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的学校（李四光与武汉大学的历史渊源）

​按：今年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诞辰130周年，也是著名文学家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周年，李四光与闻一多均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笔者原本打算在他们的诞辰纪念日（分别是10月26日和11月24日）分别推送两篇纪念文章的，但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未能及时将文章改好定稿，最后只好放弃这两个特定的纪念时刻，耐心地继续打磨文字，努力做到能够在今年年内发出即可。

对于李四光与武汉大学之间的关系，笔者曾经作过长期的研究，早在三年前，就按照学术论文的体例写了一篇题为《骑驴疑云——李四光与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历史真相》的1.3万多字的长文，并将其作为由本人担任执行主编和第一撰稿人的《珞珈风云——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一书的开篇之作。当时，我还写过一篇约4000字的关于李四光与武汉大学的普及性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文一直都没能公开发表。最近几个月以来，笔者结合近年来陆续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增订与修改，最后扩充到1.4万余字，以求尽可能多地与广大校史爱好者们分享各种相关的史实与史料。

相对而言，笔者对闻一多在武汉大学各种史迹的了解与研究就要少得多了，也暂时没有时间写出一篇同样分量的文章来。不过，关于闻一多与武汉大学之间的关系，社会上长期流传着很多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笔者以前在开设“武汉大学校史”公共选修课的时候，曾多次对这些误传进行过澄清，现在，我干脆将昔日的这些授课内容比较完整地写出来，公之于众，以便让更多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有所了解。这篇推送将在稍晚的时候发出。

今年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诞辰130周年，在其漫长而辉煌的学术与教育生涯中，他曾与全国多所著名大学结下过深厚的历史渊源，其中就包括他的湖北老家的最高学府——武汉大学。

在今天的武汉大学，说起李四光这位本校校史上的大名人，恐怕绝大多数师生校友首先都会想到一个流传了数十年的历史传说——李四光先生当年骑着毛驴来到风景优美的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选定了这块“风水宝地”作为新校址，而2003年在武大校园内落成的李四光塑像，其基本造型便取材于此。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除了为学校选址之外，李四光与武汉大学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缘与联系？且听本文为您一一道来。

武汉大学校园内的李四光塑像

1924－1925：初次结缘 来去匆匆

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经在全国享有盛名。1922年9月，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首次招收女生入学旁听，当时首批入学的一位名叫张行忠的女同学，多年后曾回忆道，当年她中师毕业后，“因受李四光先生的影响，也因为自己数理成绩还好，选择了地质系”。这大概是李四光与武汉大学之间最早的一点间接的历史渊源吧。

1921年，李四光（左一）在北京东吉祥胡同与同在北大任教的王世杰（左二）、周鲠生（右一）等人合影，王世杰和周鲠生后来均曾担任过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感谢李四光先生的外孙女邹宗平老师供图）

1925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地学系二年级学生合影

至于李四光本人首次与武汉大学产生直接的联系，则是在1924年。当时，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刚刚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不久，校中内部矛盾丛生，派系斗争不断，当年5月，校长张继煦（字春霆）因人事纠葛离校出走，学校校务由校务主任黄际遇暂为代理。8月，张继煦提出辞职，教育部遂决定在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李四光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知行（即更名之前的陶行知）二人中选择一人为继任校长。8月底，教育部致电湖北地方当局称：“师大校长张春霆辞职，已准，改委李世〔四〕光接充。”

对于教育部的这一决定，武昌师大校内外各方意见很不一致。据说，时任博物地学部主任王谟、教务主任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等部分东京高师派教员极力反对李四光出任校长，对陶知行则一度表示支持，而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正好相反，他一方面于9月13日致电教育部，催促其尽快公开宣布正式任命李四光为武昌师大校长，另一方面则比较明确地“不赞成陶知行长校”。

至于武昌师大的广大学生，他们先是在9月中旬“通过校长继任人选，决于陶知行李世〔四〕光二人中择一请任，此外概拒不受”。不过，到了9月底，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武昌师大学生召开全体大会，“经众讨论，以李不过为一学者，大学事务繁重，非所能胜，乃大半否决，一致反对，旋乃提出陶知行继充……经众认可”，随后他们便致电陶知行，“表示欢戴之诚”。然而，陶知行当时一心致力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各项事务，而完全无意于担任一名大学校长，因此，面对武昌师大学生的盛情邀请，他“力辞不就”，“谓任中华改进社职事，工作方殷，不愿舍去，请另聘请”。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政府垮台，随后，直系控制下的湖北省宣布与北京中央政府断绝关系。11月14日，萧耀南鉴于武昌师大前校长张继煦辞职后“离校日久，校事无人负责，又以北京政变，部派校长，刻难实现”，便以学校董事长的身份，径直委任该校教授耿丹暂行代理校长。这种非法行为，立即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另一方面，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则于11月17日以个人名义致电陶知行，商请其出任武昌师大校长。

