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莫言镜头 红高粱家族话剧版9月2日来杭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综述

“人老了，书还年轻。”

在一部《红高粱家族》的“代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它由作家莫言写于2006年——也是这样的一个8月的末尾。而这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红高粱家族》今年2月已被印刷24次。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37年前的著作。“人老了，书还年轻。”有他面向时间的感慨：“（《红高粱家族》）那股子英雄豪杰加流氓的气魄，却正是借助了那股子初生牛犊之蛮劲儿才喷发出来。”同时，书的年轻还在于，后来的岁月中，它一直在以不同的形态生发，“高密东北乡”的那一坡坡红高粱一直在成长。

这个月，《红高粱家族》有了话剧版，8月初，南京首演，它让莫言流下热泪。

莫言在话剧《红高粱家族》首演现场

9月2日-3日，话剧《红高粱家族》将在杭州运河大剧院上演，胶东热土上的人民诗史，会在江南的运河畔铺陈开来。

三十多年来，小说《红高粱家族》每一次改编，几乎都是万众瞩目，这次也不例外。

《红高粱家族》的制作团队强大，除了原著作者莫言，还由被称为“中国戏剧界的传奇”的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系主任牟森担任总叙事、编剧和导演，以及金牌制作人李东担任制作人。而主演之一，有杭州姑娘叶璇。

2022年的酷暑已除，待到八月深秋，“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将红成一片汪洋。

在话剧《红高粱家族》在杭州登场之时，我们来看看，莫言笔下那片高粱的不懈“生长”。

话剧《红高粱家族》海报

【一】

莫言是个藏不住泪水的人。

无论是24天前话剧《红高粱家族》首演，还是8年前电视剧《红高粱》首播，他都毫无例外，潸然泪下。

如果回到电影《红高粱》拍摄与出炉的那些时刻，进而回溯到37年前小说《红高粱》在“高密东北乡”那片血泪浸染的土地铺展开来之时——泪水如河的场景，可以想象，又无法想象。

如今提及莫言，第一个关键词是“红高粱”，第二个关键词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它的第一部分《红高粱》是一部中篇小说，也作为中篇小说发表于1986年的《收获》杂志。

在高粱地里度过童年与少年的莫言，并非在写作之初就把笔端落于这片火红的王国。“红高粱的”灵感，其实来得比较偶然。

多年以后，莫言在回忆自己为何要写“红高粱”时，将这个契机做了原原本本的记录。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一些老作家提出创作者该如何表达战争的问题——其背后是两个群体各自面临的短板：老一辈作家有经历无精力，新一代作家有精力却无经历。

莫言就站出来说话了，他认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述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至于那些未曾经历的真实：“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这样的替代方式，有点类似于一句俗语——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那时的莫言，刚晋而立。很自然，他当场收获了几声嗤之以鼻，这种轻视，在这次研讨会后，仍然留有回音。

“红高粱”诞生的直接原因，是莫言想马上写一部战争小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同时，他也很清楚，“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

由这样的“人类灵魂实验室”出发，漫山遍野红高粱的“高密东北乡”就涌到莫言眼前。

话剧《红高粱家族》剧照

在莫言童年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密所在的胶东一带，夏秋多雨，高粱因秆高抗涝，成为当地农村的主要种植作物。在“我爷爷”和“我奶奶”生活的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莫言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让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红高粱》源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莫言所住村庄的邻村：先是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上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侵华日军一个小队，烧毁了一辆军车；几天后，日军大队人马回来报复，把那个村庄的老百姓杀了一百多口，房屋全部烧毁。

框架确定后，莫言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初稿。

回头再看《红高粱》，作为写作者的莫言觉得，它之所以引起轰动，原因就在于它的独创性：“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

这是就叙述视角而言，如果从表达来看，莫言觉得：“《红高粱》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1987年5月，以《红高粱》为首篇的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它还《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四个部分，“红高粱”从此长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2017年1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莫言作品全编”，莫言用“打油诗”回顾了自己每一部作品的问世过程。

莫言手书“打油诗”

