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活一个人漂泊在他乡(打工或者密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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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一个人漂泊在他乡(打工或者密码箱)

为了生活一个人漂泊在他乡

[时光捕手]#这些年我在深圳#

一、

大约是1985或者1986年的冬天,我从镇上到乡下走亲戚,在毛园我大伯父家里,大伙围火塘而坐,一边喝茶,一边扯谈。不觉就扯到了打工,我说我们那边的农村,有很多人到广东、深圳打工,赚了不少钱回来呢。可能是我说过几回了,我堂兄日新忽然熊我,打工、打工,广东那边要那么多人呐?好比到你们长寿街黄金洞去搞副业,用得着这么多人去斫树吗?再深的山也要给你刨成个和尚脑!

堂哥日新的话引起哄堂大笑,我急忙申辩说打工不是搞副业,也不是斫树,是进工厂上班。这让他们更不信了,这么多人都到广东、深圳进工厂上班,那个工厂该有多大?又有人提出来,广东那么好,广东人就不来我们这里贩锅了。我们地处湘北,是岳阳市的平江县,多年来,常见广东人用长把箢箕担着生铁锅来贩卖,有牛四锅牛五锅等,后来流行铝砂锅,由于铝砂锅锅底容易烧穿,于是便有专门从事修补接底的广东人,走村串乡,唱歌似的叫喊着——修铝砂锅接底啊——。

不过最近两年来,好像这个也没有了,到我们这里来的广东人,主要是收药子的。我们这里盛产药子,所谓药子,文字话叫平术,药店里叫白术,是味不错的中药。来收药子的广东人长得一惯的黝黑、瘦削;语言难懂;吃生鸡,吃猪婆蛇。——广东人吃猪婆蛇,我童年时就听人说过,我们这里的田坎土边、塘堤山沿的灌木草丛中,到处都是猪婆蛇,土名四脚蛇,学名蜥蜴,金黄色、壮实实的。有时,它就在你脚边跑过,随便一脚踩住它的尾巴,它就丢下尾巴跑了。。至于广东人吃生鸡,那是听我母亲说的,那会她在供销社的收购站择药子,看到广东人吃带着血丝的鸡,叹为观止。

广东人留给我们的就这印象,我堂兄自然不信,我要是说去北京去上海打工,他也许就不会熊我了。我虽然确信我的讲述,但我缺少实证,因为我也只是听说而已,所以那天火塘边的争辩,我堂哥赢了。

那么,我是怎么知道打工呢?最先的印象应该是从邻居家的女儿说起。

我母亲是知青,下放在我父亲老家,也就是前面说的走亲戚的地方。1978年落实政策,1980年回到长寿街,我们租住在镇效的一户菜家里。这是一栋砖瓦房,一字排开,中间是厅堂,东西各两间,我家住西边。我家墙外是程姓邻居家的地坪,地坪里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的一头,紧靠着程家稍矮的屋檐,葡萄树就种在阶基边上。程家有三个正当妙龄的姑娘,于是葡萄架下,便成了接待小伙子们的客厅,我印象中,那些小伙子们总是衣着光鲜,骑着崭新的单车,笑容灿烂,侃侃而谈。不久,程家的大姑娘便出嫁了。

我那时还小,还没懂事,但过了1982年那个春天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程家紧挨着我家租住的这房子的墙角,有一个洗澡间,红砖砌的,砌得比较粗糙,有了一些时间后,依稀露出两个小孔来。我这里说依稀,是我从没有仔细看过那小孔,不知它们能不能洞里面。然而,1982年的那个夏天,那两个依稀的小孔像两团火,躁动了我的血液,燃烧了我的生命。每天黄昏,太阳落水后,在凉爽的风中,程家的姑娘们提着热水,走过青翠的葡萄架,到洗澡间洗澡。我就在外面直通向护城堤的菜园小径上徘徊着,听着里面哗啦啦的水响,心都要爆裂了。我越是看到那两个小孔,越是离它们远,远远的眼光往那小孔一瞟,然后惊鹿般的跃开。

