年数据表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距今近8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发掘与发现使我国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独木舟的古船文明国家之一，对研究新石器时期人类水上交通工具史具有重要价值。

保护厅内，你还能看到一根高耸着贯穿整个展厅的立柱，柱子上是深浅不一的土层，吴健告诉记者，跨湖桥文化层上面有5米多的海侵堆积层，再上面是湖相堆积层。这说明跨湖桥遗址所在的湘湖地区在7000年以前的某一时期曾经被海侵：先是席卷而来的海水裹挟着泥沙，将跨湖桥遗址淹没；然后，大海再次后退，湖水将跨湖桥遗址再次湮灭。

浩渺湘湖，萧山八千年。跨湖桥文化使萧山拥有8000年的人文历史底蕴，将浙江的文明史从河姆渡文化的迄今7000年前推了1000年，更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除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跨湖桥文化的出土文物同样也创造了“十个之最”，除了独木舟外，包括漆弓等其他九件都被置于二楼《八千年回首——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陈列》内。

吴健曾向老湘湖们聊起过独木舟的事，在他们的记忆里，类似的独木舟，在砖瓦厂取土过程中也曾见过，可惜的是，目前存留下来的仅此一只了。

为了保护独木舟及其相关遗迹，尽可能多的保留遗址反映的考古信息，最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复，跨湖桥独木舟遗址进行原址保护。现在的遗址出土文物或尚在研究，或仍谜埋土下，独木舟静静躺着玻璃钢槽内，经过十多年的脱水脱盐保护施工，目前已到了自然风干阶段，保存状况良好。

作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科技项目，跨湖桥遗址综合保护技术效果监测课题有序进行。针对遗址区的要求，最终安装了11项监测设备，建立起了47个监测点，编织起了原址保护的立体化监测体系。一天24小时有精密仪器监测各项指标，专人记录其每日的状态，独木舟与一旁的几根木头一起被划定为特殊保护区域，外面搭建起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房。玻璃房与已发掘和未发掘的遗址一起，又被一个水下展厅罩住，与湖水隔绝，“展厅里的水可以排出去，展厅外的湖水进不来”，吴健介绍道。

这，其实是博物馆从2003年起就开始的一项水下遗址原址保护工程，史无前例。

2004年，“跨湖桥独木舟遗址原址保护工程可行性方案研究”课题组为了制定独木舟原址保护脱水方案，采用全谱等离子激光光谱法（ICP）和离子色谱法（IC）对独木舟及遗址环境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环境的硫酸盐含量比5‰近海海水大是该遗址的一个显著特点，跨湖桥遗址独木舟的含盐量大于印山大墓木椁底木及10种南方生材的平均含量，也大大超过遗址所在的湘湖湖水及地下水含量。

独木舟的含水含盐量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吴健表示，这也证明了跨湖桥遗址所在的湘湖地区在7000年以前的某一时期曾经被海侵。

独木舟在泥土下埋藏的时间长达8000年，是否会变形？经过浙江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对类似木料的检测，发现独木舟厚度的变形达40%以上。

2011年的一次意外，他们还发现了新的秘密：在距离独木舟头部位置往下2.3米处舟身有一个树疤。2011年，独木舟在文物保护施工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纯净水浸泡和药水喷洒，树疤处在脱水风干中有自然松动。原来，该树疤原本已经脱落，系跨湖桥先民修补完成。

修补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吴健表示，从最新的研究结果看，基本可以确定是大漆，大漆也是天然的粘合剂。在与独木舟一起出土的漆弓上，也曾发现漆的痕迹。

由此看来，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已经开始适应和熟悉大自然、掌握大自然的一些客观规律，积累生活常识，并开始具体用于生产实践，掌握了用漆修补的技能。

这只独木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又有何用途，还有些什么样的未解之谜呢？

《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刳”，《汉典》的基本字义为“从中间破开再挖空”，形象地道出了跨湖桥人制作独木舟的先后步骤。火焦法是新石器时期制作独木舟的方法，在独木舟上如今仍然能够找到多处火焦面，这就是跨湖桥人借助火焦法挖凿船体的证据。

所谓火焦法制作就是先选一根挺直粗大的树干，将整木从中间剖开，去除枝杈部分后（可制作桨），根据舟形确定先后烧烤的位置，其余部分用湿泥保护，然后用火烧烤需要挖刳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再用石锛等加工工具加工，比较疏松的焦炭层很快被刳除。这样周而复始，反复加工，最后用砺石打磨完成。

独木舟在发现时并非只有船体部分，还有刚刚剖开的木料以及加工工具。此外，在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清理过程中，还发现了多处小块的席状编织物，其中一块保存较好。把这些要素放在一起之后，一个大胆的设想曾一度震惊当时的考古界：这可能是一处边架艇的改造作坊。因为旧舟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船舷损毁，去除舟体两侧船舷是为了方便捆扎。

边架艇独木舟，就是在独木舟的一侧或两侧，用二、三根甚至更多横木连接，用纤维质的长绳捆扎与独木舟同向的浮木以增加其稳定性，成为单架艇或双架艇。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会不会只是艘内陆船，还是我国海洋文化的卓越代表？迄今没有同时期、同类型遗迹来佐证上述这一现象。但独木舟发掘现场的整木和剖木作为改造边驾艇的辅助木料从大小、长度、体量和独木舟体积相匹配。

2010年7月，6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复原建造了一艘长15米、宽1.6米无人工动力的仿古风帆单边架独木舟，从大溪地出发，模仿古人方式借助季风和洋流航行，开始1.6万公里“南岛语族寻根之路”。在航行116天后，于11月19日凌晨登陆“溯源终点”——福州港马尾码头，证明了边驾艇独木舟完全符合跨海远洋的基本要求，我国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已经具备驾驭独木舟征服太平洋的航海能力。

除了对独木舟的猜想，还有一个议题也一直困扰着考古界的专家，跨湖桥人从哪而来，跨湖桥遗址被海侵淹没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吴健表示，跨湖桥文化是由钱塘江上游的浙中山区发展迁徙而来，是浙江新石器时期由丘陵山地向沿海平原过渡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现有已经探明的跨湖桥文化分布以跨湖桥遗址为代表，其余有距离2公里的下孙遗址以及嵊州小黄山遗址、浦江上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等，总体以钱塘江的支流浦阳江和曹娥江区域为分布范围，行政区域涉及衢州、台州、金华、绍兴、杭州。至于跨湖桥人后来去了哪里，仍是未解之谜，众说纷纭。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尚没有找到跨湖桥后续文化的踪迹。在洞庭湖西侧、长江南岸沉降平原的边缘，也曾发现一批距今8000年左右的遗迹，其中有不少与跨湖桥人相似的陶器和种稻的文物遗存。

有人说，他们或许划着成队的独木舟，漂洋过海；也有人说，他们或许转身西去，沿着北纬30°线，翻山越岭，西行1000公里后来到湖南澧水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