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容苏东坡的豁达（周裕锴胸有万趣）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如何形容苏东坡的豁达?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如何形容苏东坡的豁达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胸有万趣 词尽旷达的苏轼

周裕锴

众所周知，苏轼是继柳永后，宋词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宋词是宋代的文化明珠，而苏轼，是这颗明珠上最俊逸洒脱的倒影。读宋词，一定绕不开苏轼。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车歬也，此当作车舆前也。”原意是车前的扶手，后经延伸，有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人如其名，是不可或缺的宝藏。宋代是文化鼎盛繁荣的时代，当得起陈寅恪先生那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文学巨匠辈出。欧阳修、范仲淹、辛弃疾等都是这个时代熠熠生辉的大家，而苏轼，更是不可忽视的琥珀宝石。他在诗、词、散文、书、画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其中最瞩目的，当属苏轼对词的贡献。苏轼“以诗为词”，在理论上破除诗尊词卑的观念，并且对词体进行全面改革，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他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不过，四川大学教授周裕锴表示，比起名动天下的才情，苏公人格上的魅力更能征服他千年之后的仰慕者。苏东坡比其他诗人更多了一份随性及幽默感。苏轼人格精神所体现出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令周裕锴教授满心敬佩。

周裕锴教授

苏轼是全才，不仅在文学和政治上与同时代的大家共竞风流，而且在美食、书法方面亦领风骚。

周裕锴刚开始研究苏轼时，正是1982年，思想大活跃的新时代。彼时周裕锴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因导师当时负责苏轼资料汇编项目，周裕锴亦对苏学产生兴趣。后因参与《苏诗全集》校注项目，他深入研究了许多苏轼作品中佛教题材的部分。

周裕锴提到，苏轼的作品常有超然飘逸之感，颇具哲学意味，得益于家庭熏陶和蜀中独特的文化。苏轼少年时，就对老庄哲学和禅宗经典深有接触，形成了包容开放的思想。这直接影响苏轼注重事情多面性，反对非黑即白。“他认为每一个宗派，都如同流水，只是有一些像山泉，一些像江河，这些流水，共同组成了人类智慧的大海。”苏轼的这个思想非常高明。

周裕锴说，在政治上，苏轼很敢于反抗，有错误的地方，他会直言不讳。“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不许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他照样能够从实际出发、从民生出发，对新法提出很多批评。”

《宋史》中写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

苏轼在儒学影响下长大，谨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孔孟之道，但他的原则是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尊崇符合内心道义的原则。儒家的道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谄媚君王，做没有底线的弄臣。周裕锴认为，苏轼重视人格独立，为人耿介，并没有寻常官员的油滑世故。“苏轼理解的独立就是：正确的就应该做，遇到正义的事情，就要敢于说话，敢于发声。”

先秦时期的士大夫，都认同良禽择木而栖。君臣之间，是双向选择、相互考量的关系。而从秦汉开始，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士贱君肆”，君王的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多文学家成为帝王豢养的人。士大夫丧失独立人格，“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大为可悲。

周裕锴说，苏轼珍视人格尊严的思想，对现代社会很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年轻人一些价值观的引导，更是“苦口良药”。

Q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苏轼的？您后来进一步研究苏学，当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的渊源是什么？

A

我1982年考上四川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成善楷教授当时承担了苏轼资料汇编的工作。1982年夏天，我跟随成善楷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历代文人别集、文集、书画笔记里有关苏轼的资料。当时，我就对苏轼产生了兴趣。研究生二年级时，有一门选修课：三苏研究。结课作业是交一篇学术论文。我的论文是《苏轼黄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老师看了这篇文章后，推荐到《文学评论》刊登发表。这篇文章当时在学术界反响非常好。

我读研期间，四川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承担了一本书叫《苏轼全集校注》。成善楷教授是这本书的主要负责人，所以我在研究生时就参与一些资料的抄写工作。1984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和其他老师一起参与《苏轼全集校注》编著，这算是我正式深入研究苏轼。《苏轼全集校注》主要分3部分：诗、词、文。我和其他两位年轻老师承担“文”这部分。研究苏轼文章的过程既痛苦，又快乐。

一方面，苏轼有相当多的文章是有关佛教的，需要查找很多古文献资料，包括《佛教大辞典》《大藏经》《续藏经》等等，工作量很大。另一方面，当时参与《苏轼全集校注》编写不算是工作量，没有硬性要求，全靠兴趣，耗时比较长。成善楷教授退休以后，负责的组长换了两波，10多年后，换到张志烈老师担任组长，工作才大有起色。到2000年前后，我们把《苏诗全集校注》的稿子收齐，选定出版社，又经过10年调整润色，于2010年正式出版。算是集了几代人的心血。

