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最不该杀的三人（诸葛亮对梁甫吟中）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不仅仅因为《三国演义》的刻画，在历史上的诸葛亮也很厉害，总揽蜀汉的军政大权，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还能抽空去曹魏境内浪一浪。但是因为诸葛亮要管的东西太多，最后劳于军务，病逝于五丈原。

其实在为刘备忙前忙后之前，诸葛亮还是有一段很舒服的日子，没事种种地，参加一下荆襄士林的文化沙龙，过得很happy。期间诸葛亮很喜欢念一首诗，也被后人视为诸葛亮唯一的诗作，那就是《梁甫吟》。

《梁甫吟》到底是不是诸葛亮亲自写的，这个小编不好说。但《梁甫吟》确实是诸葛亮非常喜欢念的一首诗，以至于在《三国志》中也提了一笔。

小编以为，从《梁甫吟》上或多或少能够折射出诸葛亮的早期的思想和志向。我们首先来看看相关的史料，和《梁甫吟》这首诗。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梁甫吟》：“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诸葛亮虽然在荆州南阳邓县定居，也完美融入到荆襄地区的文化圈子，但诸葛亮的老家是徐州琅琊国阳都县，袁术、刘表支持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到扬州，又被汉室认证的“正牌”豫章太守朱皓所逼，这么来到荆州。

而阳都县原先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地盘，诸葛亮创作（不确定）、吟诵这首《梁甫吟》，或许就与诸葛亮的故乡处于齐地，受齐文化影响有一定关系。那么《梁甫吟》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梁甫吟》中的故事——“二桃杀三士”

《梁甫吟》很明显是一首叙事诗，里面讲了一个典故，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这是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下面小编就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在齐景公时期，齐国有三个勇士，分别叫做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个勇士悍勇非常，都立下大功，但也都养成恃功而骄的性格缺陷。

晏子看到这种情况，就对齐景公说，这三个勇士虽然好用，但是太桀骜不驯，这样的勇士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危害到国家，应该尽早除去。

齐景公被晏子说动，但害怕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临死前的反扑。晏子就针对三人傲慢、暴躁的性格，想出一招智取的手段。他给三人送过去两个桃子，对他们说：“你们三个人可以论功分桃。”

分桃的人有三个人，桃子只有两个，肯定有一个人吃不到桃。晏子的意思就是挑起他们火并。这么浅显的道理三人没道理看不出来。桃子不重要，面子很重要，这条计策对齐国三勇士来说就是阳谋。

公孙接首先说，自己曾与猛兽、幼虎搏斗，这份功劳有资格吃桃，于是先下手拿走一颗；田开疆随后说，自己多次带兵击退侵略齐国的敌国军队，凭这份功劳，也能够吃桃，又拿走一颗；古冶子反应有点慢，可能还没组织好语言，到他那里桃子都没了。

古冶子不甘人后，但象征荣誉的桃子被前两个人拿走了，不由得大怒道：“我曾经跟着国君渡过黄河，突然钻出一个大王八叼住马车的左马，当时还是我入水搏杀掉这只大王八，左手拽着马尾，右手提着鼋头，从水中跳出来。凭借这份功劳，我凭什么不能吃桃？你们两个快把桃子还回来！”

公孙接和田开疆一听，感到十分羞愧，说道：“我们勇猛不如你，功劳也赶不上你，拿走桃不让给你，是贪婪；做了这样的事苟活，是懦弱。”于是二人把桃子让出来后都自杀了。

古冶子看到公孙接和田开疆自杀，也感到很羞愧，叹息到：“二人都死了，唯有我独活，是不仁；顾忌别人的看法，夸耀自己的功劳，是不义；对自己不满意却苟活，是懦弱。”于是古冶子也自杀了。晏子就靠这个小小的手段，除掉三个让齐景公忌惮的勇士。

诸葛亮在《梁甫吟》上的寄托

《梁甫吟》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这个存疑。但诸葛亮经常吟诵他，肯定有感情或者志向上的寄托。

关于诸葛亮在《梁甫吟》上的寄托，有两种说法。一是诸葛亮认可晏子的做法，赞赏晏子“二桃杀三士”的高超阳谋。“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诸葛亮虽然躬耕于南阳，但内心中也有出仕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

这一点从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就能看出来。管仲帮助齐桓公 称霸，乐毅帮助弱小的燕国连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二人都是流芳后世的风流人物，诸葛亮也想做这样的人。他是认可《梁甫吟》中晏子的权谋的。

还有另一种说法，站在上述说法的对立面。诸葛亮同情自杀而死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讽刺施展阳谋的晏子。

《梁甫吟》中“一朝被谗言”一句，感情色彩已经非常鲜明了。

这种说法可以从两点上看出来，第一、诸葛亮后来也成为蜀汉丞相，但他对待李严、杨仪、魏延这样的桀骜不驯之人没有采取晏子那种谲智的手段，而是安抚、周旋，打击李严的时候也是堂堂正正。可以看出在用人这一点，诸葛亮和“二桃杀三士”中的晏子是不同的；第二、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可问题是管仲和晏子齐名，都是齐国名相，被并称为“管晏”。诸葛亮不自比“管晏”，而自比“管乐”，也说明他对晏子是有一些不认可的。

综合来看，小编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参考文献：《三国志》、《晏子春秋》、《释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诸葛亮早年心志及行迹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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