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字在六书中的造字类型（为什么是形声字）

申小龙：为什么是形声字？——谈言文关系中早慧的“中国式现代化”，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受字在六书中的造字类型?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受字在六书中的造字类型

申小龙：为什么是形声字？——谈言文关系中早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文系16级小王同学来信：

“关于汉字的造字法，从汉朝以来，相沿有‘六书’的说法。一般来说，汉字的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还包括转注和假借（严格说来这两种应属于用字的方法。）

“形声是由形旁和声旁拼合造字的方法。今天我们所用的汉字，80%以上都是形声字。形声字通常一半表音，一半表义，因而我觉得它能传达出很多含义。但其它造字法产生的一些字我觉得理解起来会有些困难，比如指事字中的‘上、下’还比较好理解，‘凶’啊这样的，我觉得就有些勉强，所以是不是因此形声字就成了汉字发展的主流？”

为什么是形声字？小王同学的理解是形声字比象形字好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形声字的视角回顾一下汉字演变的过程，然后思考贯注其中的历史逻辑，并展开去，谈谈中文的建构力量。

一、汉字演变的形声字视角

1. 形声字的原生性：甲骨文造字法四体具备

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因为在龙山文化出土的夏代初期的陶瓷残片中，已发现用于记事的汉字。

殷商文字的代表是甲骨文。这种文字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法，并大量使用假借字。

2. 形声字的“胎记”：早期汉字的图画印痕

早期汉字还保留着种种图画文字的“胎迹”。例如：

一些义近的偏旁可以互相代换，如从牛的可以从羊，从豕的可以从鹿，从人的可以从女。

同一个字可以用不同的偏旁组合，如“正（征）”字既可以口（城）止（趾）会意，也可以两止（趾）会意。

偏旁的位置也不固定。同一个字还可以不同的方式造型。例如“凤”字，象形造字为鸟形，形声造字又加凡声；再如“星”字，象形造字为品形，形声造字又加生声。

同一个字的偏旁还可繁可简，如“网”字形的网中交叉线条可从几画到十几画。

这都表明甲骨文字还没有完全定型化。而异体丛生正是象形造字必然带有的弱点。

3. 形声字的坐大：象形字的线条化与形声互注的趋势化

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

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大量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形成。

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

“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

“灾”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才”；

“鸡”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

4. 秦系文字的直线化与小篆的简化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

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

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已经不再“随体诘屈”，而是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

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5. 形声字的“不像”：隶书使汉字彻底摆脱了描绘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

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

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例如：

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

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

隶书中“鱼”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鱼尾的象形符号；

隶书中“然（燃）”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火的象形符号。

统一改为四点以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明显淡化，而符号性增强了。

同样，隶书中“奉”“奏”“春”“秦”“泰”诸字的上部在小篆中也是不同的形符，统一后也难以“据形索义”了。

在小篆中荣华之“华”是在“花”的象形符号上加草头，华山之“华”是在“花”的象形符号上加“山”，隶书中一律作“華”。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来。

再如“气”的本义为云气，“氣”的本义为祭祀或馈赠用的活牲或谷物。在隶书中用“气”表“乞”（后又减去一笔），用“氣”表“气”，又造一个“餼 ”字表“氣”的本义。

又如“渴”的本义是“尽”，隶变后表示“欲饮”；

“竭”的本义是“负举”，隶变后表示“尽”；

“揭”的本义是“高举”，隶变后表示“负举”。

这些都在隶变后失去本义，而在后代文字学家看来是近“讹”的。王念孙就说：

“贼之从戈则声而改从戎，赖之从贝剌声而改从负，半讹也。”（《重刻说文解字序》）

隶变后“布”已看不出“从巾父声”，“年”已看不出“从禾千声”，“书（書）”已看不“从聿者声”，“春”已看不出“从草日，屯声”，“香”已看不出“从黍从甘”，“犀”已看不出“从牛尾声”，“表”已看不出“从衣毛声”。

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6. 形声字的“不像之像”：隶书的曲折之“象”

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大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

例如“車”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車”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

“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

“从”字在甲骨文中以双人与道路（彳）会意，表示行动相从。隶书中的“從”字仍保留了此形此义。

“尘”字在小篆中以三只“鹿”加“土”会意。隶书中的“塵”字保留了一个“鹿”形。

“历”字在古汉字中从止从林表示经过，隶书中不变。

当然，在形的像与不像之间，隶书往往“象”得十分曲折。例如“鹿”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头、角、腿、尾俱全的形象，角有许多枝叉。后来在小篆中已减为两个角叉，在隶书中只有象征性的一点一横了。

这种曲折之“象”在隶书对偏旁的整理简化中也很明显。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

“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

“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

“犬”形作偏旁则左有“狗”，右有“猷”，下有“獒”；

“火”形作偏旁则左有“炮”，下有“然”“焚”，上有“光”；

“水”形作偏旁则左有“河”，下有“浆”；

“心”形作偏旁则左有“性”，下有“恭”“志”；

“邑”形作偏旁或为“都”，或为“浥”；

“阜”形作偏旁成了“陈”；

“肉”形作偏旁则在左、右为“肝”“胡”，在下或为“脔”，或为“肯”。

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二、汉字演变的原逻辑

我们回顾汉字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贯注其中的两条十分强势的历史逻辑：

（一）符号化：汉字发展的工具理性

符号化是汉字与生俱来的发展理性。文字在一开始总是祈望于“描绘”和“指物”，但语言中的概念越来越丰富，这两种方法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

一是并非所有的概念都可以画像，二是画出来的意思不容易理解，三是用字形画像速度跟不上语言的发展。

“不胜负担”之下，文字必然走便利之“捷径”。其中不可避免的选择就是假借用法——借一个现成的字来记录新词的音。从象形的依靠到象音的依靠，是汉字发展工具理性的强势表达。

