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爱情经历（人到中年再读倾城之恋）

小说《倾城之恋》里，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说出了从爱情里剖出利刃的那句经典——“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最后一个“淫”字，连缀在一起断然说不出口，这份冷眼旁观的淡漠，太触目惊心、太辛辣无情。

近来交错读张爱玲和严歌苓的作品，同样擅长从女性视角去切入，严歌苓是从女性的苦难中萃取出人性的伟大与光辉， 底色悲悯，是一个女性的歌者。而张爱玲呢，她是将那些女性的悲剧像病灶一样切开，翻露出世俗不堪的脓疮，带着半是讥讽半是看透的底色凉薄。

作为读者，当然更愿意从悲剧中看到生命负隅顽抗的力量，但张爱玲那些悲观的文字，像藤蔓一样的触手从四面八方攀爬进现实，相对于严歌苓小说里的生存磨难，张爱玲所表达的精神上的荒芜与困境，更接近于生活的本质。

这概是张爱玲作品能游刃于流行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原因吧，她不旨在讲好一个故事，而是借故事的壳子，去触碰到更深层次的、关于“人”的实质。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小说的视域都很窄，她笔下的人物角色，多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下没落的名门淑女、封建遗少，吊着一口要消散的贵气，在理想与现实的断裂中“体面”残喘。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少有的大团圆的结局。连张爱玲自己都说，这是“一个动听又近人情的故事”，但“结局的积极性仿佛很可疑”。

出身腐旧望族、即将色衰的离异女子白流苏，终于在30岁前奋力一搏，嫁给了南洋富商范柳原，这无异是鱼跃龙门的一跳，让她脱离了四面楚歌的现实困境，拿到那张依傍余生、称作“婚姻”的“长期饭票”。

“香港沦陷”成全了两个心怀叵测、精明算计的人，宏大的历史悲剧成为个体情感的背景板，成为婚姻前期“共渡患难"的试探与见证，爱情与婚姻的利益在任何时代都会上演，张爱玲用一个“圆满”的故事，讲出了更浓重的悲凉……

张爱玲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作品，大多成于她二十出头的时候。

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女性，却能将爱情与婚姻写得如此锐利现实，王小波评说张爱玲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归结为“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确实，张爱玲的小说离不开自身生活经验的投射，她复杂的原生家庭，造就了她敏感且略为偏执的女性视角，从她的作品中，可窥见张爱玲自身经历的影子。

张爱玲笔下充斥着各类“女结婚员”的形象，《第一炉香》里嫁给年逾古稀的香港富商做姨太太的葛薇龙姑妈；《留情》里改嫁给小老板米先生做二房的敦凤；《金锁记》里嫁给大户姜家瘫痪二少爷的市井姑娘曹七巧，最经典的就算《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

无论是没落豪门的“上等小姐”，还是出生寒微的小家碧玉，都将婚姻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跳板。甚至连《封锁》中的独立女性吴翠远，也被动地认为体面的婚姻是女性价值的最终出路。

“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张爱玲估计也没想到这句话会一语成谶，为她坎坷的爱情之路埋下伏笔。

张爱玲身世显赫，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之女李菊耦，外祖父是广西盐发道黄宗炎。父亲张志沂是个典型的封建遗少，母亲黄逸梵却是个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两人难以融合的思想观念加剧了婚姻的裂痕，在张爱玲四岁时，黄逸梵抛下一双儿女去了国外。

黄逸梵；张爱玲

虽几年后黄逸梵收到张志沂的求和信后，短暂地回归了家庭，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又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爱玲十岁左右，两人办理了离婚，黄逸梵提了唯一要求：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萌生，离不开母亲的坚持。

家族逐渐黯淡的荣光难掩张志沂郁忿难泯的失意，他整日沉溺于抽鸦片，传统的教育理念下，张爱玲难以享受到父爱，加上父亲后来继娶了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藩，让本就性情敏感的张爱玲难以接受，父女间感情日益疏远。

因为和孙用藩的冲突，张爱玲受了父亲的打并被软禁了。她“逃”出去投奔了母亲。张爱玲对母亲的感情是一个从崇拜到决裂的过程。黄逸梵一直想将张爱玲培养成一个新派的淑女，重金给她请来私人家教，但这些时髦的理念作派就像故意暴露张爱玲的短板，无论张爱玲如何努力，都不能叫母亲满意，母女间的隔阂也逐渐产生。

《小团圆》公认是张爱玲自传性的小说，九莉与蕊秋就是张爱玲与黄逸梵。张爱玲借用蕊秋之口对九莉说出“我不爱你”，一如她对母爱的怀疑。回想起母亲，她提的最多的就是钱。跟母亲要钱时的煎熬，后来就想通过“还钱”来两清她母亲对她的付出。

黄逸梵风情漂亮，男友无数。张爱玲却资色平平，情路坎坷。王安忆说张爱玲“觉得自己没她妈妈好看，一生都在嫉妒”，许子东很赞同，他讲张爱玲所有的作品就在写两个人，女人就是她妈妈，男人就是胡兰成。

张爱玲老年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会将爱情与婚姻写成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无论是父母的婚姻，还是胡兰成的背叛，张爱玲的人生经验都是负面的，而正是这些基于个人经历的消极人生观，成就张式文学鲜明的个人印记。

