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城变化原因（北宋东京发展的特点）
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对城市形制格局产生了浑远的影响。
北宋东京开封城作为与里坊制解体密切相关的城市，在中国传统城市沿革和河南地域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研究价值。
北宋时期的东京城是在唐、五代汴州城的基础上营建的，其内城的基础是唐代刺史李勉修筑的汴州城，外城的基础是后周柴荣修筑的。
北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扩建，并延续在晚唐洛阳开始实行的都市政策和经后周世宗传承的开封都市政策。
建构起北宋东京的都市景观和都市制度的基础，使开封逐步发展成为皇城巍峨，人口逾百万，河运便利的太都市。
与隋唐的长安、洛阳不同，北宋东京城的布局虽然沿袭了隋唐以来的传统，但没有预先的完整规划和设计。
这使得中央“百司”不能集中一地，多分散在里城，杂处于居民区和商业区之间。
整座东京城由3道城墙4条运河、33座桥梁、4条御路纵横交错构成。
宫城居中，外为里城，再外围为外城。御路与其他大小路纵横构成若干居民区，这就是中国传统城市中的“坊”。
坊设有坊墙、坊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吏和府邸才能直接面向城市道路开门。
采用传统的里坊具有加强封建统治和皇城安全的意义。
一般认为里坊制的解体与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关，瓦肆的出现标志着里坊形态的破坏。
但作为城市防御和管理而形成的里坊制度，其解体是个综台因素作用的历史过程，与东京城防御体系、商业发展和管理职能的转变相关联。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城市防御的目的是对外御敢、对内浩安管理。
首先，北宋东京城地处豫东平原，除北面的黄河，无险可守，自建国起，一直遭受辽夏等游牧民族的侵扰。
这对都城防御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宋代军事技术已处于冷兵器向火器过渡的阶段，拥有抛石机和铁火炮等攻城利器。
攻城战术不断创新且运用娴熟，集火射击和步炮协同的思想开始萌芽。这对宋军的城池防御提出了空前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矛盾，东京城构建了由“人”和“物”组成的完整的防御体系。采取的 主要措施有：
（1）加固城池
作为拱卫京师的首道屏障，宋京外城经多攻反复的探襄，最后形成具有瓮城、城壕、羊马城、马面、女墙、敌棚， 敌团、敌楼、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弩台等城防设施齐备的军事城垒。
根据防御要求，东京还形成了三套城（外城、内城、宫城）的格局，并修建了与之相对应的三套护城河。
这样环环相套的城池将古代城市的防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在建筑材料方面，城墙厦其上部传统的角楼，敌楼、城楼、敌团等木构建筑也逐渐改为砖砌。
（2）扩充禁军
随着火器的广泛应用及其杀伤力的提升，必然导致整个城墙系统防御作用降低。
为此，宋廷在构筑坚固城池的同时，还在京师安置了庞大的禁军，形成所谓“前有坚城，后有重兵”的防御体系。
其中，“以兵为险”、“设险以制敌”，更为宋朝所看重。
北宋禁军军营遍布京城内外，在庆历治平年间，更是达到“新城里外连营相望”的程度。
由于京师人口和消费的逐渐膨胀，开封内城“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商业区不断向城外拓展。
这给城市防御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以至后来京师保卫战的前线必须设在数十里外的黄河以北，以防敌军渡过黄河，开封的城墙基本失去了守险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的防御效能与实体城墙相比日显关键。东京的防御任务主要由禁军承担，坊墙基本失去了对外防卫的作用。
因此在以往战争中遭损坏的坊墙也就没有再修复的必要了。
“侵街”行为对坊墙的破坏因不会影响城市的防御安全，其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也逐步被官方所默许。
公元980年，东京的重要街道景阳门大街出现了“侵街”现象，坊制开始解体。
作为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东京城市经济受到更多军事因素和官方控制的影响。
早在束初，拱卫京师的禁军已有10多万人，占全国禁军的一半。
太宗时禁军达35万多人，仁宗庆历年 间已超82万人。
军队的物资供应和保障带动了漕运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东京城市经济的供销结构具有：“依赖超经济的力量，包括官府调拨，通过管工、官商体系，来满足城市主体居民的奢侈性消费以及军事性消费。民间韵商贩贸易，在这里不起主导作用。市场的商品流通，往往被控驭在官府垄断体系之下。”的特点。
庞大的军队消费促进了东京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商业活动已不限于东、西两市。
公元965年，宋太祖诏领开封府，三更以后的夜市不禁。
市不但突破了区域的限制，而且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市制开始名存实亡。
随着坊市制被破坏，东京的坊里不再是古代封闭式的里坊，坊变成了行政管理单位。
坊里出现了商业活动，民众可以随意朝大街开门经营商业，民间的商业活动也开始突破了市区的限制，商业街代替了商业市区。
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对东京城市经济的影响方面，官府的垄断与调控远大于民间商品经济活动。
《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宋徽宗时期东京城郊的商业盛况，在这一历史表象下，其深层原因正是由于受军事防御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变，里坊制解体后加速了城市商品经 济发展的结果。
宋代实行中央集权的兵制，为了保持都城强大的禁军军力，必须仰仗东京城便利的漕运。
东京城市水系漕运和防御的双重功能，是由东京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东京城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下游，交通发达。
就陆路而言，当时开封是个交通中心，有几条道路干线以开封为中心向口方辐射。
在水运方面，北宋东京史称“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历史上是一座著名的北方水城，水系成为东京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
其中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河贯城，是全国各地贡赋漕运东京的重要通道。
漕运作为东京军民的生命线，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宋翰林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是描绘从汴京清明坊到虹桥间的汴河两岸景象。
四河之中，以汴河最为重要，乃为建国之本。
为了储存漕运物资，沿汴河两岸建设了大批粮仓与邸店，并出现了繁华的行市。
