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他为什么会叛变呢（巧电风波与陈炯明的转向）

□ 谷小水

1921年8月18日，在援桂战争中行将底定广西的陈炯明发表巧电(“巧”在民国时期电报日期代码中代表18日)，响应浙江督军卢永祥的联省自治倡议，在西南内部引发轩然大波。此次风波在将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根本性歧异再次公之于世外，更标志着陈氏已决计变道而驰，自行其是，广东政府内部的破裂和敌对已清晰可见。

事件缘起

陈炯明所认同的联省自治，基本主张是要仿行美国联邦制，在中国建立联邦主义的共和体制。具体步骤约分为二：第一步是各省自治，自行制定省宪或自治根本法，进而据此组织省政府，统治和管理本省；第二步是由下而上，自治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完成国家统一。不难看出，联省自治主张处理国事，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方式，与中国自古以来自上而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传统截然异致。

联省自治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初蔚为风潮，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有极其复杂的背景。这其中既有众多国人目睹南北争战经年，国事治丝益棼，对“武力中心主义失却信仰”而求另辟蹊径的社会心理基础，更有部分在南北夹缝之中求生存的地方实力派假公济私，推波助澜。

地方实力派中最早打出联省自治旗号的是湖南军阀谭延闿。1920年7月22日，在直皖战争爆发，粤桂战争浓云密布的背景下，为使湖南置身事外，三度主湘的谭氏发出通电，宣称湘人治湘，且将“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标举为解决国事的基本取径。继之执掌湘政的赵恒惕更进一步，积极制定省宪，推动自治进程，力求自固，对抗南北两方的渗透。

湖南先行一步作出示范后，众多处境相似的地方实力派纷起效仿，浙江督军卢永祥尤为积极。卢“状貌若老儒，务为持重。又善审利害，行事每洽舆情”。直皖战争结束后，作为皖系硕果仅存的地方诸侯，在直系的逼处下，卢氏自感处境艰难，是以积极迎合潮流，以图自保。1921年6月4日，他发表通电，批评野心家们“保持中央集权之名，以为盗国肥己之便，十年九乱，正坐此病”，主张“分权于地方，俾群才各有效用之途，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呼吁“由各省区军政长官选派全权代表，择定适当地点，先筹妥善办法，再付国民公决”。随后又致电西南各省，请“即日派遣代表来杭，组织联省会议，研究讨论，以期制定适当办法，早日推行”。卢之倡议，牵动全国观瞻，使其一跃成为联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卢氏此举虽棋高一着，但著名报人邵飘萍当时即撰文揭破其真实意图，“实则欲利用‘地方分权’‘联省自治’等名词，掌握全省政权于一人一派之手者”。

卢电发出后，四川刘湘、贵州卢焘相继表示赞同，陈炯明也于14日发表寒电，予以响应。电谓：“我国地大人众，各地方往往自为风气，欲民治发达，惟有予以自由，俾之自谋进步。此不特为国家统一计，即为民治完成计，舍此无以达也。”“惟进行之道，条理万端，今得卢督军以热心毅力出而提倡，如获南针，憬慰无极，各省明达度必相与有成，炯明不敏，惟有竭其所能，追随不懈。”两个月后，即将援桂功成的陈氏又发表巧电，除重申前意外，“即请子嘉（卢永祥）督军领衔通电全国，定期在沪开会”，并表示“届时当派代表出席，敬随诸公之后”。有意思的是，陈氏两电，字面上并无显见的差异，但在广东内部引发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前者反响寥寥，浪静风平；后者则激起强烈的反弹，被视作陈炯明与广东政府分途的明证。

轩然大波

寒、巧两电所引发的不同反响，与广东政府的战略规划以及陈炯明的不同态度有关。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进而组建正式政府后，广东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发动迟滞已久的援桂战争，将广西纳入统治范围。经过前期的酝酿和准备，援桂战争于6月18日正式爆发。陈炯明寒电发表之际，正是援桂战争即将发动之时。此时的陈氏身膺援桂总司令重任，正与孙中山同心协力，不遗余力从事援桂军事部署。在此背景下，寒电不易被外界认定存在若何明确的指向性，在广东政府内部自然无从掀起波澜。

随着援桂战争功成在望，广东政府“拟即以攻桂得胜之师，援湘攻鄂，会师武汉”，自8月初起密集筹商援鄂及北伐事宜。是月7日，陈炯明率粤军进驻南宁后，孙中山派遣胡汉民、居正前来，与其沟通北伐意见。但陈氏对广东政府的援鄂及北伐计划有所保留，一面私下明确表示反对，一面则公开宣扬联省自治主张。8日，他在广西省议会发表演说，认为民国“十年以来，变乱相寻，推厥原因，由当初不能采用联邦制，致使中央集权，教育实业无由发展”，寄语诸议员“坚心毅力，迅将省宪制成”。在此情势下，巧电旧议重提，显然是有意立异，与广东政府分道而驰的意图呼之欲出，触发反弹，在所难免。

果不其然，巧电发出后，立刻引起强烈的质疑。非常国会议员萧辉锦、凌钺、张凤九等联名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质询，指出“我政府业已正式成立，大总统亦既依法就职，正统既定，据乱难存”，陈氏作为政府要员呼应卢电主张，甚不可解。随后列举的不解之点主要包括：陈“以国务员之职分，不思拱卫政府，拥护中枢，而反赞成联省”，居心叵测；陈本护法中坚分子，“自宜以维持约法、国会为天职，而乃赞成联省会议、联省制宪，殊与年来护法之主张大相刺谬”；陈系政府之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以行政官之地位，对于国家大计有所主张，自宜秉承大总统之命令，而未可独立行动。查阅其通电衔名，固无大总统钧鉴字样，而内容亦似未尝商承大总统之钧旨。揆之文官职分，僚属关系，似未免过于自由行动”。要求政府方面就如何处置速予答复。