尽管如此，直到12月中旬，“省委代理校长之耿丹，经学生一再反对，仍不敢到校接事，而部委之陶知行，因有一部分学生反对，亦辞而不就”。在耿丹遭到抵制之后，学校的易长风潮仍“益形激烈，师生间各以个人好恶，裂成无数小团体，此迎彼拒，前仆后起”，“使当局毫无解决之方”。最后，“幸有一部分中立师生，为学校前途计，力加疏通，始获相当谅解”。他们“召集联席会议，讨论最后办法”，最后公推代表赴京“请愿教育部，另行聘请相当校长”。

12月15日，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接见了武昌师大的两位请愿学生代表，并向他们表示，“贵校校址位于湖北，因种种关系，校长人选不可不择一与地方情形相宜之人，现余（马氏）正与北大鄂籍教授李仲揆接洽，俟得本人同意，即可明令发表”。这一次，武昌师大学生便不再反对李四光出任校长了，而且还在12月23日致电教育部“表示欢迎”。

然而，“惟李因在北大多年，成绩卓著，该校代理校长蒋梦麟，颇不愿其来鄂，即李氏本人，亦不愿离京，当即另推荐该校理化学教授石瑛于教育部”。教育部在先后征得了石瑛本人以及武昌师大全体师生的同意之后，最终任命石瑛为武昌师大校长。

由上可见，从1924年8月到12月，当时正在北大地质系任教的李四光，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武昌师大的易长风潮，先后两度成为校长人选，尽管他本人完全意不在此，但仍然被武昌师大师生和湖北地方当局议来论去、“此迎彼拒”了几个月之久，并最终推掉了这一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正式任命的“校长”之职。

有意思的是，当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新任校长石瑛于1925年1月从北京南下就职时，李四光却陪同其一起来到武昌师大，协助其办理校务。石瑛上任后不久，即聘请李四光为该校理工院院长。由此看来，李四光虽然并不愿意离开北大来当武昌师大的校长，但对于家乡的高等教育事业，他还是很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一些贡献的。不久后，他还一度成为了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后来成为武汉大学经济学科的主要源头）的校长人选。

不过，李四光在武昌师大的理工院院长之职，对他来说只是一项兼职，其真正在该校工作的时间很少，当年的大多数时间仍然是在北大任教。而最重要的是，李四光在武昌师大是与石瑛共进退的，当石瑛在该校短短不到一年的任职时间内，经历了多次风潮，并最终于1925年底坚决辞职离校之后，李四光自然也就不可能继续在该校担任任何职务了。

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于1925年4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立武昌大学暂行停办，并由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接管。11月，该会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1月15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聘李四光为本校理科教授”。不过，在当时的纷乱时局中，李四光与该校在全国各地聘请的大多数著名教授一样，并没有来校就聘。当年年底，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即被刚刚控制了武汉地区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

1928－1929：参与改建 主持选址

1928年春，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提出，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组筹办湖北大学。在这所大学的重建与改组过程中，当时的中华民国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蔡元培决定将自己过去在北大的一些旧部大量“空降”过来，以全面主导该校的改建工作。

1928年6月13日，蔡元培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除了将“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之外，还向其提出了该校筹备委员的9位人选，其中就有5人为北京大学校友（有意思的是，筹备委员会主任刘树杞在3年后亦成为北大校友）——除了作为湖北地方政界代表的涂允檀、黄建中2人早年毕业于北大之外，另有王世杰（后改为王星拱）、李四光、周鲠生3人，更是当年在北大积极辅助蔡元培革新校政的左膀右臂。

当时，李四光正在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被蔡元培任命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之后，他便再次获得了一个报效桑梓、帮助湖北家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绝好机会。

国立武汉大学在筹建之初，首先承袭了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时代一直沿用了十多年的武昌东厂口（阅马厂以东一带）校舍，这座校园不仅校址狭小（面积仅区区40多亩），屋宇陈旧（仅有4栋砖木结构的楼房，其余都是木结构的平房），而且因其地处闹市中心，根本就没有任何拓展的余地。

在李四光等几位身在外地的筹备委员先后来到武汉之前，武大筹委会主任刘树杞于6月21日先行召集了几位在汉委员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决定将面积更大、校舍更好的前两湖书院旧址拨用为武汉大学校址。

几天后，李四光等人抵汉，他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这所大学未来的发展命运。据后来担任校长的王世杰于1929年11月所言，“自从中央决定改武昌中山大学为武汉大学以后，各筹备委员都充满了一个新的好的大学的希望。在某一次开筹备会的时候，李四光先生<把>提出建设一个新校舍的主张”。据现有史料推测，李四光率先提出为武大建设新校舍之建议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6月26日武大筹委会的第二次谈话会上。

在李四光的心目中，正在改组筹建中的国立武汉大学，应当“预定为中部之学术中心”，然而，这所大学的“原有校舍及设备，均不足以成一完备之学术机关”。于是，李四光便大胆建议，“于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并充实图书仪器等设备，预计建筑设备费约需百万元至百五十万元”。