《倾城之恋》把一份“完美爱情”背后的算计、交锋写得明明白白，金钱与美貌是推动这份感情的第一要素，但白流苏与范柳原都在刻意忽视这并不好看的初衷，用尽心力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是爱情，这份视而不见的盘算，不过是“求而不得”的掩耳盗铃，而万千俗世男女，有多少爱情与婚姻不是在各取所需？

我们读来悲凉，正因为张爱玲写出了这一种人生常态。

白流苏在她有限的选择里，和第一任家暴的丈夫离婚，已经具有了非凡的勇气。她是在传统社会背景下，一个女性自我意识完全觉醒的女人。但能力和大环境死死地局限了她的人生。没落的“名门”，让她无以放下身价去工作，因为去工作在社会语境下就意味着“失去淑女的身份”，失去了选择上等婚姻的砝码。

为了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身份，白流苏只得屈辱地住在娘家，让哥哥们花光她的积蓄，让嫂嫂们对她冷嘲热讽。几年下来，连自己的母亲都有撵她走的意思。28岁这个年纪就像悬在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除了快速嫁人，她没有任何出路。

白流苏身处于现代女性与传统价值的夹缝中，既做不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也无法接纳包办的传统婚姻，去做几个孩子的后妈。所以当妹妹宝络的相亲对象范柳原对她表现出几分兴趣时，她也全然顾不上什么避嫌、拒绝，错过范柳原，意味着可能失去人生唯一翻盘的机会。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处于白流苏的境况，可能就会理解她的心机与自私。

范柳原是南洋富商的私生子，自小受尽了白眼和排挤，虽在国外长大，却向往融入父亲那个传统的“东方家庭”。父亲死后他得了大笔遗产，四处挥霍、纵情声色，但幼时缺爱的他一直有一份需要填补的精神空虚，他渴望得到真爱，期待遇到那个真正懂他、怜惜他的女人。

白流苏吸引他，正因为她东方女性传统的美。作为一个生意人，见惯了现实与市侩，他太了解白流苏想找一张“长期饭票”的急切，精明的他也自然明白流苏的处境，所以他对白流苏的爱既克制又忌惮，他有足够的耐心去验证，等着白流苏主动付出爱。

流苏只有这一次机会，她的青春没有富余，容不得她挥霍在浪漫上，所以她防范、谨慎地不去付出爱。范柳原对白流苏说他向往诗经里的“执子之手、与子携老”，一遍遍说着“我要你懂我”，一个有钱的男人对“纯真”爱情的渴望，有些执着的心酸。

月色很美，流苏同样心悸，但她还是以一句“我不懂这些”截断了，流苏依旧那么清醒，她害怕范柳原走心，然后吊出她的真情流露，因为那样，她就输了。

然而范柳原耗着她太久了，几个月几乎让她老了几岁，流苏最终还是退而求其次，做了范柳原的情妇，在香港那幢有十几个房间的大房子里，流苏终于有了栖身之所，她没有得到婚姻，但是相比蜗居在白府那隅毫无隐私的小空间里，也算赢了。

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庸俗，两个人都退了一步妥协，明晃晃的“交易”贴在“爱情”的包装上，是两个人心里的一根芒刺。

范柳原对白流苏说：“你知道吗？你的特长是低头”，因为白流苏低头那一刻的温柔，让范柳原动了心。即便流苏并不真诚更不单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不过想让白流苏真正地爱上他，这个美丽的躯壳里同样盛放进他理想的灵魂，而白流苏确实向生存低了头，她的“不动心”不过是仅存的一点自尊和倔强。

张爱玲不惜以一座城的沦陷来成全这段各怀心思的婚姻，并不是出于她的慈悲，而是更直接的嘲讽。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对夫妻可以有这样一个验证“患难与共”的机会？去成全自己对于完美爱情的想象，然后心安理得的地付出与相守。更多的，是在不甘中走进婚姻，然后带着不满与遗憾凌迟着一生的光阴。

张爱玲有句评说特别透彻：

“他们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战争的洗礼让风流无度的范柳原想安定下来，与流苏走进婚姻。如果在性命攸关的当时，陪伴他身侧的是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会是现在的白流苏。结婚也并未让范柳原成为个专情的圣人，他还是会一如继往的流连风月。但流苏是安心的，她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妻，那场惊心动魄的共渡，足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过个十年八年。

适当地避重就轻，双方都在各取所需中皆大欢喜，何不不为呢？

在现实的婚姻之上，又给渡上了一层颇为壮美的“真”，她不是为生存低头的白流苏，到底是嫁给了生死相依的爱情呢……

哪有多少惊心动魄又矢志不渝的爱，我们只需要一点“真”，就能说服自己安定满足地接纳生活。

著名学者夏志清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跳脱出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来审视她的作品，她笔下的故事虽角度狭窄，却以微见著，对于人性的“不完美”有着极大的宽容，她写的是“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不加以褒贬，这些平凡的人不会因为经历过什么就大彻大悟，生活还是原来的步调继续行进，张爱玲的深刻亦在于此。

多少人沉浮于世间积累各自的苦难，最终落定于平淡的生活。承认自己平凡甚至平庸后，生活也不是那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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