那个夏天,我耳朵听着那哗啦啦的水声,骨骼像雨后春笋般的迅速拔节生长,一下窜高了11个厘米。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依然能感受得到,那惊涛是如何的拍打着我的心岸,让我疼、让我酸、让我甜、让我在那些暮色中扭动拔拉,甚至不想为人……。好在那一年很快过去了,我除了写下一笔记本的诗外,没有留下其他证据,而且那笔记本早已遗落,那些诗我一句也不记得了。

1983年程二姑娘也嫁人了,小伙子是部队的,在深圳平湖当兵,婚后,即随夫婿去了平湖;第二年程三姑娘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也随着程二姑娘去深圳平湖。原来程二已在平湖打了一年工了,现带上程三去打工。至此,我知道了,打工就是程家葡萄架下,只剩下程爹佝偻着抽水烟的孤单身影,和他间或一两声孤单的咳嗽。

1985年,我初中毕业,也没有考取高中。有同学邀我去打工,他说他有个舅舅在平湖的菜市场卖猪肉,生意挺好。我想像不出去平湖卖猪肉有什么好,那会我们镇上的菜市场卖猪肉的生意也挺好,不但卖猪肉的好,卖泥鳅的黄蟮的、卖脚鱼的卖蛇的,生意都挺好。那时节我们镇上可富裕了,整个一片生机勃勃,就连西溪两岸的桃花、垂柳、香椿树,也都长得格外的带劲。我没有动心,在我当时的认识里,打工可是农村人干的,做长工、打短工嘛!同学家是菜农,他有打工想法很正常。

待业半年后,由于电视机用户逐渐多了起来,在镇中心刚落成不久的百货大楼顶楼,区上搞了一个电视差转台,转两个频道,一是中央台,一是湖南台。我有幸成为了电视差转台唯一的工作人员,既是台长,又是职工,掌管着全镇六万人的电视节目。虽然工资只有60元一月,但还是干得很有劲,对那只传说中的密码箱无动于衷。

有一阵子,镇上盛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朗溪的人,打工回来,带回了一只密码箱,装了整整一箱的钱。那只密码箱,如一枚投入池塘的大石头,在小镇上掀起道道波纹,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打工了。我的朋友们也常常谈论着它,有时谈得性起,仿佛一刻也不能在镇上呆了,要立即动身去南方、去广东,去寻找那只宝藏似的密码箱。但一觉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那只密码箱将会在另一次聚会时,再次提起。的确,它还不足以憾动小镇火热的生活。

小镇的火热的生活,我认为是被邓丽君的歌声唤醒,然后被十四步舞带动的。大约是我初二那年,感觉是春天,上学路上,看到一群穿喇叭裤的时髦青年提着一个小小的收录机,边走边播放“美酒加咖啡,我只是喝一杯,想起了过去,我再喝上一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多好听的歌啊,我忍不住驻足,张望那扑面而来的旋律。到了学校,广播体操后,校长就训话了,说邓丽君的歌是黄色歌曲,学校不准唱。

也是那一年的秋天,几个同学邀我去看跳舞,在上市庙旁边的一间铺子里,有人结婚,举办舞会。漂亮的姑娘和帅气的小伙子,在优美的音乐里翩翩起舞,舞姿曼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居然可以靠得这么近,居然可以如此巧妙进退避让,让我惊奇、向往、乃至颤栗不已。同学告诉我,这叫十四步舞,每十四步一个来回,反复往转,直到舞曲结束,然后换一个舞伴重新再来。舞会结束后,我们走在大街上,言笑晏晏却又满怀忧伤,为即将到来的青春激动得浑身燥热。

果真,不久之后,青春如期而至。就在我在电视差转台工作的翌年,我的青春舞会开始了。在百货大楼楼顶会议室,收录机的舞曲动地响起,小镇里的姑娘小伙糜集而至,我夹在他们中间,拉起一位姑娘的手,踩着鼓点,滑向旋律深处。我们开心地聊着,笑容像山花绽放……