随后，当武大筹委会将这项建议呈报给大学院时，蔡元培先生表示“极端赞成，当即批准”，并指令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一个以李四光为首的“建筑设备委员会”，专门负责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此同时，李四光等人还就此事“商之政治分会及鄂省政府诸公，均表赞成，并允援助”。

1928－1939年、1947－1949年间两度兼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的李四光。话说，“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亦可简称为“建筑设备委员长”）这个称谓，应该不是特别难记吧？然而，武汉大学主页上的“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一览表中，却将李四光的职务写成了“建筑筹备委员长”，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职务跟“校长”完全就不是一码事，却长期被武汉大学塞进本校的“历任校长”中进行宣传，真是莫名其妙。另外，2013年，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来武大参加“校庆”时，在其讲话中称李四光担任过武汉大学的“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而武汉大学校友何五元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又称李四光是“筹建委员会主任”，真是花样百出，令人咋舌！

7月初，李四光和周鲠生曾专门回到南京与蔡元培商议“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一事，并希望他向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转达此意，争取其经费赞助。7月13日，李四光为蔡元培代拟了一封致李宗仁的函件，他在信中以蔡元培的口吻恳切地提出：

弟明知武汉方面财政困难，裁兵一切，需费正大，而犹代武汉大学为此特别请求者，实因有鉴于大学教育为建设事业中最基本之一项。广东、广西既投巨款以兴大学，武汉为中部重镇，向亦为文化学术之中心，感觉此项需要更切。武汉分会诸公如肯慨然于万难之中，拨出上项临时费，以树立武汉大学永久不拔之基，岂惟武汉一隅之光荣，先生等所以间接造福于全国学术文化者，亦匪浅鲜矣。

1928年7月23日的《申报》上刊载的电讯《武汉大学提出建设计划》

随后，李四光又和周鲠生马不停蹄地赶回武汉，从7月15日开始，连续几天先后出席了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的4次谈话会，参与讨论、制定并通过了《国立武汉大学组织大纲》、《建设国立武汉大学计划大纲》、《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会议规则》、《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办事细则》、《国立武汉大学聘任教员规则》、《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待遇规则》、《国立武汉大学招生简章》等多项重要规章制度，为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到当年9月14日，在国立武汉大学临时校务会正式成立之后，李四光作为学校筹备委员中的一员，才最终随着筹备委员会一起宣告“解除责任”。

现有的多则史料均表明，李四光最初的建设计划是要“于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在洪山下建筑校舍”，“拟以洪山为校址”。不过，时任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美国耶鲁大学森林学院硕士毕业，曾任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主任，当时正受聘于湖北省政府，负责改进农业事务），“于武昌东湖一带考察农林状况之后，对大家说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于是李先生等亲去该地察看”（王世杰语）。

经过李四光等多位建委会成员的集体考察，他们最终于11月下旬“择定洪山附近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建筑新校舍”。1928年11月28日，李四光在湖北省建设厅主持召开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为新校舍建设地点，还通过了由李四光提名的秘书与会计人选，至于工程师，则“由委员长负责聘定”。

1928年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部分）

20世纪20年代末武昌珞珈山附近地形图（部分），图中可见“东湖嘴”乃珞珈山南麓的一个小村落

随后，李四光便回到上海，经过一番物色，最后找到了一位名叫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并于1929年2月中旬将其邀请到武昌实地考察。

开尔斯来到武大建委会选定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地址后，特意登上东湖嘴北面的落驾山（后改名为珞珈山）实地查看，他对这一带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并且提议以珞珈山西北不远处的狮子山作为主要的校舍建设中心，这就相当于是将李四光等人先前选定的武汉大学新校址，由珞珈山南麓地势平坦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更改、转移到了珞珈山北面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

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1929年绘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

图中左边的绿色小方框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武汉大学在武昌旧城中的老校址（东厂口），中间的黄色椭圆圈为1928年夏李四光最初建议的新校舍选址（洪山），右下方的紫色椭圆圈为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确定的新校舍选址（卓刀泉－东湖嘴），右上方的红色椭圆圈为1929年初经开尔斯建议调整后的武大新校舍最终选址（珞珈山－狮子山）（刘文祥制图）

这一重大变更后来也得到了学校方面的认可，当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致函湖北省政府，请求其为武大正式圈定校址，其中明确指出，“敝校为谋发展起见，经选定武昌市区洪山附近东湖湖滨珞珈山一带地域建筑新校舍……敝校拟购土地，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起至茶叶港桥头止……东西约三里，南北约二里半，共计三千亩之谱”。至此，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方才最终得以确定。

对于李四光等人筹建武大珞珈山新校舍一事，李宗仁晚年时曾有此回忆：

民国十七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为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顺便纠正一下其中的两个不实之处——