其中，《红高粱家族》是这样写的：

卅年再读《红高粱》。想当初，我真狂，天马行空，猴子敢称王。为创新格破“五老”，硬头皮，撞钟响。

土匪抗日也堪赏。切菜刀，擀面杖，儿女英雄，热血洒疆场。我今白发已苍苍，三杯酒，泪两行。

打油诗仿江城子曲牌，忆写《红高粱》时心境。“五老”指老故事、老思想、老人物、老语言、老套路。

好一个“想当初，我真狂”。

【二】

其实，对于《红高粱》当时的社会意义，年轻的莫言并没有意识到。

所以，他会说，如果这部作品拿到今天来写：“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

是的，就像莫言说的那样，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运。

而那片“红高粱”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生长”，又为原著的文本带来新的关注。

如果没有莫言，张艺谋也能创造他的时代，不过，那将是另外的机缘，另外的故事。

普通大众了解莫言，多是从电影《红高粱》开始的。

电影《红高粱》剧照

1986年，在《红高粱》发表不久，张艺谋就找到了莫言，提出了想将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意愿。

一年之后，电影上映。其背后的故事，最广为人知的是网上流传的那张莫言、张艺谋、姜文的光膀子的照片，当然，他们身边还站着后来在华语影坛炙手可热的巩俐。还有，莫言因此收到的800元版权费，那时，800块也是巨款。

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在拍摄电影《红高粱》时的合影

莫言之所以将《红高粱》的电影版权给了张艺谋，恰恰因为后者当时的主要身份不是导演，而是已成名的摄影师。

“我所以把《红高粱》交给他拍，是考虑到小说里面的高粱地要有非常棒的画面，只有非常棒的摄影师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建构小说之初，最令我激动不安的就是《红高粱》里面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不断展现着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如果电影不能展现出来，我觉得不成功。我看好张艺谋。后来，影片拍出来的影响超乎预料。”

电影《红高粱》剧照

莫言说，后来回头看那次合作，是个奇迹。因为这部电影打破了传统电影的清规戒律，迎合了老百姓潜在的心理需求：要求个性解放，希望张扬个性，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说自己愿意说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而且，电影的侧重点就是“我爷爷”、“我奶奶”这两个来历很暖昧的人，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个性。

从张艺谋的角度来说，打动他的也是这一点——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张扬个性、思想解放的思想，要轰轰烈烈、顶天立地地活着的精神。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如那首电影中红遍大江南北的插曲，1988年，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捧得金熊归。

【三】

小说《红高粱》成为一部电影用了3年，成为一部电视剧用了30年。

2014年10月27日，周迅、朱亚文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在山东、北京、浙江、东方四个卫视联袂首播。

前一年的春天，莫言的故乡，栽种了满坡的高粱。电视剧《红高粱》在这一年9月开机，正是高粱熟透的季节。

电视剧开拍之前的座谈会上，莫言和郑晓龙首次直接对话。

莫言虽说对电视剧改编的态度极为开明，但还是有些还期许——希望它与时俱进，希望它有点黑色幽默，希望它不是电影的扩大版，希望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曹梦九这样的县官能在剧中发展为更有分量的人物……

从后续的反映来看，虽然电视剧以九儿（周迅）的成长为主线，但上述一切皆有呈现，电视剧不止于战争，而是成为民间传奇。

同为九儿，周迅与巩俐气质截然不同。所以，电视剧筹备之时，所以人都揣着担忧。

电视剧《红高粱》剧照

电视剧开播之后，导演郑晓龙接受了一次采访，他说，最早也没敢定周迅出演九儿，但与周迅面谈时，她喝了点酒，微醺，就直接躺在座位上了。郑晓龙那一刻觉得，这就是九儿的随性。

之后，莫言点头确认了周迅出演九儿，原因也是周迅有那个掉到坑里能自己爬上来的劲儿。

电视剧开机之后，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写有一篇《莫言故乡 高粱又红》，呈现了电视剧中的“高密东北乡”以及莫言在这部剧中的心愿。他说，莫言看到社会的变化，希望看到大篇幅的电视剧，能将今日的生活气息、审美观、价值观加以融合。

历史感 现实感，虽说这部剧争议与赞美并存，但不能否认，“红高粱”又一次生长。

【四】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并非发端自《红高粱》以及后来的《红高粱家族》。

所以，讨论“红高粱”的同时，不得不去探寻其更远的源头。

回到1985年8月，这个月，莫言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是是《秋水》，载于1985年8月1日出刊的《奔流》，一篇是《秋千架》（即后来的《白狗秋千架》），载于1985年8月11日出刊的《中国作家》。虽然这两篇小说文后的写作时间都标注为1985年4月，但《秋水》出刊早于《秋千架》10天。

