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贵在知难而退二辩稿(陈先达哲学随笔三则)
哲学是普惠的智慧
哲学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各门学科的研究者都应该学习点哲学。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研究专门对象的,它的知识属于专门知识。任何一门知识要想不停留于经验层面而达到理论的高度,就离不开哲学,不仅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离不开哲学,而且在关于对象的理解方面也离不开哲学。
每位科学研究者都必须确定,自己研究的对象究竟是客观对象,还是自我的投射?科学研究工作离不开哲学基本路线,即从实际对象出发还是从主体出发的问题;离不开认识论问题,即科学研究的结论正确与否?有没有衡量标准?科学研究怎样才能达到发现和发明?有人或许会说,我们不需要哲学,我们重视事实,重视实证。我们是实证主义者而不是抽象思辨主义者。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实则大谬不然。科学研究当然要重事实,重实证,可究竟什么是事实?实证是重耳闻目睹、重现象,还是重规律、重本质?这就进入哲学领域。如果说对象是依赖于主体的,那么还有没有事实?重视实证究竟意味着重视什么?关于对象的所见所闻都是通过感官,而感官产生的是感觉,在意识中它表现为现象。这就出现了一个哲学问题,光靠眼睛可靠吗?光靠听觉可靠吗?为什么筷子放在水里看起来是弯的?为什么同样的视觉,对同一对象会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同样是耳朵,对音乐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为什么仅凭五官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呢?感官是接纳器,闭目塞听不可能认识世界,可仅以耳目为用也不能认识世界,更不能解释世界。世界上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是无需理性思考的。没有理性的参与,人的耳目只是动物的官能。
画家说,我就是画画,与哲学无关;雕刻家说,我就是雕塑,与哲学无关。可不同艺术部门都追求美。那么,什么是美?这就是个哲学问题。为什么艺术会产生不同的流派,为什么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艺术风格?这就是艺术哲学问题。历史学离不开人和事,可历史学不光是记人、记事,还必须解决历史记载的人和事是否真实的问题。历史有无事实?历史书写能否达到历史真实,抑或只是文学创作?这就是历史哲学问题。至于分析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就必须进行历史条件和历史因果性分析。这也是历史哲学问题。进入解释,就必然进入哲学分析。
对人的安身立命来说,哲学尤其重要。人要安身,得有家,这个家,说得浅一点,就是得有个房子,否则就是流浪街头,无家可归;说得深一点,必须有个家庭,没有家庭就是孤苦零丁。可是哲学上讲的安身立命中的“安身”,并不是简单指有个物质家庭,此处所说的身是与心不可分的身,即人的心灵安放之处。一个人即使有家庭,有所好房子,如果心灵时时处于焦虑不安状态,即便房子再好,也使心灵无安身之处。人要安身立命,就是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坚定的安放之处。庄子式的安身立命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儒家不同,儒者所谓安身立命不是随遇而安而是要有大志向;修己安人,为天下老百姓谋幸福。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可谓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学。安身与立命是不可分的。心无宁日,惴惴不安,灵魂处于流浪状态,何谈安身。要安身,必须先立命,即自己的心灵有所安放。一个满怀烦恼和忧虑的人即便跑到最远的地方也无法逃脱苦恼,在任何地方都无安身之处。
就人的生存而言,安身须要有家,不仅要有世俗的家即家庭,更要有个共同的大家庭即祖国。个人、家庭、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家国观念的人是不幸的、痛苦的。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人尤其是东北流亡学生一听到有人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会泪流满面。有的人以为安身立命只是个人的修心养性问题,这是极大的错误。安身立命,当然离不开个人修养,但无家无国的人不可能真正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一个不爱家不爱国的人,不要侈谈安身立命。即使出家为僧为尼,也不能没有国,不能没有爱国主义情怀。
我们应该区分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它是生命,它的出生和存在对于自己、对于父母亲人都有着血肉关系。爱惜生命,珍重生命,就是珍重自己的存在和自己可以发挥的作用。长寿是人人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过早死亡。中国人总是希望享天年,天年即自然给予人的最高寿命。叔本华说,全世界的人都习惯祝愿长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生命的意义有所了解,而是更多出自人类的天性,即求生意志。可是,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来说,寿的长短并不是标准。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为国牺牲的人虽然死得早,但人们都不会忘记他。相反,即使长寿,一生平庸,也只是活得长一点而已。长篇小说并不一定比短篇小说更精彩。因此,生命的意义不能仅在于它活着,并不是只要活着就有意义。生命的意义必须转变为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转变为你这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生命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存在,除非人类利用自己的力量去赋予生命意义。这是对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非生命的自然属性。人的出生并没有带来意义和价值,而只带来生命和生命的机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待人自己创造。因此,同样是人,他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相同。胡适在《答某君书》中说过类似的话:“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 每个人都有生命,但每个人的生命燃烧时发出的热和光不会是同等的。
