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第一村寨（石朝江汇集黔地）

汇集黔地

——苗族迁入贵州的三条路线

文|石朝江

《贵州通志·土民志》载：“古代苗族……屡经挞伐之后，始见西移。秦汉时犹以湖南为中心……此后乃愈益穷蹙，聚息于黔粤川桂滇，而以贵州为其集中地。”

可见，秦汉时期苗族是以湖南为中心，秦汉之后苗族就逐渐以贵州为中心了。也就是说，远在贵州建省之前，苗族就主要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了。

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说：“贵州一省，地最闭塞。其地：自湖南入者，经镇远、平越而至贵阳；自滇、蜀入者，经泸州汇于毕节；自广西入者，则经郁江上游，皆蛮族盘居之地，故其开辟为独晚……贵州东南境，以古州为中心，环寨千三百余，周几三千里，谓之苗疆。”

|国内苗族聚居区地图

费孝通在《勤劳的苗家 悠久的历史》中也说：“贵州的苗族分布很广，在黔西和黔南都可以看到。除黔东的苗族中心区和在西南兴仁区的一部分外，他们凡是和其他兄弟民族杂居的地方大多是住在高坡上……苗族几家、几十家，零零星星地散居在中心以外各地……苗族从中原向西南迁徙的历史趋向是比较清楚的……如果不是出于不得已，他们怎会走上这条路？”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少量的苗族进入了贵州。1916年,法国学者马司帛洛在《秦汉象郡考》中说:“竹王统治之夜郎国,亦苗种也。”而大量的苗民迁往贵州地方，是秦汉以后，至唐宋元明清，贵州已经成为苗族的主要集散地。云南省的苗族直接从贵州迁徙出去的，后来迁徙至东南亚国家的苗族，绝大多数都在贵州苗疆留下了足迹。

苗族迁徙至贵州，主要是经过三条路线。如前所述，苗族“今三苗”(三大方言)源于“古三苗”。

即：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源自尧“窜三苗于三危”的那一支；湘西方言(东部方言)，源自尧“放罐兜于崇山”的那一支；黔东南方言(中部方言)，源于舜时“叛入南海”的那一支。

三大方言苗族分别从三条不同的路线而聚集于贵州。

苗族迁徙至贵州的第一条路线，即迁于三危的这一支三苗，在三危地域生活一段时间后，又从三危南下巴蜀，西进川滇黔交界的赤水河流域。

现贵州仁怀的后山，即被视为“西苗故里”。“西苗”即指西部方言的苗族。“故里”即西部方言的苗族曾经迁徙定居过的地方。西部方言这支苗族经历了由北而南而西北而西南甚至而海外的大迁徙与大流离。

正如王慧琴《关于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中说：云南苗族的迁徙是西路迁徙线，是从今甘肃敦煌一带入青海而四川，后辗转贵州、云南的。侯健在《论云南苗族迁徙及其文化的形成》说：“‘窜三苗于三危’后，其‘遗种’从三危南下巴蜀，西进川滇黔交界，由于湘黔交界地区苗族起义失败而波及，南迁滇南、滇东南，进入越南、老挝。”

这条路线迁入贵州的苗族，人口最多，流动性最大，除一部分留在黔西北、黔中、黔南外，大部分又流向云南和广西，又一部分从云南和广西漫入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现在海外的苗族，都是这一支苗族的后裔。操川黔滇方言的这支苗族，经历了由北而南而西北而西南甚至而海外的大迁徙与大流离。

|海外苗族

苗族迁徙至贵州的第二条路线，就是黔东南方言(中部方言)一支的苗族，他们极有可能就是“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的那一支的后裔。古代的所谓南海，是指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以及江西鄱阳湖一带。

李国璋在《苗族古歌记载西迁地名与时间考》中考证说：“通过对苗族古歌数个板本及相关资料的研究，得出苗族从东方迁徙到黔东南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陆相间路，即从太湖流域，经天目山、昱岭、白际山西麓、环玉山东麓、仙霞岭西麓、武夷山、九连山、青云山，也就是沿着长江与富春江、瓯江、闽江和珠江之东江、北江的分水岭迁徙，进入珠江之北江上游后，下到珠江口，溯西江及沿岸而上，进龙江、大环江到达驯乐，翻越月亮山、太阳山到达榕江县城后分居黔东南各地……另一条是水路，即从长江口、钱唐江口一带沿海岸西南而下，到达珠江口后沿西江而上，直达榕江

方先……迁徙动因是吴越战争，吴国灭亡。”

流传在黔东南的苗族迁徙史歌《跋山涉水》、《溯河西迁》，都是讲述苗族先民是沿着河流由下游向上游迁徙的。

|中部苗族

黔东南《苗族古歌·跋山涉水》说，苗族先民沿河迁到“松堂坳”后，便分成九大支：一支住方先(榕江)，一支住方尼(台江)，一支住者雄(雷山)，一支住希陇(黄平)，一支住春整(凯里)，一支住兴久(施秉)，一支住兴林(镇远)，一支住旺展(黄平旧州)等，分开过生活。

贵州从江县城原名叫“丙妹”，是个苗语地名称谓。“丙妹”来源于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位老妈妈，是两姐妹，各带一群儿女，由都柳江上来，抵达现今从江县城关，看到这里山好水好，就决心定居下来。姐姐住在河的对面，妹妹住河的这边(即从江县城关)。后来两位老妈妈死了，河两边女儿为了纪念老人，就把河的两岸起名为bib mais，音译“丙妹”。“丙”即我们，妹即妈妈，表示永远怀念带领大家迁徙来这里定居的两位老妈妈。后来，为了有所区分，大家便把河对岸称为bib maif，音译“丙梅”，两者只是音调稍变，其义相同。

