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4个繁华的王朝 从历代王朝对首都的选择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都是有性格和取向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也是有“性格”和“取向”的，这种“性格”和“取向”，有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外在表现，比如，在一个国家首都的选址上，特别能体现这种“性格”或“取向”。

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

唐宋以前，历代中国老大帝国的首都主要定在关中，也就是秦朝的故都，咸阳长安一带。从汉代开始，一般会有两个首都，西边的长安和东边的洛阳，合称两京。而东汉之定都洛阳，也体现出其开国者刘秀相比刘邦更为“柔和”（相比之下）的性格和对豪门大族利益的兼顾。同时其对西域开疆扩土的野心也远不如弄的海内残破的汉武帝那么旺盛。

经过三国和南北朝的乱世，虽然经济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了东南地区，但统一后的隋唐仍然选择长安-洛阳作为首都。两京之间，长安的地位略高于洛阳，这可以从以下这个事实看出：隋唐间，由于连年的战乱和过度开垦，一度被称为沃野千里的关中之地的产出已经大大降低，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国首都的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由此汇聚的巨量各色人等，只能依赖东南巨额的财赋输入。相比之下，洛阳离开东南要相对更近一点，因此洛阳也更能得到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猪帝还是一有机会就要往长安跑，其中特别以唐明皇李隆基为甚，他在长安大兴土木，和著名妃子杨玉环留下了很多暧昧传说。对唐朝天子来说，坐镇长安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东视西顾的态度，一种既要又要全都要的态度，体现其对西域以及更多土地的渴望。

但随着关中自给能力的每况愈下，对东南财赋仰仗程度更大。从唐末开始，洛阳和更东面的大梁地区完全替代了长安的地位，这一传统延续到了北宋，开封周边是大平原，在北方的游牧骁骑前犹如一马平川，但为了养活无比臃肿的官僚体系和同样庞大的禁军，开封是北宋当权者的唯一选择。但这同样体现了一种“取向”：即对西面土地更小的野心，以及更牢固的统治，或者说，靠养活更大的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者作为基本盘，来巩固政权的需求，压倒了一切。

南宋其实也有更多定都的选择，比如建康，不选建康或扬州，而选择在长江以南的杭州作为“临安”（临时首都），其传达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其所体现的“取向”也路人皆知：千万不要指望我会反攻，不存在的，我只想苟活（如果真能好好苟活也不错）。

宋之后，从北方来的少民政权更多的定都河北、山西甚至东北地区，为了巩固他们的蒙古-鲜卑-通古斯基本盘，北京几乎是最南方的选择。金似乎就是个倒霉的反面教材，该国在拿下开封后将中心转移到了更南方的地区，结果在短期内丧失了对北方“龙兴之地”的控制，很快就被来自后者的反噬所吞没。相比之下，元尽管也不算命长，但还有无限广袤的北方草原和沙漠可供回头。

明虽自称汉人正朔，要驱逐鞑靼，恢复正统，但其所受的北方影响不可谓不深，这点从朱棣选择北京为都这个操作上就可见一斑。回溯历史，河北的重要性最晚在东汉末年的军阀乱战中就已崭露头角，曹魏统一北方，其最重要的军事重地就是河北的邺城，在稍微稳定后，曹魏更是“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直接将邺城定位法律上的五个首都之一，可见其在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曹魏的所谓五都，也体现了该国的“取向”，即既需要在文化上继承秦汉，又有更沉重的军事需求，除了洛阳和长安，谯（曹操故乡）、许昌、邺都是因其军事上的重要性而受重视，故选择这些地方为都体现了曹魏的“军国多事”的特质。

可见，中国古代定都理由更多出于军事和政治原因，商业或其他原因可以忽略不计。

但中国以外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先来聊聊阿拉伯帝国，伍麦叶哈利法帝国在完成大致的征服后，定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由中东的闪族人建立，但当时已经非常希腊化，是集合了希腊和东方文化的精粹之城。同时，该城临近地中海，商业气息浓厚，展现了新崛起的伍麦叶王朝面向海洋、兼容并蓄的“取向”。

但当阿巴斯人取代了伍麦叶之后，选择定都巴格达-摩苏尔一代。当时的两河地区，早已在萨珊波斯400多年的洗涤中过滤了希腊的“杂质”，变得更东方更专制。选择在此定都，体现了阿巴斯人相比伍麦叶前辈更保守的“取向”。即从面向海洋的外向型“取向”，转变为了更依赖于官僚和土地的内向型“取向”。在西班牙残存的伍麦叶支系，则延续了先祖在文化和商业上的包容气质，在西班牙围绕着科尔多瓦，打造出了一个令当时欧洲都黯然失色的，充满魅力的“外向型”国家。

同样的问题在俄罗斯也一样。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凭空在海边打造出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并定都于此。和原来定都莫斯科时的野蛮、专制、缺乏和西方的联系相比，要“外向”了许多（这里并不是说彼得大帝就不专制了）。定都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没有被欧洲列强飞速进步时被落下太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俄罗斯骨子里是充满着对土地之原始欲望的专制的“莫斯科”，这也是他们和西方列强真正的差距。

罗马帝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幸免。龙兴之地罗马是长期的当然首都，但在君士坦丁大帝在黑海之滨打造出一个新罗马后，很多情况都出现了变化。首先，君士坦丁的作为是对罗马帝国经济重心在希腊化东方这一事实的确认，而此前如戴克里先等地位更高的皇帝大多长居东方。其次，君士坦丁的行为反过来加速了罗马帝国的东方化。之后，罗马的“共和国”属性逐渐完全消失，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东方化专制国家。沿用了数百年的spqr，成了东方化的“王国”。但相比开封这样靠举国之力养着的城市，君堡直到东罗马崩溃之时，仍极为富裕且奢华。也就是说，地理位置优越的君堡自身有着强大的造血能力，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打造的吸血鬼。

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崛起的“蛮族”国家，其定都选址往往是罗马以前的重要殖民地，比如特里尔、亚琛、伦敦、米兰、拉文纳等。而随后崛起的西欧城市，除了少数是依附于军事要塞（如因斯布鲁克之类）的城市外，大多是由商人在经商必经之路（往往是河边及重要商路的旁边）形成的商业聚落慢慢发展而成的，基本路径大致是从商业聚落到城镇再到城市，很少有类似于开封这样以政治为目的，举全国之力供养起来的所谓超级大城。神圣罗马帝国早期的首都法兰克福，以及后来的布拉格都是如此。法兰克福至今仍是德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北德地区的城市如汉堡、吕贝克等都是商业组织汉莎同盟的重要成员。在低地，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尼德兰-荷兰可以说是一个以商业目的形成的国家，其首都级城市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鹿特丹、海牙都是因工商业而兴盛起来的。

新大陆美国的情况则又不同于欧洲，无论是工商业、经济、人口还是学术等各方面，首都华盛顿根本无法和费城、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相比。这体现了美国的独特的“取向”，既然哪里都可以做生意，哪里都可以搞工商业，那反倒可以让首都从这些功能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相对中立的所在，这倒也和美国极力倡导的三权分立和行政-军事职能的去党派化不谋而合。

首都，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作用。反过来，不同的国家为了不同的目的，其对首都的选址也大不相同。从中，可以看出国家间性格和“取向”的迥异区别。本文一家之言，抛砖引玉，还请各位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