再谈智慧相通
哲学有民族性,但哲学作为智慧是相通的,因为智慧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请注意,我说的是智慧,而不是哲学体系。哲学体系,既有智慧的,也有非智慧的,仅属于时代或个人,或仅仅与政治相关。例如,黑格尔的哲学包含智慧,他关于发展的观点,关于事物整体性的观点,关于矛盾的观点,关于量变与质变的观点,关于否定辩证法的观点,关于异化的观点等,都包含智慧,但他关于世界由绝对观念支配,关于普鲁士是绝对观念的实现等观点,则是在为腐朽落后的普鲁士王朝作辩护,显然是非哲学、非智慧的。
哲学可以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甚至哲学家个人的特性,但其中包含的智慧是相通的。研究哲学,要注意把其中包含的哲学智慧和仅属于个人的东西区分开来。我认为世界各国民间谚语格言中包含的智慧是相通的,因为谚语格言是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比如,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小雅》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用“如履薄冰”来教导人们,做事尤其做大事,应该谨慎、应该像踩着薄冰过河一样。这类东方智慧,其实西方也有,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在薄冰上行走,速度就是安全”,二者道理相通。因为这个智慧的依据,是生活经验,是冰的物理特性。冰的物理特性即承重能力有限,全世界都一样。人们的实践经验和日常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哲学的升华也必然相似。
价值也是一样。人类由于生活经验的共同性,可以有共同认可的价值。但价值观却不同,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批判“普世价值”,不是批判价值本身,而是因为西方把它的价值观说成是普世的,以普世价值观冒充普世价值。我们并不反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只是反对西方把它关于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解释认定为普世的。当西方把它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诠释认定为普世的,这种普世性就是虚伪的,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接受这种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接受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西方解释,接受西方设计的政治制度、社会模式和发展道路。现在有些学者鼓吹中国要回到人类的共同道路,这是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另一种含蓄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共同道路是走向共产主义,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是走向大同,按西方学者的说法是走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可是,任何人都应该懂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并不是独立的价值,而是一个社会在政治、法权制度方面的特征,它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具体社会制度。价值是人创造的,不是自然的。自然的叫品质,而不是价值。一块含玉的矿石还只是石头,只有经过打磨才能成为玉。
量体裁衣,鞋要合脚,这是生活经验,一旦上升到哲学就变成一个哲学道理。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个人感觉合脚的鞋却会夹痛另一个人的脚,适用于一切病症的生活处方并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切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唯一模式,我们并不想把它推向全世界。当然,其中包含的经验也可以供参考、借鉴,但最终是否有效还得结合各个国家的国情。没有唯一的适合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没有唯一的治国万灵药方。恩格斯说过,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是骗局。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万灵药方,它必须结合各国的实际,加以灵活运用。
智慧存在于生活中
按规律办事,事半功倍;违背规律,反受其害。《淮南子》中说:“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以规律为指导,可以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违背规律,虽集众人之力,仍然不能成功。治理自然,治理国家,治理社会,都应该遵循规律。正如推车,如果车轮是方的,使多大劲也不行,如果是圆的,则可以轻快地推走。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在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如果求之实际,则容易回答:“夫圣人者,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圣人并不能创造时机,而是能不失时机。一个人,能不失时机,就能有所作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没有革命的形势,任何人都不能推动革命,可有了形势则不然。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与当时诸侯国反秦的力量相比,陈涉的智力、人力、地位都不足道,然而陈涉“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正本清源,才是修养之道,强制只会适得其反。“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人的内心世界不应陷于自我矛盾的困境,“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懂得,“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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