第一，彭学沛是江西人，并非“鄂籍”，而且跟武汉大学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早在武汉大学将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经费筹拨方案呈报给李宗仁之前，湖北省政府就已经正式作出了为武大拨付半数建筑费的决议，而不是什么“不甘落后”，更重要的是，省府的首批20万拨款最终全部到账，而李宗仁尽管确曾多次下令为武大拨款，但由于桂系军阀很快就在1929年春的“蒋桂战争”中失败而退出武汉，所谓的“慨然先拨二十万元”，实际上还没有拨出一分钱，就全都打了水漂。

1929－1949：两度兼职 悉心关怀

就在李四光回到上海为武大新校舍建设物色工程师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段小小的插曲——1929年1月10日，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以自己“本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综揽全省教育行政，事繁责重，委无余力再兼校长职务”为由，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辞去代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兼职”，同时还“荐贤自代”，他指出：

至继任人选，查有李四光系英国伯明罕大学毕业，久任北京大学教授，现充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学术界负有重望，已经武汉政治分会聘为属校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若以之继任校长，属校前途，利赖必多。在该委员未到职前，拟请令饬理工学院院长王星拱暂行代理。

就这样，在时隔四年多之后，李四光第三次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人选，而且当时教育部也已经采纳刘树杞的建议，准备让李四光继任武大校长了。不过，此时已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的蔡元培，却明确对此表示反对。2月2日，蔡元培致电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财政厅长张难先、建设厅长石瑛三人，称“李仲揆先生因地质研究所正赖主持，万难允其改就武大校长，现拟商请王雪艇先生担任武大校长，未到任以前仍请王抚五先生代理”。

最终，国民政府采纳了蔡元培的意见，于3月5日正式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而李四光也第三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与这个职位擦肩而过。

与四年前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时代一样，李四光虽然更愿意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投入于他最钟爱的地质学研究事业，而全然无意来武大当一位校长，但也还是非常乐于继续为家乡的高等教育事业多作贡献。校长固然是当不上，但他仍然身兼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要职。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非常繁重的科研与行政工作之余，他仍然努力挤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多次千里迢迢地来到武汉，亲自出面主持武大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诸多前期准备工作，从人事任用到经费筹措，从校园规划到建筑布局，从工程招标到设备采购，都是严格把关，一丝不苟，为新校舍的奠基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30年初，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全面开工，此后，李四光来武汉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不过，即使他本人常年不在武汉大学，他也还是非常关心这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在名义上仍然继续兼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1932年初，武大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落成，全校师生喜迁新居。当年5月26日，李四光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及教育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与行政院代表蔡元培一同来校参加新校舍落成典礼，并在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当时，《武汉日报》与《湖北教育厅公报》都刊登了他的演讲词，不过，这两份记录稿之间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在此，特将这两篇“同题异文”的全文都照录一遍（原文无分段，笔者除自行分段外，还对部分标点符号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并对少量文字错误进行了订正），供大家对比阅读。

《武汉日报》的报道如下：

李四光演说

本人为建筑筹〔设〕备委员之一，今日又代表教部来参加新校舍落成典礼，故首先应向地方当局感谢赞助本校厚意。全国教育之发展，大学之建设，教部负有专责，目下因中央财政困难，幸赖地方协助，得有今日，深为感激。

兄弟以武大有两个特点，希望各位注意：

（一）这个学校完全从无中生有，好像在白纸上做文章一样，完全系由理想而实现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这个学校在革命潮流激动中，时代极纷乱的时期成立，正如为革命而牺牲，事后建纪念碑一样，而这个学校，不但是一个死的纪念碑，仅供人之凭吊，而且是活的纪念碑，诸君为纪念碑中之一员，今后要赖诸君发扬光大，使这个纪念碑在社会上建一伟大成绩来。

今天虽然是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礼，但因为工程上仅完成二分之一，也可说只是武大迁移的典礼而已。从前武大设在城内，现在已迁珞珈山，从此我们要表示决心，来改造环境，建设新的社会，好像一个人，跳出旧世界，走入新世界一样。我们现在要忍痛一时，暂与旧社会绝交，待我们有了经验时，再与旧社会复交，来感化他，并创造新社会。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态度，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中国人每次消极时，或不满现社会时，只晓得入山修道，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大学是有机体，他的生命是进步的，向上的，应该随时创造新生活，改造环境，为人类指导者，使人类生活，合理化，科学化，所以希望诸君向学理——真理而努力。

目下武大物质方面，虽然简陋，但自信将来外界必援助我们，使我们的理想逐步实现，只要我们勇往直前，我们空闲的时间，是无限量的。中国目下在多事之秋的难关中，求学颇不容易，我们的大学，进步的路，应该与全世界的大学来比较，来争长短，希望诸君努力。

《湖北教育厅公报》的报道如下：

李四光训词

今天武大校舍落成典礼，兄弟是以两种资格来参加，兄弟是本校建筑设计〔备〕委员会委员，昨天又接教育部来电，命兄弟代表参加，现在兄弟不能不向各位来说几句话。

这个国立大学，就责任讲，教育部不能[不]以全力来办，但中央当局，感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而地方当局，也能原谅中央困难，加以协助和指导，这一点，兄弟代表教部很为感激地方军政党领袖的。