“据说，爷爷年轻时，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从河北保定府逃到这里，成了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在《秋水》的第二段，“高密东北乡”出现了。不过，这时的“高密东北乡”洪水滔天，人烟稀少；等到了《白狗秋千架》，它的地理面貌就很清晰了，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乡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言也以为自己是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写下了“高密东北乡”，直到他的大哥与高密的几位研究者纠正了这个说法。

从《秋水》《白狗秋千架》到《红高粱》，莫言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场景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舞台上展开了；而“纯种”的在《红高粱家族》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其中提到了“纯种高粱”和“杂交高粱”的区别，莫言说，这是一种历史观念问题——“我认为，我们祖先那一代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活得更加张扬，更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敢说敢做敢想，敢跟当时的社会、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对抗；就是说，他们活得轰轰烈烈！而我们后代儿孙相对于我们的祖先，则显得苍白、萎缩。”

这里仍要说一说《白狗秋千架》，2003年，根据《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在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金麒麟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和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

《暖》当时赢得一大波中年观众，莫言也看得很清楚，它勾起的是一个群体对一个时代以及身在其中的自我的回忆。

莫言仍然记得，看样片的时候，导演和身边的人不看片子却一直在观察他——看他有没有流眼泪。

“到了最后，确实感到有些忧伤，流了两滴眼泪。我听到他们长舒了一口气，后来告诉我，看到我流了眼泪，他们放心了。知道这个情节的人还能够流出眼泪，那么不知道情节的人肯定感动得要死。”

莫言觉得，电影跟小说一样，都要选择自己的观众、自己的读者，不可能让每个层次的观众、读者都满意，都拍手叫好。

【五】

显然，话剧《红高粱家族》选择了它的观众，除了莫言的拥趸，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

2022年8月4日，话剧《红高粱家族》首演，并由江南开启了它的全国巡演。

那一夜，莫言就坐在观众席间。因为疫情，他之前没有看过任何一场排练，只是通过视频与主创有过一些交流。

这样的“网络聊天”不大有牢固存于记忆的可能。但是，导演牟森记住了一件事。

有一天，他收到莫言的女儿管笑笑的微信，建议加上及“我奶奶”九儿弥留之际的那段独白——

“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

莫言总是如此放手，如果说他对话剧有深度介入，这算是一次。

牟森照做，于是就有了剧中的《天问》。

一年前的8月，莫言开了微信公众号，他说想和年轻人聊聊天。8月8日，他也和年轻人聊了聊话剧《红高粱家族》的首演，说，这是最近最让他激动的一件事。

看过话剧的观众，都很清楚，它依然秉承着小说里的那股精气神，如同莫言所说，是中华民族强大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表现的是人追求自由幸福，而敢与一切黑暗势力抗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节操。

同时，他还作为原作者向当今的年轻观众和读者特别说明了一点：因时代局限，剧中人物的某些行为显然已不符当今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但我们不应该脱离时代环境而苛求古人。

话剧《红高粱家族》的导演牟森当然与莫言持有同样的价值认定，所以，他带领年轻的团队投身于这一部“人民史诗”，去展现永不过时的追求自由。

话剧《红高粱》剧照

8月4日的亮相，网友记住了莫言的花衬衫，也记住了他说的那些话。37年前，那一场激情澎湃的书写，在今日的舞台上有了另一种激情澎湃的展现。

在此之前，电影、电视剧和多种戏曲以及舞剧版本的“红高粱”中，只是运用了小说的《红高粱家族》前半部分，但是，这个秋天的舞台上，120分钟的话剧，《红高粱家族》的后半部分也得以展现。

以前，莫言谈过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他觉得，它们“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

话剧，大概也是如此。

一个由“红高粱”长出来的“红高粱”，又一次让莫言看哭了。

莫言是个藏不住眼泪的人。

【参考】

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影视艺术》）

莫言《红高粱家族》（浙江文艺出版社）

莫言《我为什么要写》（“中篇小说金库”·《红高粱》，花城出版社）

管谟贤《莫言故乡 高粱又红》（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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