这种在水系交通要道上形成的高效、便捷的行市，进而带动了整个城市中街市的形成。
这些新的行市与街市逐步取代了封闭式的坊市制，居住区与商业区交叉并存，大街小巷形成通畅的交通网。
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加之“侵街”等商业行为对坊墙的破坏，对东京治安状况的影响很大。
所以，北宋统治者实行了一种军事编制和军事管理的制度-厢坊制。
《宋会要·方域·东京杂录》记载了至道元年（995年）开封城内设8厢120坊。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将京城外居民划为8厢，并置厢吏管理。
《宋会要·兵》中记载：“天禧五年（1021年）正月，由于京师城外居民继续增加，又重新划为九厢。”
东京采用府、厢、坊三级行政机构，在坊巷之上设有“厢”一级。
“厢”是因袭五代遗制的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大约相当于现在城市的“区”一级。
据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中记载： “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巡检作为基层治安官，是国家杈力实施的基层执行者，承担着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重任。
禁军参与到东京城各项管理之中，对地方秩序维持段社会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巡检制度的建立，与开封府各厢机构相互配台，使东京处于严密的军事监控下，在治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巡检力量的加强起到了更有效地对城市居民的管控作用，而坊墙因失去原有治安管理功能逐渐被废除。
至此，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职能已演变成为厢巡体制。
由此可知，厢坊制管理模式的出现标志着里坊制作为一种城市臂理制度彻底解体。
依此，繁华的商业街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道路也相应减少。
这使得古代城市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封闭型转为敞开型，在都城之外出现了很多居民住宅、店肆和手工业作坊。
城市民居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打破了传统四合院封闭的空间形式，建筑与街道空间相结台，形成了开封传统街道结构形态与空间系统。
这也影响了居民街市生活的行为方式。以人为核心的空间尺度有了生存感和归属感。
步行商业街、传统店面和商摊成为开封城市形态的重要构成。
厢坊制是宋朝对城市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它适应了城市的管理要求。
与里坊制相比，厢坊制更有利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城市防御体系的角度看，厢坊制的实施不仅加强了城市内部的安防动员体制，也使宋代城市超越了城垣的限制，在空间上有了充分拓展的余地。
一般而言，战争与经济水平和人口数量关系密切。
依此，笔者对北宋时期战争次数与总人口规模和东京城市人口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统计比较，进一步阐述战争因素对里坊制解体的影响。
可以看出：战争次数与人口规模基本成反比。
东京作为都城，其人口规模与北宋时期总人口规模波动有内在联系，通过比较，可知战争与经济发展之问的关系。
依据历史学划分，北宋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960-997）、中期（998-1099）和后期（1100-1127）。
相应的有三个时间段较为重要：
（1）厢坊制出现的时间，即北宋至道元年（995年）。
（2）里坊制解体的时间，即萌发于宋太宗末、成熟于宋仁宗时期。
（3）《清明上河圈》所描绘的时代，即宣和年间汴河两岸的清明景象。
而宋太宗至宋仁宗期间，北宋的战争次数相对来说比较多，整个国家的外部形势很不稳定，但人口数量却不是最多的，经济也不是北宋最繁荣的时期。
表明该时期战争动荡与城市治安对城市防御影口自较大，城市管理制度的改变主要依据当时的治安状况而制定。
正因如此，宋太亲末年厢坊制的出现，巡检代替坊墙成为统治者管束民众的工具，厢巡体制代替里坊制成为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制度。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里坊制的解体首先是一种城市管理制度的改变。
北宋自建国初期，战争持续不断，人口虽有所增长，但随着商品经营活动的日益扩大和城市防御体系中坊墙作用的衰退，古典坊市制的城市管理模式呈现出许多弊端，已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变化。
从宋初坊内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肆，到临街商铺，再发展到“侵街”，商业活动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从而导致城市管理问题突出，社会秩序混乱，恶性治安案件不断，火灾额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解决新形势下城市的治安矛盾，宋代统治者在继承前代城市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实施了城市治安管理改革。
于至道元年（995年）推行了开放式的厢坊制度，以取代旧有的里坊制，其结果影响了城市形态的发展。
这与当时北来所处的频繁战争状态下的外部环境以及东京城的整体防御体系有很大的关联。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城市的起源与军事防御密切相关。
尽管宋朝经济繁荣，但由于受对内“重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军事国策影响，造成宋朝经济实力与其军事实力严重失衡的局面。
文官为主的宋代，普遍缺少有力的军事能力，在处理内外军事危机时常处于被动境地。
其优势是相对宽松和开明的政治环境成为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管理层面上政策放松，既重视文人，又没有严格地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活动。
这有利于城市文化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加速了街市的形成和里坊制的解体。
兴起宋太宗末年（995年）的厢坊制的管理模式适应了城市安防和募兵制度的要求，并且更有利于城市治安维护和经济发展。
厢坊制作为里坊制解体的首要标志，对元、明两朝的城市管理和形态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明上河图》作为城市生活的理想画卷，向我们展现了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在厢坊制度下的坊市合一的开放街道空间中，不同的建筑、行业、活动和人物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丰富、且充满生活情趣的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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