向来支持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华侨团体美洲华侨联合会所发通电，则出言更为犀利，不啻为讨陈檄文。该电怒斥“陈炯明固国民党员，现膺要职，论党义则应服从党魁之命令，论职守则应禀承元首钧旨，断不容擅出主张，甘冒不韪。”进而由远及近，历数陈氏各种狂悖乖谬情形：“返粤以来，初则不愿军府国会再建，继则反对选举总统，……乃援桂告捷，恃功而骄，跋扈鸱张，叛志复呈，竟敢和同敌党，公然附逆。”并推其用心，“无非恶政府之存在，嫉国会之监视，不能遂其垄断政权、子弟为卿、暴戾恣睢、同恶相济之私欲，而欲锄而去之而已。”“应请国会依法提出弹劾，大总统将其下令免职查办，以警悖逆而慰民意。”

国会议员、华侨团体的连番质问，在引爆事件的同时，也使广东政府面临着一场不小的政治危机。萧辉锦等人的质询提出后，参众两院议员非常关注，议论纷纭，个别议员态度强硬，主张即行依法弹劾；大部分人的意见以为，质询既已提出，理应等总统答复后再行决定。议长林森则极为忧虑，因为依照国会条文，凡议员四十人以上连署向大总统提出质问，议长例当咨送，担心此事如果发作，连锁反应，恐将“惹起极大之波浪”。是以一边将质问书暂时按下，一边请田桐等议员分头向联署议员疏通，希望将质问书撤回。

政府方面，孙中山连日在总统府召集重要人物会议，讨论巧电以及议员质询。当林森等人疏通无效，质问书依旧送达时，孙中山经过认真权衡，认为当前援鄂问题最为紧要，如果严肃处理，致使内部发生风潮，不但“为外人小觑”，而且影响援鄂计划之实现，因而决定将质问书搁置不理。陈氏巧电所引发的风波至此得以消歇。

对于巧电在广东内部所引发的激烈反应，陈炯明非常愤怒，据闻他对人表示：“如此局面，尚不竭力维护，反生内讧，余将解职家居，侍母暮年，尚觉得人生之乐。若吾在职一日，决不变吾初旨，随若辈胡闹。”在其看来，联省自治毋庸置喙，风潮发生，全因对方不顾大局。显然，巧电风波虽然暂告停息，但是冲突两方主张的根本性歧异并未消除，两方各执一端，势必影响到广东政府的前途及命运。长期关注南方政情的全国性大报《申报》即指出，“陈之联省主张，久已确定，若双方坚持，将来必有决裂之一日也。”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孙中山坚持武力统一，陈炯明服膺联省自治，这是二人在这一阶段的根本性分歧。

就孙中山而言，清季革命阶段，也曾将“创立合众政府”，建立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1912年履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发现各省若各自为政，国事将难以措手，因而很快就得出了“联邦制度，于中国将来为不可行”的结论。是年8月，《国民党宣言》所列举的五项党纲，第一条即为“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1920年底，孙中山重回广州组建政权后，虽然遭遇联省自治运动的强力竞争，但他始终坚持武力统一全国，图谋国事根本解决的大政方针。

反观陈炯明，其成长经历和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具备孙中山那样的格局和视野，兼以1919-1920年间他在福建“闽南护法区”从事地方建设的成功经验，故而与由地方做起、促进全国革新的联省自治主张一拍即合，并身体力行。1920年11月初，粤军克复广州未久，他发表《告粤父老兄弟书》，公开呼应联省自治思潮，正式阐述“粤人治粤”的理念。

广州军政府重建后，在与孙中山的博弈中，陈炯明的根本立场未曾稍易，且积极寻找时机，推行粤人治粤主张。1921年4月21日，他发布《县自治暂行条例》《县长选举暂行条例》，同时委定全省各县自治选举监督，各县选举随后次第展开。是年8月，随着援桂战争即将收束，孙中山紧锣密鼓筹划援鄂和北伐事宜，陈炯明见及武力统一计划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是以发表巧电，将其决意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志和盘托出。在此之后，陈氏显然自行其是，与广东政府的战略背道而驰，不但在北伐战争紧张准备阶段，以军费短绌为由实行裁兵，拒绝为北伐军提供支持，而且于战争爆发之后发表政治纲领性文件《联省自治运动》，其与孙中山的关系无可避免地走向破裂。

对于陈炯明的离心离德，孙中山多次谆谆以告：“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且既欲保境，则须养兵，所谓养兵以保境，无异谓扫境内以养兵，民疲负担，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负担兵费，犹尚不给，则一切建设无从开始，所谓模范省者，徒托空言。一省如此，已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为各省之害，所谓联省自治，又徒托空言。”将军阀当国语境下联省自治运动的内在矛盾揭示得非常清楚，但陈“虽无以难，而终未肯信”。

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这两种救国主张的争持，最终致使孙中山二度在广东建立的政权中途倾覆。与之前的历次失败不同，此次失败不是来自于敌人，而是来自于“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对孙中山来说，尤为创巨痛深。如何在革命再败之余，痛定思痛，把握时代的脉搏，探寻出达致革命目标的新路，成为摆在他面前亟待思考并给予解答的重要课题。

（谷小水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