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瘟疫前兆（历史瘟疫学鼻祖）

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一直是在同疾病等自然灾害博弈中延伸的。

在我们今天大规模展开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不仅又让人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防治。也不禁联想古代人们是如何抗击瘟疫的。

远的不说，距离我们几百年前的明末，就有一位防治传染疾病的优秀专家，他所创立的瘟疫防治学说，曾领先西方世界200年，对后世瘟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电影《大明劫》中，演员冯远征在片中主演了这位医学专家。

他的名字叫吴又可（吴有性），江苏吴县东山人。他自小学医，瘟疫为他提供了大量磨炼的机会，让他得以自学成才。和诸多奋斗在前线的医者一样，吴又可在疫区不断奔走，寻求治愈之法。他大胆推翻旧法，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

吴又可非常注重实践，当时的医者多指望从古籍之中考证出克服瘟疫之法，而吴又可认为只有深入疫区，才能找到办法战胜瘟疫。他不仅仅和病人亲密接触，有的时候甚至去考证动物是否和瘟疫有关。他提出：“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种属免疫”现代医学之中是常识，但在当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常不容易，吴又可在乡村四处寻访，在牛棚、猪圈和鸡舍之中长久逗留，只想要寻求一个科学的答案。

很可惜，这样一位济世名医，却死于清兵刀下。

1644年清军趁吴三桂反叛挥师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为巩固统治颁布“剃发令”。生于江南的吴又可坚持气节，拒绝“剃发易服”而被处死，妻子携子投河殉情。

吴又可从年轻时就开始行医天下，在瘟疫（传染病）防治方面颇有成就。

明朝崇祯后期，饥荒肆虐、瘟疫流行，李自成张献忠接竿造反，全国陷入天灾人祸的混乱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瘟疫蔓延。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各地医病郎中普遍用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予以治疗，均无效果，致使病情不断发展，各地枉死者不可胜数。

吴又可不顾危险，亲自到灾区考察疫情，积累第一手资料，决心探明究竟。

他追寻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撰写出全新的《瘟疫论》一书，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不仅开中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也在世界医治传染病学上成为伟大创举。他认为瘟疫并非是六淫之邪侵略，而是因为“疬气”所致。所谓疬气，是指天地之间存在的一种“异气”，用现代医学的解释，就是“病毒”。而且，吴又可确认，疬气的传播途径就是经由人的口鼻进入人的体内。疬气的盛行是和地区、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且吴又可还注意到，当传染病在人类之中横行之时，健康的人和患者接触之后，要隔若干天才会显现出这种疫病的争创，所以他认为疫邪到发病是有一段间隔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潜伏期”。对于治疗之法，吴又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种病只有一种药治疗，“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数日法日行之 ”；“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

然而，吴又可的创新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甚至被后来医学大家们视作“异类”。清代的中医大师陈修园对《瘟疫论》如此评价：“创异说以欺人，切不可随波逐流。”而多年之后，吴又可的观点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吴有性强调，温疫的特点：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

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必须与伤寒病分开另论。

吴又可坚定认为，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疠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

吴又可详细分析了瘟疫侵犯途径、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他确定，温疫疠气侵犯人体的途径，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此处称为膜原。

吴又可所说的膜原，是说明温疫之邪在人体之内，有着外可连于表，内可入于里的特点。

他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

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疠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疠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

吴又可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

他的见解，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

吴又可这些在几百年前提出的独到见解，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

瘟疫侵袭人类，人类从古至今同瘟疫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两汉时期是古代对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东汉时期暴发的“毒言”是汉代在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一种皮肤性传染病。王充在《论衡言毒》中对该瘟有载：“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

吴又可作为明代医生，在《瘟疫论》书中所列瘟疫病种与东汉时期有所区别。他列出的有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

进而明确告诉世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其症状与伤寒相似而实际迥异。

此前的古医学书籍，从未对瘟疫分门别类，吴又可都一一加以分辨并作了阐述，并推出预防制方。其中著名的剂方有达原饮、三消饮等。

在治疗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理论，临床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他的“疠气”之说，首先肯定它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

吴又可还指出，疠气是多种多样的，有特适性的，更有偏中性的。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中医总是奋战在抗病的前沿，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百姓安危尽力服务。

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留下的典故，都是有关防治瘟疫的。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造就了诸多名医，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

生逢乱世的吴又可身为名医，不惧危险深入疫区，接触病人，还提出以物遮掩口鼻的防止传染措施，并提出通过隔离病人、焚烧尸体及病人用品等方法，以阻止疫情扩散，都实实在在收到了防控效果。

据说吴又可毕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遇有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他也往往会妙手回春，出奇制胜。

相传有一天，他接待了一位重患。这位患者被认为是染了瘟疫。症状是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

从症状看，病情危重。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病仍不减。

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方的。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结果，患者连服半月而痊愈。

1642年，吴又可在亲历各地的疫情后，首次提出瘟疫是病人中了一股“疠气”，疠气通过口鼻、人与人之间的呼吸传播，“疠气”便是瘟疫的根源。

吴又可的“疠气说”惊世骇俗，被有的同行斥责为“巫医”，甚至被后来医学大家们视作“异类”。清代的中医大师陈修园对《瘟疫论》如此评价：“创异说以欺人，切不可随波逐流。”一时间，没有人敢让吴又可诊病，当吴又可把煎好的药递给病人时，曾被听信谣传的病人一手打翻。而多年之后，吴又可的观点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但吴又可并不放弃自己的见解。终于，有些病人决定尝试喝吴又可配制的汤药，并发现服药后的病情重者减轻，轻者转好。很快，吴又可的学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经过推行他的治疗方法，瘟疫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吴又可所著《瘟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给后世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

直至今天，我国中医应用吴又可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仍十分有效。

时至今日，吴又可依旧是中医和西医都一致褒奖的医学大师，他提倡的“疠气说”突破了中医的“六淫说”，他是具有西医思维的中医大师，他逝世后不久，显微镜问世，“疠气说”与后来西医之中的“微生物学”有相似之处，让他从近代开始备受推崇。世界上最早提出传染病学得的是意大利的医学家吉罗拉摩·法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 1478-1553），第二位就应该是吴又可。

吴又可的治疗理念蕴含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只叹他生不逢时，有创新的手法，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良好的研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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