刚才王校长讲完成理想大学，不能[不]希望地方当局来协助，这是很确切的，兄弟所要讲的话经王校长和蔡先生都讲了，现在所要讲的，还有两点：

（一）我们这个学校，完全是从无中生有，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作文章，凭空描写，没有历史的根基。国内许多大学，都是从历史上沿革下来的，我们去改进他，是容易一点，武大没有历史，是凭空创造的，所以我们同事的责任是大一点。

（二）我们的学校，在革命怒潮高涨而且全国的思想纷乱时期成立的，北伐革命许多同志，为民族打开出路，不能不用武力，但以后就须要建设，须要科学的合理的建设。我们为纪念他们，革命的牺牲者，最简单的是竖立一个纪念碑，使后人看了，为之兴奋，但他只后〔是〕死的纪念碑。我们为要纷乱的思想整理成为健全，就要造成合理的活的纪念碑，活的纪念碑，就是武汉大学，今天在坐的各位同学，都是活碑的一份子，希望大家努力，发扬光大。

再今天是武大落成典礼，但可以说不是落成典礼，是迁移典礼，武大原来在城内，现在迁移到珞珈山，这是很有重大意义的。本来中国目前有许多事，不能使我们满意，但又没有力量去改造，所以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从旧社会跳到新社会，暂时与旧的社会绝交。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对于现社会不满，就入山修道，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跳出来不是来修道，我们的学校，是有机体，我们是在准备着创造新的社会，我们的学校，直是社会，等到新的社会有了基础时，再与旧社会来往，从事改造他，这是兄弟切实希望各位同学的。同时我还希望军政党各方，继续给我们以未来的物质上的援助，过去的协助，兄弟谨再向地方军政党领袖，表示感激。

在参加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礼期间，李四光还为刚刚产生的国立武汉大学第一届46名毕业生挥墨题词：“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

1932年5月，李四光为国立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题词。顺便说一句，武汉大学现任校长窦贤康在今年的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曾经提到过这句话，但遗憾的是他错误地将“创造”说成了“创新”（其讲话稿中的其他史实错误还有很多，笔者只能另外撰文进行全面的纠正了）

另外，由陈群等人所著的《李四光传》（包括其修订版在内），在提到李四光参加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礼一事时，不仅将典礼的时间写错了，而且还指出：“王世杰在会上说：1920年从欧洲回国的路上，曾与李四光说到，要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办一个现代化的大学，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

事实上，王世杰在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礼上所作报告的全部内容，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武汉日报》、《湖北教育厅公报》上均有登载，然而，在这三篇文字差异较大的“同题异文”中，全都找不到上面的这句话，《李四光传》在此处也没有任何注释注明其具体出处，因此，其可信度是大有问题的。

1934年11月，李四光在前往英国讲学前夕，又应邀来到国立武汉大学讲学，他先后在学校大礼堂和理学院物理学教室作了两场题为《东亚恐慌中中国煤铁供给问题》和《最近地质时期中国气候之变迁》的演讲。

在第一场演讲中，他一开始就非常痛切地说：“今天要谈的，不是一般的供给问题，而是中国在日本人侵略之下，中国自身供给煤铁的问题。”

在列述中国“煤田分配情形，品质及蕴藏量等”时，他痛心疾首地特别提到：“奉天附近抚顺之烟煤，虽属第三纪，其产量很多，煤质亦佳，目下全区煤田，全在日人势力控制之下矣！”

总的来说，“就全国煤田分配情形而言，中国欲谋工业之发展，即不可一日忘去华北之重要。然而自日本人占有东三省后，极力经营铁路，尤注意于绥远及大同间之联络线，企图从山西后门攫取中国命脉所系之煤矿，其处心积虑，不可谓不深矣！日人深知中国之煤田，华北实占百分之九十二，而华南仅有百分之八，倘山西一带煤田，尽入日本人之手，则吾国工业之前途，可想而知矣”。

此外，“中国蕴藏之铁矿，为量极少，倘使中国工业发达，全部产量，尚不足供给本国之需要。然而大部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之采取权，完全操诸日人之手”。有鉴于此，他在最后向广大师生大声疾呼道：“幸国人早日醒悟，急起图之！”

1934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刊登的李四光演讲词——《东亚恐慌中中国煤铁供给问题》

1934年的这次讲学，很有可能是李四光此生中最后一次踏足于他曾经为之付出过大量心血与汗水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武汉大学于1938年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学校建筑设备委员会暂时撤销，这样，李四光在名义上也就不再兼任该会委员长之职了。