关于我当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是在2015年。渊源就是因为前面有《苏轼全集校注》这些研究成果。其实我不爱当一会之长，因为我没有领导的才能，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因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以前一直是四川大学的教授担任会长，我之前的会长就是张志烈老师。张老师极力推举我，其他老师也都很信任我。2015年，我就当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苏轼研究学会这两年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以四川省苏轼研究中心牵头，办过硕士生博士生苏轼研究论坛、苏轼和东亚文化学术论坛等等。

Q

您说苏轼是一个思想很包容的人，他为什么会形成比较包容的思想？具体有哪些体现？

A

首先，蜀地文化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蜀地文化本身比较多元。四川“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地文化最初本是和中原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汉代文翁化蜀，带来中原文化，融合之后，蜀地的儒学独具特色。另外，因为道教发源于蜀地，四川也是佛教的圣地，所以四川人看书，就不止是看官方教材，涉猎比较广泛。李白有句诗：“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和山东齐鲁文化不同，四川文化是多元文化，有很多“奇书”。

宋元时期，佛道在蜀地比较盛行。在苏轼青少年时，就已接触佛道思想。苏轼童年时，有道士当过他的老师。苏轼还有一位堂兄叫惟简，在大慈寺做住持，法号宝月大师。所以苏轼既读四书五经，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但同时也深受佛道思想影响。北宋时，各个学说互相攻击，儒家排佛、排道；佛、道相互排斥；佛教内部也有纷争。苏轼曾写过一篇《祭龙井辩才文》，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认为每一个宗派，都如同流水，只是有一些像山泉，一些像江河，这些流水，共同组成了人类智慧的大海。

“韩潮苏海”这个“苏海”，就是指苏轼的思想像海洋一样包容，海洋不辞众流，所有的流水都可以留到海里。他的这个思想，非常高明。

Q

您曾提到，苏轼和杜甫曾数次“穿越时空”交流，您觉得苏轼为什么那么喜欢杜甫？杜甫对苏轼的影响是什么？对苏轼影响较大的前辈还有谁？

A

因为苏轼有一个老师叫张方平，张方平非常喜欢杜甫。张方平曾经写过一首诗，赞美杜甫，说“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苏轼就做了一个唱和，把对杜甫的推崇都表达出来。苏轼后来读了杜甫各种各样的诗。杜甫很多写生活的小诗，苏轼都很感兴趣，觉得杜子美写的就是他的生活。此外，他也认为杜甫是有真正思想的诗人。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信任商鞅，信任法家思想。而杜甫诗里有一句“行事如商鞅，法令如牛毛”。苏轼认为，杜甫能看到秦国法令问题所在，没有仁爱，只有法令。这是苏轼推崇杜甫、反对王安石的一大原因。

苏轼常把杜甫看成自己的朋友，有时候还会调侃一下杜甫，说梦到杜甫站出来，给自己讲解诗歌。而且苏轼的诗句里，很多都是化用杜甫的句子和构思，受到他的启发。还有杜甫忠心耿耿、忧国忧民这一方面，对苏轼影响很大。苏轼评价杜甫说“一饭不忘君”。不忘君的意思，就是不忘国家的意思。后来这句话成为杜甫的标签。苏轼后来被追为“苏文忠公”。苏轼的性格，我们很难想象，他有一个“忠”的特点。他虽然为人非常潇洒，但内心忠厚。所以南宋时，皇帝追封他为“苏文忠公”。除杜甫外，苏轼也喜欢陶渊明。对杜甫，苏轼是一生都喜欢；但对陶渊明，苏轼是晚年才喜欢。

Q

您曾在采访中表示，比起苏轼的才气，您更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您研究苏轼多年，觉得他对您有所塑造吗？

A

苏轼对我的影响很大。

首先，对我塑造力度最大的是苏轼思想的包容。像马克思所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

这是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里提出的一段话。苏轼的思想和他非常接近。我也反对单一的思想，对后辈包括孩子、学生的培育，都很包容。我喜欢百花齐放的思想状态，人类的精神，就是应该千姿百态。

其次，苏轼的人生智慧对我也有启发。也就是苏轼所说的“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对外在的穿着、富贵荣华，看得比较淡。对自己满不满意，是看自己有没有思想、有没有学识，能不能改正自己以前的一些缺点，补充所不知道的知识，努力完善自己的内心。

最后，苏轼对我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就是审美的超然态度。苏轼曾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就是把思想寄托在物上面，而不去占有它。留意于物，就是要占有它；留意于物的人，一点快乐都没有，只想去占有、去索取，而不懂得欣赏。苏轼在《赤壁赋》里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寓意于物就好，不要想着去占有它。我们一旦有了占有的想法时，就成了精神负担，害怕失去它，害怕得不到它，成了思想的累赘。