中部方言这支苗族从长江中下游迁徙至黔东南后，相对比较稳定，除清朝中下叶苗民雍乾起义、咸同起义失败后，一部分迁移逃亡至黔中、黔南和黔西南外，基本上在黔东南定居生活了一千多年，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区。

苗族迁徙至贵州的第三条路线，是“放罐头于崇山”的东部方言的这一支苗族，即是武陵五溪蛮顺江而上，进入黔东北的松桃、铜仁、印江、思南、江口等县市。

湘西苗族《迁徙歌》云：武陵苗族“一支迁去住平款”、“一支迁去住酉阳”、“一支迁去住洞仁”、“一支迁去住姜湟”、“一支迁去住姜迁”，即迁去今之秀山、酉阳、铜仁、思南、印江一带。

燕宝先生考证说：“今三苗中的湘西方言这一支，就是‘放罐兜于崇山’那一支古三苗的后裔。而从湘西苗族也说罐兜是其英雄祖先。”伍新福教授也考证说：“在湘西苗族中姓石的支系，苗姓叫“仡罐”，其中大石的苗姓更直接叫“罐兜”，他们奉罐兜为自己的祖神。

东部方言的这一支苗族，以湘西为主，只有一部分迁至黔东北，还有一部分迁至川东(即现在的重庆市)，一部分迁至鄂西，湘西腊尔山是苗族的第二大聚居区。

苗族三大方言在远古时候是同源共祖的，他们说着共同的语言，发生差异是迁徙分散以后。三大方言差别大，基本不能互通，说明他们迁徙分开的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

苗族以贵州为中心，一是人口多，历来中国苗族一半世居在贵州；二是唯有贵州都有三大方言苗族，其余9个苗族世居的省市区都基本只有一个方言的苗族。

据相关资料介绍，元明和清初，进入贵州的苗族又继续向云南各地迁徙。这一时期，苗族进入云南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经黔西北威宁一带进入滇东北及武定、禄劝等县；一是经安顺地区由黔西南兴义等地迁入滇东南(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滇南；一是经四川南部筠连、叙永等地南下进入云南东北威信、彝良等地。

元大德2年(公元1298年)，“八番(今贵州惠水)桑柘蛮王二万、马虫等叛杀巡检。”苗族起而与之联合，遭到官府的屠杀驱赶。大德4年元派大军远征“八百媳妇国”，大军经过黔中地区，“恃其威力，虐害百姓”。次年土官宋隆济发动苗族、仡佬族起义，水东、水西、乌蒙等地苗族亦纷纷响应，被元军残酷围剿与镇压，使得上万户苗族家被人亡，流离失所。湖南保庆府苗族于元末战乱时移避贵州的亦不少，最后定居于水城一带。

|水城苗族

据《贵州通志·民族志》记载：明朝初年，湖南城步、武冈有一部分苗兵由胡大海率领，被证调到贵州的西部戎守，其后裔现居于晴隆、普安、六枝(原郎岱)、盘县、水城等县。《郎岱县志稿》卷1指出这一部分“明初移来之楚地人”，“即古之荆蛮”。

同时贵州大批苗族迁往云南。如《邱北县志》第2册载该地“苗族2000余人，明初由黔省迁入。”天顺3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干巴珠等起义失败后，有4490人被杀，5500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王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人民遭屠杀，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被迫向四周逃亡。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贵阳和安顺等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迁居。

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从川南征集3000苗兵讨水西，事平之后令其一部定居于大定府瓢儿井的兴隆、八堡等6寨内，被称作“六寨苗”。从广西征来剿水西的另一部分苗兵，事平之后在修文、清镇、平坝、大方一带定居，人们称之为“素苗”，他们说话至今仍带广腔，老人逝世要让其灵魂回广西“跳年”。原住普定、郎岱的许多苗族，则在吴三桂“剿”水西时为避战乱而逃往云南文山地区。

|文山苗族

吴三桂在西南起兵反清时，清廷为平定吴三桂叛乱，派平寇大将军贝子章等领兵30余万，由川、黔、桂四路入滇，云南的苗族人民为了逃避屠戮而被迫迁徙国外或滇西边境。清代“改土归流”时，以“伐山通道，穷搜窖宅”的办法对护黔南和黔东南苗族人民，幸存者有的被迫“发而出佣内地”，有的被迫发配到各省为奴，有的则组织起来继续进行斗争。

黔东南的一部分苗族不愿坐以待毙，又不甘受压迫，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着小孩，手捧着蚕种，足穿着草鞋，翻山越岭向黔西南迁徙，其中一部分经兴义移入云南文山地区，一部分经黔中南迁入安顺地区。

滇东北的苗族，有的也在这时移入战乱后人少地荒的毕节、大方、黔西一带。土司、地主的沉重剥削、封建官府的苛虐赋剑，迫使川南苗族逃亡。“叙永、永宁旧为苗人故居，凡土著皆苗人，今皆窜居山谷，”他们“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田，往往负租逃去。”

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的苛虐刑法，也使得众多苗族人民背井离乡远徙他乡。清律规定：“凡土蛮瑶僮苗人……所犯系死罪，将本犯正法，一应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俱令迁徙。

如系军流等罪，将本犯照条例枷责，仍同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一并迁徙。”一人犯罪，全家迁徙。如此之法律，也使得众多的苗族背井离乡，去寻找安全地带。

作者简介：

石朝江·苗族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等。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世界苗族迁徙史》获贵州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出版著作《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等，合著、主编多部作品，个人科研成果字数达5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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