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说人最大的成熟就是学会妥协 每日一读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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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一缕阳光，融化心中的冰雪；

书是一丝微风，平静内心的浮燥；

书是一支蜡烛，驱散心中的黑暗；

书是一位益友，赶走内心的孤独。

任何文字，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就的，

都为我们讲述着众多领域中的故事，

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我们在浩瀚书海中寻找明珠，

每天为您推荐一本书籍。

让自己歇息片刻吧，倒一杯清茶，

轻翻书页，一起享受这静谧时光。

这里是新乡检察“每日一读”栏目，

每天与您相约！

随遇而安

作者：孟非

内容简介

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

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

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

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

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

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每一个能成名的人，都不简单。

孟非的自传《随遇而安》，就像他说的那样此书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成长经历，他如何从一个草根变成明星。

他既不是那种高材生，学识渊博，名校毕业，进入很好的分配岗位；也不是靠老爸老妈的关系进新闻社。

重庆的童年生活，火辣辣的重庆小面，自言黑暗的高中生活，高考落榜后的彷徨，作为印刷厂工人的艰苦与挣扎，走上电视之路后的一幕幕场景……书里的孟非和普通人没有丝毫两样，他自己则笑说，“我的人生远没有有些媒体描述的那么苦逼和励志。”

一直以来，孟非很排斥写人生自传类的书。自从《非诚勿扰》走红后，找孟非写个人自传的出版商不计其数，但都被他拒绝了。但在去年10月12日，孟非走了整整40年。四十不惑，于是他写了四十篇文章，用散文的方式记录过去。

孟非说，《随遇而安》是自己40年人生的一段回顾，“就是老老实实讲，我这一辈子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没多大的价值，唯一的价值就是喜欢我的观众朋友可以买本书消遣一下，了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在童年干过什么，小学多么悲催，多么苦逼的一生，老老实实讲都是大白话。”

读这本自传，不太像看其他名人的传记来励志，反而更像和一个老朋友喝喝下午茶、开开玩笑，可是华灯初上，你和他告别各回各家时，你会觉得许多烦心事莫名其妙不见了，而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又都重拾了起来。

作 者 介 绍

孟非（1971年10月12日），出生于重庆市，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研究生专业，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200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主持人”、“中国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2007年、2008年、2009年主持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名师高徒》。2010年主持《非诚勿扰》收视率在全国同时间段获得第一，节目受到观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2011年6月起开始主持《非常了得》。2012年获得第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鹰奖最佳主持人”奖。2015年7月8日，担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内容节选文笔得到公认

从《奔向亚特兰大》组回到台里，我进了江 苏台二套《都市传真》栏目，在这个新闻专题栏目组，拍摄、编辑、写稿、配音，我都自己来，一个月忙下来工资有一千七八，比起当年干临时工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简直好到天上了。更重要的是，我到了该栏目后不久，从临时工转正成了记者，从此结束了在江 苏台低人一等的生活。当上了体面的记者之后，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陆续做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报道。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种做名记的感觉。

那时，凡是有重大题材，主任几乎都点我去做。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当天，台里要推出一个三十分钟的回顾本届奥运会的新闻综述。当时我们是一个社会新闻栏目，不是体育栏目，领导把这个活儿交 给我的时候离闭幕已经没有几天了。

一分钟片子的解说词是二百二十至二百五十个字，三十分钟的片子差不多要写七千多字的稿子。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期，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的接待规格都降低了，根据上面“要找美国的毛病”的要求，我疯了一样地找资料，把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交 通混乱、比赛延时、裁判误判等属于“《新闻联播》后十分钟”的内容都翻了出来。接下来，就是甩开膀子写解说词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知道要大干一场，写之前我喝了点儿小酒，小睡了一觉，晚上十二点多起来，一直写到快天亮。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简直文思泉涌，就嫌手没有脑子快了，而且越写越觉得牛逼，自己都被自己的文字感动了。最后，我一气呵成写了二十多页。写完之后，取名为“召唤英雄”——亚特兰大奥运会会歌的名字。

到了奥运会闭幕当天，我的这部专题片如期推出。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段气势磅礴的结尾，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古希腊开始，综述本届奥运会的得失，最后讲到人类的光荣与梦想，结尾配上高亢华丽的主题歌《召唤英雄》，我和我的同事，包括绝大多数时候都麻木不仁的审片领导都看得相当激动——事实上，那段片子无论什么时候看，我都会激动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七八年之后，有一次我们一帮岁数、经历都差不多的同事一起喝酒，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有人就说起了《召唤英雄》，说这部片子在编辑部被很多人拿出来放过，特别是最后那段，他们中竟然还有人记得其中的解说词。对于这部片子，台领导也很满意。有领导评价我说：“孟非的片子电视手法很一般，但稿子写得还行。”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也符合我的自我评价。依靠技术的事情我几乎都不行。

迟到一年的公正

一九九六年，江苏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企业状告消费者协会及工商局的案子——三得利啤酒起诉扬州市消费者协会、扬州市工商局。本来消协是为老百姓维权的，结果三得利啤酒把它和工商局都告了。这本身就很有新闻价值。对于这起诉讼，江 苏省工商局很重视，他们请我们台派人到扬州报道庭审。自然，他们也希望媒体能站在工商局方面说话。