后来,我们到粮站去跳,到医院去跳。也是那一年,医院忽然分来了一群如花似玉的护士,多美呀,后来好像再也没有过这样的盛况。我记忆中最好玩的是月光下的舞会。那会小镇经常停电,若是有月光的夜晚,便会有人拿着收录机到百货大楼楼顶,舞曲一响起,无数只水灵灵的左脚、右脚,纷至沓来,轻触、碰撞,默契地进退、旋转,青春的气息蓬勃盛大,在眼角眉梢、唇齿腰际酝酿迷失。倘若忽然有乌云遮住月光,片刻的黑暗总会造就美丽的错误。我就曾和一位姑娘翻过楼顶铁栏杆,坐在屋檐边上狂吻,全然不理会紧挨脚边的致命危险,多大胆的青春啊!

在这样的舞蹈里,我不可能记得住打工这个词,自然也想不起遥远南方的密码箱。当然与舞蹈同步的,还有我的文学梦。因为平江出了个著名作家彭见明,我们小镇也有了两大文学阵营,办了一刊一报,刊叫《亮点》,报叫《启明》。启明的亮点,点燃着多少青年的文学梦啊。我们跳舞、写作,谈论梦想,虽然工资微薄,但感觉幸福。

80年代,可真是个人人都有梦想的好年代!

二、

而90年代,我认为是个奋斗的年代。

在我脑中沉寂了几年的“打工”这个词,终在1993年的春天被激活。激活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它并没有真正沉寂过。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涌往广东,就连曾在火塘边熊我的堂兄日哥,也让他刚刚长大的女儿,踏上南下的列车。“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一股劲吹的东南风,不可能不吹上我的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不再是青春年少,不能总在梦中沉睡,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它沉重的一面——工作的受挫和困惑。

1990年,因为能写一些文字,我被调到区公所办公室工作,开始是整理、归档堆积如山的文件,后来便是处理一些日常杂务,俗称“打杂”,这个“打杂”和“打工”就一字之差,难免就有一种牵连和想像,尤其是在受气的时候。

比如,1992年春的一次党委会上,我转正的议题没有被通过,区长安慰我说,主要的原因是他临时到县里开会去了,如果他在,通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又对我提议,叫我到乡政府去工作一两年,他说在乡政府转正名额多,而且他也好掌控。当时县政府下面是区公所,区公所下面才是乡镇,后来撤区并乡,现已没有区公所了。对于区长当时提议我去乡政府,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回答的,也许那一刻我脑中浮起打工这个词来,眼光迷蒙地望着远方,没有回答区长的话,致使他认为我不想去,放下了这个事情。

我继续在区公所打杂,倒霉的事情发生在1993年冬天。区公所每年都会派人到山里去买木炭,这年主任派我去,有一个领导拿出八个破袋子来,叫我搭便帮他买。这个领导和招我去电视差转台的领导不和,对我一向虎视眈眈的。我知道得罪不起,生怕搞错了他的袋子,所以在他的袋子上,写上他的姓,并且全程跟踪,着意不要移失,尽量少灌马脚。我不可谓不尽力了,但回到单位,叫他过来拿木炭时,他看我的眼光让我忽然明白,我犯了个非常大的错误——他给我破袋子,是想我换上公家的好袋子哦,而我……

果然,此后他成心找我麻烦,在他又一次无理取闹后,我去找区长辞工,区长又说起了要我去乡政府的事,这一回我态度坚决,我说不去了。区长问,那你去做什么?我内心宁静,我说,去打工!