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复员武昌珞珈山。当时，因珞珈山校舍“一切修复事宜，亟待进行”，学校便决定从1947年4月起恢复建筑设备委员会。由于李四光、王世杰等几位“原任委员”，“均因职务关系，距校较远，集会不易”，学校便又加聘了几位委员，“在委员长李四光先生未到校时，并请赵师梅先生兼代”。

也就是说，从1947年开始，身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再次开始在名义上继续兼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直到1949年该委员会被最终取消。

1947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举行了19周年校庆，时任校长周鲠生在校庆大会上向全校师生特别介绍了几位过去对学校的创办与发展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校内外人士，在提到李四光时，周鲠生充满感佩地说：

特别有理想贡献的则是李四光先生。李先生在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首先提议以一百五十万元巨款于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改造环境。在当时一般人看来，那个计划过于理想。假设没有李先生那个理想，恐怕武汉大学不会有珞珈山壮丽的校舍，今天的校庆还要在东厂口旧校舍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9月，身在英国的李四光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他启程回国前夕，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老朋友——前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他说，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要求他发表一个拒绝接受共产党政府所给予的政协委员职务的声明，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并建议他尽快离开英国。于是，李四光赶紧动身，连夜逃离了英国，并最终于1950年4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余论 尊重历史 崇尚科学

李四光先生早年对国立武汉大学的选址与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一直为一代又一代的武大师生所津津乐道。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还有人绘声绘色地编出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李四光对于武汉大学新校址应选在何处，“开始心中并没有数”，后来，在叶雅各先生的推荐下，他们二人各骑一头毛驴，一同前往武昌郊外的东湖一带为武汉大学寻找新校址，当他们“来到珞珈山下，看到这一带的东湖美景，李四光这位曾经到过无数山山水水的地质学家也被陶醉了”，甚至“激动得从毛驴上跳了下来”，不停地对“慧眼识珠”的叶雅各表达感激之情，于是，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便就此选定。

这个故事乍听起来还颇有几分“浪漫”，然而，整个故事的基本情节却完全经不起仔细推敲。

首先，李四光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将武昌郊外的洪山一带作为武汉大学新校址，绝不是什么“开始心中并没有数”。

其次，虽然叶雅各的确曾向大家推荐将“武昌东湖一带”作为新校址，但经过包括李四光、叶雅各二人在内的学校建筑设备委员会多名委员的共同考察与集体决策之后，其正式选定的新校址乃是“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与后来的珞珈山校园根本就不在同一处地方。

再次，由李四光亲自邀请来校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才是真正提议将武汉大学新校址由“卓刀泉东湖嘴一带”最终更改至珞珈山－狮子山一带（今日武大校园的中心区域）的决定性人物，换句话说，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的实际地点，根本就不可能是由李四光和叶雅各两个人骑着毛驴“一步到位”、“一锤定音”地选定的。

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分辨的是，当时整个“武昌东湖一带”的“天然风景”固然是可圈可点，但若是具体到东湖岸边的珞珈山一带，那就完全是乏善可陈了。2002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制作了一期名为《李四光与武大校园》的节目，其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李四光先生当年是否是骑着毛驴、还是徒步进行考察并不重要，真正让人们牵肠挂肚的是七十多年前，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自然风光是否和今天一样美丽动人？”

该节目随后给出的答案便是——“当时的珞珈山十分荒凉，没有树木，全部都是石头和坟场”，“当今天武大的学子们走在这花香满园的校园里，可曾想过这里曾是野魂孤鬼出没的乱坟岗，可曾把它与荒山秃岭画上过等号！”

再回到前面所说的那个骑毛驴选校址的故事情节中，我们不禁要问，“李四光这位曾经到过无数山山水水的地质学家”，什么样的名山大川和风景胜地没有见识过，怎么可能会对当时还“十分荒凉，没有树木，全部都是石头和坟场”、“野魂孤鬼出没的乱坟岗”和“荒山秃岭”的所谓“珞珈山下……这一带的东湖美景”而感到“陶醉”？还“激动得从毛驴上跳了下来”？！

美国地质工作者马栋臣（Frederick Gardner Clapp, 1879-1944）1914年前后在武昌郊外的洪山上往东面拍摄的郊野风景。图中近处的山体为小洪山，亦即李四光1928年7月率先提出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址所在范围。图片右侧的一小片水域为庙湖（又名官桥湖，为东湖的一小部分），湖边的那片平地即为1928年11月由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定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图片中心小洪山后面的那座小山头即为落驾山（珞珈山），图片最左边的小山丘为狮子山，狮子山下方的水体即茶叶港，上方则为东湖的主体部分郭郑湖及远处的磨山，而落驾山与狮子山之间的那片丘陵地带，即为1929年2月由李四光聘请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来校后所建议的新校舍主要建设地点。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落驾山－狮子山一带均为光秃秃的荒山野岭，虽可外借近旁的东湖之景，但其自身的“风景”仍是乏善可陈，尚待开发。