但假借字一多，对汉字的本质构成了难以容忍的挑战：说好的表意功能呢？而且汉语有大量同音词，用假借字记音，难以分辨它到底记录的是哪一个词。我们阅读上古文献，能够感受到假借字的“神出鬼没”造成阅读的很大障碍。

为了避免字义混淆，古人开始自觉地给假借字加注意符，兼顾汉字表意和记词的要求。这显然是抑制汉字无理据符号化的努力。

（二）写意化：汉字发展的价值理性

1. 中西视角下的形声字：音化vs意化

形声字的出现及其蔚为大观，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视角看，是汉字表音趋势的体现；从汉字文化的视角看，是汉字表意功能的完善，也是汉字适应汉语特点的表现。

形声字以意化加强对假借字的“管理”和改造，抑制住汉字“不可理喻”的工具理性，用平衡音义的灵活身段，才真正适应了汉语的发展。

2. 形声字的结构逻辑：让音化成为意化的内在机制

（1）汉字思维的初心：“非形态”口语的符号意化补偿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音节简单，同音词丰富，结构信息“含而不露”。这样的特点在口语上有各种“副语言”和环境信息的帮助，在书面上则依靠字形表意来补偿。这是汉字思维的初心。正如张世禄先生所说：

“中国文字的这种特性，所谓表意文字，它的存在是以中国的语言为背景的。因之我们要解决中国文字上的任何问题，一方面固然要论到形体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尤须注意中国语言的特性，以及它和文字演进的关系。”

假借字显然放大了口语中大量同音不同义现象的消极面，它也不适合汉族人造字、用字、识字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和习惯。而加注意符的形声字缓和了造字与语言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同时又适应了汉语思维写意的特点，无疑是汉字发展的最佳方案。

（2）形声字的原逻辑：望文生义

正因为形声字旨在将字音纳入意化的内在机制，所以我们看到，在形声造字中，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的，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这个音化的成分还往往兼表意义。

例如“加”在“驾”中是声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驾之言以车加于马也”。在《说文解字》中，“亦声”（声符兼表意）构字有212例。“右文说”更显示许多形声字的声符义与字义高度吻合。

有些形声字的声符甚至是该字的象形本字，例如：

“洲”指水中的陆地，原作“州”，《字汇》“洲，本作州，后人加水以别州县之字也。”

“燃火”的“然”被假借为代词“然”后，又对原象形字加注火旁，成“燃”字。此时“燃”作为“形声字”，完全是后人用工具理性对字形“重新分析”的结果。

“簸箕”的“其”被假借为代词和副词的“其”后，又对原象形字加注竹旁，成“箕”字。类似的“形声字”还有“溢、暮、源、嗅、悬”等。它们表面上是形声结构，实质是“意上加意”的会意思维，只不过字的声音来自象形本字而已。

而即使在构字时作为声符，由于汉字的框架是表意的，在后来的字形结构理解中，声符仍有可能被“看出”意义来，例如“保”在“堡”中就由声而兼意，而“马”在“骂”中也能被“看出”强势之气来。

以上这些都说明，汉字的原逻辑是望文生义，形声字的音化服务于这一逻辑。

三、汉字思维：中文建构的主体性力量

1. 形声字是文字控制语言的基本力量

在最近一次线上学术报告中，我提到饶宗颐的观点：

“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

报告后在气氛热烈的腾讯会议讨论窗口，有研究者纠正说这个观点最早是钱穆提出的。很感谢这个纠正，我看到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中的相关论述。让我“心有戚戚焉”的是，钱穆认为形声字的发明正是汉字控制汉语的关键一步。他说：

“中国文字本来是一种描绘姿态与形象的，并不代表语言。换言之，中国文字本来只是标意而不标音。但自形声字发明以后，中国文字里面声的部门亦占着重要地位，而由此遂使文字和语言常保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种“若即若离”，“使中国人得凭藉文字而使全国各地的语言不致分离益远，而永远形成一种亲密的相似”，“文字控制着语言，因文字统一而使语言也常接近于统一。在中国史上，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性，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

显然，华夏文化和语言的统一，肇始于汉字文化的非凡智慧——形声字。

2. 形声字是文字参与语言建构的智慧文明要素

汉字中形声字成为主流，其内在规律是汉字努力适应重语义、轻形态的汉语特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汉字也以其表意形式自主成为汉语的极其重要的建构力量。

中文的意合特征，既是口语中人详我略的联想特征，更是书面语中汉字差异化组合、不断创生新形式的写意特征。如果说联想作为汉语交际思维的一种惯例，带有熟习的客观性，那么写意则充满了汉字思维的主体性建构意识。这就是汪曾祺何以说“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

王力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中曾经说：

“汉语的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而以文字为对象。”

为什么不以语法为对象呢?王力认为“因为汉语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从缺乏形态变化这一点来看确实如此。

为什么以文字为对象呢?王力说“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令人有这样的印象，以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音读和训诂都是从文字生出来的。”

我觉得这一点似乎说倒了。正因为汉字以形达意，所以它能“直接表示概念”。中文不可能采用拼音形式。这也就同时回答了王力说的“在西洋，语言学与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在中国古代，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

王力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导出或阐释出两个基本事实：

一、中文的文字之学，不是西方的文字之学——研究文字拼写的orthography，而是语言学；在更为宏大的人文科学研究的意义上，是语文学。

二、中文的文字既指表意汉字，又指汉语书面语。中文有广厚而深邃的文字性，这是中西语言和文化的根本性区别。

从这里“回望”形声字，

它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汉字基本结构问题，而是智慧文明要素问题。

用今天的话来说——

形声字是早慧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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