我是1994年5月到深圳的。我永远记得来深圳这天的经历。我和我同学在长寿街到长沙的班车上,认识了一位姑娘,这姑娘原先在东莞打过工,这回去长沙,是到他姑妈那里去办事。我便开玩笑地劝她一同出来打工,她叫我猜她的名字,说猜中了就去。她告诉我她姓曾,名字最后那个字是个萍字。要我猜中间那个字,只许猜三次。我第一次就猜中了,是个桂字。这个叫曾桂萍的姑娘,爽快地答应了和我们一同南下。她带着我们到她姑妈家里吃了中饭,然后买了到广州的火车票,一同南下。有美同行,打工路感觉就是一路鲜花绽放,前程似锦,我甚至感觉看到了那只传说中的密码箱。

翌日清晨,火车到广州,在停车等进站的时间里,忽然响起了《外来妹》里的歌,“年复一年,梦回故乡……”。这时我睡梦初醒,正望着窗外一堵长长的旧围墙,及围墙那边恣意生长的树枝;太阳还没出来,雾岚就藏在枝丫间轻轻流动。四处寂静,那歌声让我的心一紧,空荡荡的,惆怅暗生,为未卜的命运偷偷捏一把汗。但这样的时间不多,随着歌声的飘散,它也就融化在躁动的人群中了。

曾桂萍带我们到东莞篁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一座天桥下,送我们上了开往深圳宝安的大巴。我从她的眼光中看得出来,她是想让我留在东莞篁村的,后来在我们通过的不多的几封信中,她再次婉转地表达过这个意思。现在写这篇文字时,想到这个眼光温存的姑娘,不知生活何处,我心里酸酸的。

深圳给我的第一种滋味是:果冻下尖桩——冰火两重天。

到深圳宝安后,经过一个月的艰辛寻找,在走烂了一双新的皮凉鞋后,凭着一本厚厚的剪报集,我在宝安九区的一家公司找了个内刊编辑做。当时公司宿舍在宝安十区某栋的七楼,头上就是楼顶了,入夜,同事们都夹着草席上楼顶,一边乘凉一边吹牛,身子凉了,也就睡了。但也有好吃的人,在乘凉时提出来买果冻吃。于是大家每人揍上一块钱,勤快的便蹬蹬蹬跑下楼去了,不一会,一毛钱一个的果冻,提上一袋子来。果冻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得绷硬,撕去皮,丢在嘴里,舌头都给冻僵了,非常解暑。

而有时,有人会叫着带一支尖桩上来。尖桩是四川白酒,应有40多度,在那样的炎夏里,入口能点出火来。本来这个时候喝点冰镇啤酒是最最过瘾的,可是啤酒太贵,四五块一支,一个人能喝下好多支,哪有那么多钱!而尖桩才三块多,一支足够打发我们哥几。我跟着他们一口尖桩、一口果冻、深一脚浅一脚地,品尝1994年深圳的夏天。

1996年3月,我到龙华一家财险公司做业务,收到第一笔保费后,我忍不住冲动去买密码箱,结果跑到了卖皮箱的店里,挑了一只最小号的密码箱,兴冲冲地拎着跑业务。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出短差常用的密码箱,可以放两套换洗衣服和一大叠文件资料,不适合用作平时跑业务,因为它太大了。我应该买的,是带有密码锁的皮包,这种包式样很多,有背的有拎的、有大的有小的,我的同事们都用这种包。但不管怎么样,我就拎着这么大一个密码箱,开始了我的业务生涯。

1996年,如果你在深圳街头看到一个拎着一只显然大了几号的密码箱、穿着一身显然大了两号的灰色西装,像打红领巾一样打着红领带;腰酸腿软、饥肠辘辘,两只眼睛却又燃着两把火的年轻人,那可能就是我。不过,这一年我的收入还可以,年末算帐,我买了一部小型摩托、一部爱立信388手机之外,还借了五千块给同学。