事实上，非常明显，绝不是因为当年一片荒芜的珞珈山“风景优美”，所以才吸引了李四光等武大先贤选择此处作为新校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武汉大学来到这里开拓洪荒，辟山建校，修筑黉宫，植树造林，这处原本乏人问津的寂寞荒山，才得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

因此，所谓李四光、叶雅各二人一同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下，因“陶醉”于这里的“美景”故而为武汉大学选址于此的说法，可谓是颠倒了基本的历史因果关系，完全将当年的武大先辈们艰苦创业，改造和美化自然环境，化荒野之地为学府佳境的汗马功劳一笔抹杀掉了。

总之，基于上述基本史实，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将这个骑毛驴选校址的故事作为一种文学层面上的想像与创作来看待，大可一笑了之，但若是长期将这种文学虚构当成客观“史实”来大加宣扬，以这种极不科学的方式来纪念一位长期秉持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之科学精神的科学大家，那恐怕就很不妥当了。

更有甚者，近些年来，竟然还有人将当年曾主持武汉大学选址工作的李四光这位大科学家，歪曲和丑化为“严格按照中国传统形法理论”来办事的“风水先生”！其中比较典型的谬论如以下两例：

目前对李四光当年的选址意向已无法考证，但从武汉大学的风水格局看〔可〕以窥探出，李四光当年选址时〔是〕严格按照中国传统形法理论的。

武汉大学作为穴居高处，自然是气厚之贵地。以风水文化观之，武汉大学为水龙之“骑龙格”，上乘之地。由此可以断定，当年李四光在武汉大学的选址过程中是尊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武汉大学是水龙风水之典范。

在早期，风水学对于武汉大学的选址、营建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指导作用。

李四光选这个地方是有左青龙右白虎风水的。李四光选的这个穴位就在狮子山，位于珞珈山和洪山之间，其中珞珈山是它的左青龙，洪山是它的右白虎，南望山是它的左青龙外山，蛇山是它的右白虎外山。它坐在狮子山上面，它的正前方的一块高地是前岸山，后面的华师桂子山是它的后岸山，而它的朝山却是九峰山。它是以水龙作为龙脉，这个龙脉不是东湖，而是发源于昆仑山的汉江，非常大气。街道口的排放水是它的水口。所以说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还是相信风水的。如此就不能随便动武汉大学的位置。

对此，我们只需根据一些基本史料将国立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具体过程搞清楚，便不难揭破上述“风水”之说的荒谬之处。如前所述，事实上，李四光一开始为武汉大学选择的新校址是在洪山脚下，而并非珞珈山或狮子山，那么，所谓“李四光选的这个穴位就在狮子山……珞珈山是它的左青龙，洪山是它的右白虎”，又从何说起？岂不是全都乱套了？照这么说的话，李四光一开始便直接把本应居中的“穴位”点在了旁边的“右白虎”上，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根本就不懂“风水”呢？

而在李四光选定洪山之后，学校建筑设备委员会经过集体决策，将校址改到了“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后来又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确定为珞珈山－狮子山一带，那还说什么“如此就不能随便动武汉大学的位置”——这都已经“动”过两次了！更不用说在后来的全面抗战期间，武汉大学还被迫离开了武昌珞珈山，流亡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乐山，如此大“动”一番之后，武汉大学的好“风水”岂不是早就已经被当年的侵华日军破坏殆尽了？

最后，如果说选址珞珈山、并把所谓的“穴位”定在狮子山就是“严格按照中国传统形法理论”、“尊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信风水”的表现，那么，最终为武汉大学定址珞珈山－狮子山的美国人开尔斯，岂不是要比一眼就相中洪山的李四光以及集体选址卓刀泉东湖嘴的建筑设备委员会全体委员更加懂得中国的“风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作为地质学家，还是相信风水”的李四光先生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的。1923年3月28日，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邀请李四光作了一场题为《“风水”之另一解释》的演讲，他在此次演讲中明确指出：

近年来科学的范围渐渐的扩充。什么黑暗的地方，我们也要用科学的光来照他一照。从前人信为真实的事，有许多我们却知道是迷信。又有些从前以为是迷信的事我们倒渐渐的觉得他有点道理……

我们国里的人，向来做一间房子，或者埋一个死人，都要先问堪舆家门向利不利，来龙好不好。近年来，大家讲点科学，都知道这种糊涂的举动，有碍文化的进步，想快快的设法摆脱，在国人的思想上总算进了一步。但是如若再进一步，恐怕我们反而要把“风水”拿来研究。就现在我们的知识看起来，风和水对于人生确确实实有重大关系。不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与从前所说的风水根本上有不同的地方。好像古式天文学（Astrology）与现今的天文学（Astronomy）有不同的地方一样。他们从前所说的风水的影响，仿佛先必经过死人，或者一种神秘不可思议的机关，然后才能到活人的身上。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直接的影响于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那种影响或者有一部分，在我们活在的时候，由我们传到我们的子孙。他们从前所说的风水，只影响于得地气的一家或一族。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影响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他们从前所说的风水最后以一家一族的盛衰，吉凶祸福为归结。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以一地居民的生活状态，或其文化的种类，或其程度为归结。他们从前所说的风水以甲，乙，丙，丁，子，丑，寅，卯，青龙，白虎等等无意识的名辞为要素。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乃是真正以风以水及其他可凭可据的种种地上或地下的现象为要素。