Q

苏轼在普通人心中是诗词大家，您在深入研究他以后，发现他有鲜为人知的趣事吗？

A

我们有时候容易把苏轼完全神话，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一件趣事是：苏轼在各个地方当官时，常和朋友写信，在信中流露出对王安石新法的不满，后被人告发。当时的皇帝宋神宗正在大力推行新法，派人去逮捕他。被逮捕时，苏轼正在湖州当知州，于是从官员变成阶下囚。苏轼被押送回汴京时，在船上曾想过投河自杀。这是大众很少知道的。苏轼其实也不是生来就那么逍遥洒脱，因为堂堂一州之主，转眼就成阶下囚，肯定难以接受，苏轼当时还没过心里那一关。苏轼想投河自杀，被旁边押解他的人救下来。后来他转念一想，他死了亲人会痛不欲生，还是要坚持活下去。然后就被押到御史台进行审讯。

古代有句诗是“御史台前乌夜啼”，御史台又称为乌台。这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乌台诗案”。当时苏轼还牵连了很多官员。被审完之后，苏轼被关押在监狱里，不清楚自己的罪行。宋朝有一个规定，不杀读书人。但是苏轼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这是皇帝内部的规定。苏轼以为自己犯下弥天大罪，被关了半年。半年中，有家人给苏轼送饭。苏轼和家人约定，如果有一天，他们送了一条鱼进来，就说明他大限将至。

有一天，送饭的人换了一个，给苏轼送了一条鱼。苏轼一看，写下两首绝命诗，这两首诗非常深切感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这是把后事都交待好了；下边还有一句：“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说自己命如鸡，说明当时已很绝望。结果到最后，只是一场误会。宋神宗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因为不杀读书人的规定，只贬了他的官。监狱出来以后，苏轼刚开始还有点悔改，写了“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样的句子，表明他不会再抨击朝廷。但是过不了几天，又开始写心里话，因为他改不了他的本性。他就是敢说敢写，就是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要神化苏轼，他有他人性的弱点，但是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

Q

苏轼人生三起三落，您曾在演讲里说苏轼“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您为什么这样说？

A

如果没有这三个时期，苏轼就是朝廷里面的官员，黄州、惠州、儋州的文学作品都不会留下来。跟他官位一样高的政治家有不少，但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当时那些官员做了什么事，除非我们去查史书。历史上的官员和政治家可能是做了一些好事，但那些好事，或许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可以享受；甚至说不定他当了大官，还会给老百姓造成更大的灾难。即使他没有造成灾难，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也只有当时才有政治价值。但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财富就永远流传给后人，世世代代地影响我们。

黄州、惠州、儋州这3个地方，是他经历人生挫折后去的，思想更深邃、更包容、更豁达。在这3个地方，他留下许多名篇名作。还有一方面，苏轼还给落后地区，比如当时广州、海南的人民带去了文化。因为他的到来，这些地方从此有了文化气息。政治家是一时一世的，但苏轼这样的文化名人，却是流传千年的。

Q

您觉得评选出四川历史名人后，对于苏轼的开发可以从哪些角度作出努力？

A

我觉得四川要开发苏轼，可以把苏轼诗、文、词里，有关他的父母、他的乡亲，有关他故乡的田园风貌，有关成都大慈寺的描写……有关四川的一切回忆都收集起来，就能看出苏轼对四川感情之深。因为苏轼考进士，出川一次，又回来；母亲去世回来一次；父亲去世又回来一次，都在路上写过一些作品。把这些作品，以及在外地受到挫折时，想念家乡的文学作品，和有关四川学术的论述，以及和四川当时的文化名人的交往，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做一个整理。还有就是调查四川留下了哪些和苏轼有关的地名、苏轼诗、文、词里，提到的四川古地名、宋代成都的古地名，都可以做一个调查。

Q

您曾提到，苏轼认为自秦汉以来，士大夫“丧失独立的人格”，与春秋战国时士大夫为明君服务的独立自由大相径庭，成了被帝王豢养的人，依附于权势，“人格萎缩，失去底线”。您觉得苏轼对人性尊严的思考，对当今中国社会有什么启发？

A

我觉得对当今社会有很大启发。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我们就要想清楚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思考，需要独立的人格。我们难道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应该做的事吗？明明有些官员贪污腐化，但底下的人不敢说、不敢管；明明有些说法是错误的，是违背人类道德的，我们还要去一味迎合、一味叫好？我觉得苏轼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不许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他照样能够从实际出发、从民生出发，对新法提出很多批评。后来司马光完全否定新法，苏轼又认为，王安石的新法也有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就应该保留，他又和司马光形成对立。苏轼理解的独立就是：正确的就应该做，遇到正义的事情，就要敢于说话、敢于发声。这对当今社会很有启发。

（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

作者简介

周裕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省苏轼研究中心主任，曾参与《苏轼全集》校注工作，研究苏轼逾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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