从1996年3月的这只密码箱开始,到2003年3月我从保险公司辞工止,整整七年,我一共用过一只密码箱、四个密码包。这时,密码箱对我而言,没有了当初在家时的神秘,我也没幻想过要装一密码箱的钱回去,它只是一个工具包而已。之所以用它,是因为在感觉上,它可能更安全一些,至少不会让老实人见财起心,锁锁君子嘛。我背着或者夹着这些包,在深圳街头来回奔走,早早夜夜、栉风沐雨,多少青春岁月,就在充满尘灰、尾气的马路上消耗怠尽。

为了把业务做得更好,在这过程中,交通工具方面,我买过一辆单车(后来送人了)、三辆摩托(被偷了两部)和一辆小车;通信工具方面,我买了三到四个BP机(至少有两个被抢了)、三部手机(被抢一部、被骗一部);身体方面,我从116斤,变成了150斤,常被人叫作胖子或者肥佬了;而经济方面,1997年,我在老家买了一套房,从此家人就不要租房住了,1999年,我在龙华买了一套房,从此,我也不再辗转搬家,终于有了自己的窝,从而一改我母亲唠叨我父亲时常说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无房状况。

关于90年代,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那就是我的文学梦。还在家里时,不记得从哪本书上看到,说一个人不要想在24岁之前成为作家。我深信不疑,认为一个作家一定要历尽磨难,遍尝坎坷之后,才会有所建树的。当时那一代作家,都是这样,不是老右就是知青。因此,我到深圳来,还有一个隐蔽的目标,就是要赚一些钱和赚一些经历,钱可以保证我的生活,经历可以帮助成就我的梦想。

所以到深圳后,我写得更勤快了,我趴着写过、蹲着写过;将水桶倒扣,在桶底上写过。而这些努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回报。94年,我没钱回家,是从当时的《宝安日报》编辑许静那里预支稿费回去的,95年,同样没钱回家,是从《大鹏湾》主编叶崇华那里预领的。我那时的笔名叫土豆,现在还有不少叫我土豆的老熟人。98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看着一张五笔字根表,开始了我的电脑写作时代。

到2003年时,我已发表了不少作品,而且还出版了三部长篇和一个小说集;也是这个2003年,我提前还完了房屋按揭贷款,而手上还有一笔余钱。这时我以为时机成熟了,我可以辞去工作,专心写作了,没有什么比朝着梦想奔跑更让人快乐的事……

三、

然而,更是这个2003年,我先是撞车,而后生病。病得很严重,我遗书都写好了,在写遗书时,我发现我居然对人世间也没有太多的不舍与眷恋,只是感到深深的遗憾,遗憾我没有时间写几本好的小说了。但转念我又想通了,书城里那么多好书,我写的书能好过它们吗?既然不能好过它们,那么就是可有可无了,那么写不写也就无所谓了。这是个有趣的发现,我死到临头才明白,自己钟爱一生的事业,居然是可有可无的,绝望不可抑制地涨满我的心身……

伟大的新世纪,它就以这样的方式接纳了我。其实车祸不可怕,生病不可怕,甚至死也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它灭了我的梦想。好长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想,我的写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如果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这都是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既然没有死,生活就得继续,就得把这些问题抛到一边,继续着我的写作。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写作,不像年轻时那样,是生命不可抑制的需要,而是变成了我的伴侣。另一方面,它也是我的手艺,半辈子来,我没有学到其他的手艺,就只会侍弄这么几个字。

既然认准了这是手艺,那么就得做一个出色的手艺人,我在不断变化的工作之余,不断地打磨着文字,像个琢玉匠,总想把玉琢得更通透更圆润。这么五年下来,我忽然发现我根本就不会弄了。我每一次想靠文学近一点,反倒每次越远了;每次想挖得更深一点,反倒越浮了。