只要稍微具备一点阅读能力，便不难看出，李四光显然是明确反对诸如“门向利不利，来龙好不好”、“以甲，乙，丙，丁，子，丑，寅，卯，青龙，白虎等等无意识的名辞为要素”之类“从前所说的风水”的，在他看来，“这种糊涂的举动，有碍文化的进步”，完全应该“快快的设法摆脱”。

只不过，对于“风水”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广的名词，李四光并没有完全舍弃，而是从它的字面意思——“风”和“水”出发，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一番“与从前所说的风水根本上有不同”的“另一解释”，从而赋予其全新的意义与内涵——“人类所处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

很显然，李四光重新定义、并加以科学化了的“风水”一词，仅仅只是作为各种自然之物的代称而存在，而不再包括传统“风水”学说中的那些故弄玄虚、牵强附会的迷信成分。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这篇《“风水”之另一解释》的演讲，其主要内容便是“自然环境对于人生种种的关系”，包括“动植物”、“气候”、“地形及水道”、“土壤，矿产，地盘构造”等因素对人类的影响，而所有这些，跟所谓“穴居高处”、“气厚之贵地”、“水龙之‘骑龙格’”、“上乘之地”、“左青龙”、“右白虎”、“前岸山”、“后岸山”、“龙脉”、“水口”的传统“风水”概念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

难道身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身为林学家的叶雅各，以及身为美国建筑师的开尔斯等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是按照中国传统“风水”学说中的“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取向”几个步骤来给武汉大学选址的？

事实上，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过程中，所谓的“风水学”，别说是什么“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指导作用”，其根本就是扮演了一个破坏者的角色！

当时，为了建设新校舍，在学校所圈定的校址范围内，有大量的坟墓需要迁移出去。1929年10月，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曾“会同该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氏通告珞珈山北面、狮子山南面等处各坟主，迁移坟墓，以利工程”。然而，正是因为当时民智未开，很多民众心中的“风水”观念还根深蒂固，“当时民间风俗，认为迁徙祖坟，是件大事……于是问题变得复杂。虽经使用种种方法与当地大族磋商，但始终说理不通”（王世杰语）。

不仅如此，不少坟主还联名向各级政府控告武大，而当时的湖北省政府竟然也听信了他们的蛊惑，甚至直接命令武大立即停止建设！突然之间，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就因为动了一些武汉本地居民祖坟上的“风水”，而面临着中途夭折、化为泡影的严重威胁！

当时，武汉大学也曾向各级政府以及一些军政要员寻求支持。如在当年11月21日，王世杰校长曾就此事致函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汉口行营主任张治中。11月25日，张治中复函王世杰称：

……先生主持武大，汲汲完成新校舍，以宏学府之规模，甚盛事也。设计既定，兴工在即，乃有校区内之坟主出头阻挠，且暗中纠众，以图破坏工事，诚为可恶。弟以风水之说，为人心之害，本应破除，况此豪劣之徒，公然恃其死者埋骨地，以妨害教育之新建设，安可不严为制止！倘示姑容，则洵为大函所云，此风一长，非特一校之患，将来如辟市、造道、开矿，俱受障碍矣！弟已致函省府，请其力助贵校，俾此新建设得早观成为快……

好端端的一群普通老百姓，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伙“妨害教育之新建设”、“破坏工事，诚为可恶”的“豪劣之徒”，究其思想根源，不就是他们心中的“风水”观念在作祟吗！张治中所谓的“风水之说，为人心之害”，诚非虚言！

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大学不知道额外耗费了多少无谓的时间、精力与财力，才将这场迁坟风波平息下去，使珞珈山新校舍建设不致因破坏“风水”而被迫中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感叹今日武汉大学的美丽校园在当年的得来不易，以及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任重而道远，然而，令人大为震惊和遗憾的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一些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武大师生，拿我们这个当年差点就被“风水”邪说毁于一旦的珞珈山校园去津津乐道地为陈腐、愚昧、迷信的“风水学”招魂，真是咄咄怪事，荒谬至极也！

总而言之，历史需要尊重，而不能凭空“发明”，科学需要弘扬，而不能肆意亵渎。身为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我们对当年领导武大建委会选址珞珈山的李四光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以一颗最为诚挚的敬畏之心，去认真厘清相关的历史事实，并切实地继承和发扬他的科学精神，而不是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些容易误导广大社会公众的历史认知的虚假故事，甚至把这位科学大家装扮成一个跳大神的“风水大师”！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国立武汉大学定址武昌珞珈山地区90周年。

2017年1－2月初稿

2019年10－12月增订

于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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