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给咸丰帝解难题（咸丰皇帝鼓励大臣说真话）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即位。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颇有振作之心。他罢斥了朝廷里的主和派代表人物穆彰阿、耆英，大胆任用肃顺等改革派官员。他每天勤奋工作，亲自批阅奏章，不像父亲道光皇帝那样，在晚年时主要靠军机大臣拟旨。

不仅如此，咸丰皇帝还下诏广开言路，鼓励大臣说真话，给朝廷提意见，“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

一石激起千层浪。咸丰皇帝这个决定，就像一股清新的微风，吹进让人昏昏欲睡的政坛。就像曾国藩所言：“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这是说，十年来，大臣从来不说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上有什么弊病。负责进谏的官员，也从不指出皇帝的失误，弹劾大臣的过错。

包括曾国藩在内，许多大臣都奋笔疾书，积极建言献策，奏折就像雪片一样，飞到咸丰皇帝的案前。曾国藩接二连三地写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从政治、经济、社会、财政等方面，对清朝面临的各种危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一一提出对应之策。

对于这些奏折，咸丰皇帝最初还看得津津有味，聚精会神。可是，当越来越多的奏折摆在他面前时，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到了后来，大臣再给他提意见，他要么草草读一个开头，批个好，扔在一边；要么直接就驳回了。

更有甚者，咸丰皇帝在召见大臣时，动不动就说“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一幅“大清是我的，我爱咋地就咋地”的样子。

对于咸丰皇帝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曾国藩很不满意。1851年，曾国藩已经40岁出头。在官场混了10多年的他，照说也该有了处事圆滑的生存技巧，但他在关键时候，还是显现出“愤青”的一面。曾国藩决定，再上一道措辞激烈的奏折。

这封奏折叫《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奏折里，曾国藩将矛头直接对准咸丰皇帝，指出了他存在的3个缺点。一是精于小节，疏于大计。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畿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这是说，这3个缺点如果及早改正，还不怕。任由发展下去，形成了弊病就无能为力了。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是什么样的反应？《曾胡谭荟》记载：“帝览奏大怒，大怒，捽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咸丰皇帝的暴脾气当场就发作了，将曾国藩的奏折扔到地上，马上召集军机大臣，要治曾国藩的罪。

平心而论，曾国藩这封奏折的确犯了大忌。唐朝、宋朝、明朝时期，大臣经常上奏折批评皇帝，皇帝并不会觉得是对自己的冒犯。可到了清朝，君臣之间，界限分明。大臣再也不敢像前朝那样，动辄对皇帝进行批评了。别说批评，就连寻常奏折，在撰写时也要字斟句酌，反复考量，生怕一不小心就犯了皇帝的忌讳，搞不好人头掉地。

眼看曾国藩大祸临头，幸好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站出来帮他求情，平息了咸丰皇帝的怒火。后来，咸丰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颁发了一道上谕，在为自己辩解之外，还是表扬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

咸丰皇帝最后交底了：“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当皇帝有皇帝的难处，当大臣也有大臣的不易。咱们以后就好好干吧。

不过，虽然这次咸丰皇帝没有为难曾国藩，可后来还是给他穿了不少“小鞋”。曾国藩开创性地建立了湘军，成为抵抗太平军的中流砥柱，咸丰皇帝却一直舍不得给权，一度还气得曾国藩离开军队，回老家奔丧。咸丰皇帝在死前一年，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参考资料：《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史稿》《清实录》《曾胡谭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