按照主任的意思，我只要去拍庭审，报一条消息就行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事情比想象的严重。原来，连云港三得利公司的啤酒品牌叫王子啤酒，在扬州地区，特别是兴化、高邮一带卖得很好。当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扬州的啤酒企业一直想把王子啤酒挤出扬州市场，就找当地消协搞了一个“啤酒口感评比”。结果，扬州地产的啤酒分获一、二、三名，排名最末的则是蓝带啤酒和王子啤酒。随后，扬州当地的媒体配合这一结果进行了报道，有一篇报道中还特意提了这样一句：王子啤酒名落孙山。

这个报道一出来，王子啤酒在扬州的销量大幅下降。三得利公司被激怒了，把评选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的扬州市消费者协会、扬州市工商局给告了。在法庭上，双方律师都很厉害，法庭辩论长达三小时。一般来说，这种案子庭外调解的可能性很大，不太会当庭宣判。结果出乎意料，扬州中院当庭宣判三得利公司败诉。

宣判完了我本来就该回去了，但凭直觉，我认为判决可能有问题——虽然我是第一次接触类似的法庭诉讼。我马上给主任打电话，把事情的经过及我的判断说完之后，希望他再给我三四天时间，到连云港、高邮和兴化三个地方调查一下。主任回我“有把握你就去”。

带着一个老摄像，我首先去了兴化。兴化是这次口感评比后王子啤酒销量下降最大的地方，当地的经销商向连云港总部报告之后，三得利方面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也才有了之后的诉讼。在兴化，我了解到了很多第一手情况。之后我又去了高邮。在高邮我调查了当地销量排名第一的国王啤酒。我很好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多当地人都给了我一个统一而有趣的说法：因为当时连云港的王子啤酒卖得最好，当地啤酒要打垮它，所以叫国王啤酒。

随后，我采访了很多经销商和市民，了解到当地经销商只要进国王啤酒就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政策，而经销王子啤酒则有政策限制。比如国王啤酒可以退瓶，两毛一个，王子啤酒不能退瓶。别看这小小两毛钱，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很实在的，一个夏天喝下来，也不少啊。这显然属于地方保护了。这么一来，当地就没有人肯经销王子啤酒了，也没有人喝王子啤酒了。

采访过程中，我没有通知当地政府，没想到我们在高邮街头转了不到半天就接到了通知，高邮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已经坐在我们住的宾馆里等我了，要和我谈谈，而且还知道了我的名字。躲是躲不掉了。见面之后，宣传部的领导对我说：“小孟啊，政府要扶植地方企业嘛，你们的报道要客观啊！”我说：“一定客观，一定客观，错不了。”

离开高邮，我又去了连云港。到了连云港我才知道，王子啤酒厂是一家大型合资企业，是当时江 苏唯一一个进入欧洲市场的免检啤酒品牌。和它相比，之前我在国王啤酒厂，还看见老鼠在车间里跑。后来我查阅了很多政策和法律文件，了解到一个重要背景，就在扬州搞啤酒口感评比活动的一年前，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过文件，禁止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一切评优、评奖、评比、评选活动。这些评选活动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滋生的土壤，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扬州搞的这次评比及报道显然违反了中央文件的要求。

采访中，扬州方面也做了一些辩解，说那只是口感评比。我反问他们：“口感评比是不是评比？”实际上，酒类的评选依赖三大类指标——微生物指标、生理生化指标和口感指标。前两大类指标要通过仪器来测试，只有口感指标依赖人的主观判断，但做口感判断的必须是有资质的品酒师。而扬州搞的那个口感评比，却是他们自己张罗来的群众评出来的。三得利公司能不告吗？扬州中院判决一出来，三得利公司立刻上诉至江 苏省高院。

在做了充分调查，掌握了一大堆证据后，我做了一条时长为四十分钟的新闻调查。领导看完后犯难了，按照宣传纪律，已经判决的案件，没有改判之前，媒体不能再作报道。为此我又找了时任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刘克希，他看完片子后，除了支持我的观点，还从法律角度保证了片子没有问题，并愿意以自己的职务身份接受我的采访。两天后，为了争取片子能播出，我请刘主任专门找到当时我们的分管副台长，确认我的报道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台长客客气气地接待完刘副主任之后，回头丢给我一句话：“高院判决没有出来之前，片子不能播。”当时我年轻气盛，脑袋一热，向台长保证：“我拿饭碗为这条片子担保，如果高院没有改判，我走人！”台长安抚我说：“你把片子先存着，等高院判决出来，如果跟你判断的一样就播，跟你说的不一样，你也不必走人。”还有就是“你还年轻啊”之类语重心长的话。

当时我很沮丧，但又没有办法，这条新闻调查一压就是整整一年。一九九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时间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三得利公司董事长徐寿可的电话，他激动地跟我说：“今天下午江 苏省高院驳回了扬州中院的一审判决，我们胜诉了！”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台长，报告了这个结果。台长笑了：“你小子行啊，那条片子今晚播吧。”为确保无误，我又把片子调出来认真地看了一遍，四十分钟的片子，我认为没有一个镜头和解说词需要改。最后我只在片子前头加了一屏字幕：这是一条迟到了一年的报道。

随后我把片子要播出的消息通知了三得利公司，据说连云港市市政府当天还组织了收看，影响很大。

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个拍了半个月、等了一年的报道结束之后也再无往来了，当时我顶着压力做这篇报道就是凭着一股社会责任感。

“每日一读”栏目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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