新世纪里,文学成了我的悖论,钓鱼却成了我的最爱。第一次下竿是2004年的夏天。那会,我在《大鹏湾》做编辑,宿舍靠近宝安老区政府,老区政府门前有一条臭水沟,通过整治后,水不臭了,还生出许多罗非鱼来。有天散步到河边,看见很多人钓鱼,伴随着一条条两三寸长的小鱼上岸,欢笑声此起彼伏。这种笑声非常的单纯,像凉风吹过老榕树时的娑娑声,像一支水草疯长时体内充沛营养动输的滋滋声,像成年人看《猫和老鼠》忘却岁月和尘虑时皱纹悄然舒展的绽放声……。我有一刻恍惚,感觉回到了童年,在春日的浅草山坡上,奔跑着寻找一颗红透的刺莓。这种感觉很要命,碰巧有卖鱼竿的促拢来推销,我于是便加入了钓鱼队伍。

自此后,一有时间,我便守着那一片水,心中有说不出的宁静与满足。我把我这感觉告诉朋友,有一朋友便说跟我去钓鱼,我们相约下班后,他开车接了我,刚刚起动时,与另一车相擦,双方于是下车来,纷纷打电话约人,好像谁的人多,谁便有理似的。这一刻我知道我应该站在那里陪着,可是我无法放下那片水,心焦肺渴,觉得如果看不到那水,就要死去。我放下朋友,跑步奔向水边,在那里守到夜色彻底笼罩大地。此后我那朋友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我也没给他打电话,我真的没法对他解释清楚:在哪一刻,钓鱼不是我的爱好,而是我的生命需要。

钓鱼时间长了,慢慢就明白了,对钓鱼的喜爱,其实是喜爱简单的生活。面对一片宁静的水,双眼盯着一支露两目或者三目的漂,放下世界,且让心随漂动,一目、两目、三目……这来自鱼儿的节奏、来自水底的节奏,何尝又不是来自遥远的地心!平时你忙来忙去,南来北往,在飞机、轮船、汽车和钟表嘈杂的节奏里,看功名利禄的表演,感受世界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哪能聆听到地心的节奏呢?

然而,城市的发展,导致水面越来越少,我常去钓鱼的企洞水库(位于东莞塘厦镇),去年又被万科征收了,一道地界网将它围起来,每隔一段就挂块小牌,上面写着建设用地几个字,特别扎眼。每次看到,都心尖怅怅的,对王石充满了咬牙切齿的恨。面对这密不透风的富庶繁华,我多想有个气孔呼吸啊。可我知道这漫天铺展的水泥,势必漫过绿色的山岗、清澈的水面,而我也势必收起我的鱼竿,像个老猎人收起他的猎枪,将激情与呼喊、颤栗与节奏,一起放进往事。

时间到这时,已进入了2008年了。2008,北京奥运、十七大召开;股票狂跌、物价飙涨;我,四十岁。俗话说四十不惑,我对这一年本来也是充满期待的,期待着这个不惑能解答我的疑问,可是我不得不说,今年的我更惑了,简直是惑之又惑。

回首人生,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来到人间,跟随着作为知青的母亲,在乡间度过童年,又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回到城镇;在80年代的欣欣向荣里,也茂盛生长着我的少年与梦想;90年代,我在深圳拼搏、奋斗,常在夜归的途中,乘着酒兴高歌爱拼才会赢;进入新世纪的00年代,我差点病死,文学创作陷入瓶颈,同时爱上了钓鱼,换了三个工作,渴望稳定的生活,平和的人生。那么通过这四十年的生活,我该如何定位目前的状态呢?我又该如何为这篇东西作个结尾呢?

这时,我又想起了密码箱,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城市,甚至我们的时代,可能都是一只只密码箱,由一道道密码把守着,密码时常变换,完全不像芝麻开门那么简单,当然也许比芝麻开门更简单,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此,一个伟人说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密码可能就是石头,也可能是成功译破密码途径。不是吗?除去眼前幻影,拨开语言屏障,用肢体直接碰触、切肤感受,定然更达本质。然而,这石头可以指引通向河岸,就不能指引通向一座迷宫的中心吗?对我目前现状来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如果让我说句话,也许我只能说,对我来说,新世纪的00年代,可真是个没有启明星的迷茫年代。

[时光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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