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鄢郢之地(楚都郢郢城)

按:楚人酓达(熊通)僭越称王之后,设立郢。依据传世文献,人们普遍认为凡带“郢”字的城邑,都是楚都,如鄢郢、陈郢、寿郢等。然而,自《楚居》问世以来,人们突然发现楚国的郢城多达十余处,以其楚国的实力,这些郢城不可能都是楚都。一时之间,人们议论纷纷,一方面这些郢城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它们究竟在哪里?今天就来揭晓这一谜题。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篇。

楚国鄢郢之地(楚都郢郢城)(1)

《楚居》局部

《楚居》析文:

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至成王自若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蒸之野徙居鄢,鄢徙袭为郢,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

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吁。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王自司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䣜。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垪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以上节录)

一、湫郢

关于楚国的国家建制,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我认为楚国在酓达(熊通)称王之后,实行的是“都邦制”,严谨的说法是“一都一邦制”,即一城为都,一城为邦。这一观点至今未被楚史研究者重视和提出。

楚惠王时,“白公起祸,王太子(熊中)以邦复于湫郢。”楚柬大王(熊中)时,“王太子(熊当)以邦居朋郢。”,以上两条记载,均见于《楚居》。包山楚简第8简:“王(楚怀王)游于蓝郢之游宫,焉命大莫敖屈昜为命邦人内(纳)其溺典”,此“邦人”之“邦”即楚邦。怀王时的楚邦不详,疑为朋郢。

楚昭王时,阖闾入郢,郢都(福丘)遭到毁坏。在楚国动乱之际,令尹子西的首要任务就是“安邦定国”,只是时机不成熟,直到公元前504年,“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

子西“迁郢于鄀”,实际即“迁郢于邦”。那么问题来了,此“鄀”是若郢?还是鄀邑呢?在前文“若国迷津”中,我们已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且从《楚居》的记载和楚国历史的走向分析,若郢从来就不可能是楚邦。那么,此“邦”在鄀邑何处呢?

《水经注》载:“沔水又经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适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鄀卢罗之地也,秦以为县。”

按《水经注》所言“县北有大城”,果然在罗山遗址(鄀邑)以北,直线距离大约16公里处有“小胡岗遗址”。

“小胡岗遗址”位于宜城市东南郑集镇红星村,处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平缓冈地上,遗址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其面积小于楚皇城遗址面积(220万平方米),大于宜城郭家岗遗址面积(1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5米。暴露出灰坑。采集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夹砂红陶,纹饰有绳纹、瓦棱纹,器形有鬲、豆、盆、罐及板瓦等。

从卫星地图看,“小胡岗遗址”东临汉水,南靠蛮河,非常方便水上交通。在遗址的周围,有一东西长约6000米,南北宽约2500米的不规则半椭圆形环绕水系印痕(西到肖家冲,东到何坡村西,北到扬旗岗,南到下武当),印痕不知何时形成,遗址处于印痕的东北角。

从“小胡岗遗址”规模来看,已非常具备郢城的规模。然而,此处并不是《水经注》所说的楚昭王自纪郢徙都之处。一是经考古发掘,此处被确定为战国遗址,非楚昭王所处的春秋末期。二是“小胡岗遗址”地处蛮河以北,其北5公里处就是今楚皇城(鄢郢),以蛮河为界,显然它已进入鄢地。从时间和所处位置来看,它均不符合相应的条件。

“小胡岗遗址”极有可能是《楚居》所言的朋郢。《楚居》载:“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䣜。王太子(声王)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垪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朋郢与鄢郢如此之近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显然它的命名不依地名,而是根据地理位置与属性来命名的。《说文》:朋,辅也。《疏》凡言朋者,非惟人为其党,性行相同,亦为其党。《广雅》朋,比也。朋,类也。比,近也,又从也。本义并列、并排。垪通并。故朋郢又可称作垪郢,言“以为处于垪郢”,垪才是地名。

既然楚“邦”不在鄀邑的北方,我们转向“罗山遗址”的南方探寻?

《括地志》载:“鄀城东南有楚王城”。

《春秋左传正义》:“(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巴人),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絰。”杜《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

《大清一统志》:“湫城在钟祥县北,《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伐黄,还及湫。《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水经注》枝水西南流迳湫城东南。”

《春秋大事表》在“襄阳”下言宜城:“罗国在县西二十里。楚鄢在县西南九里,古鄢国。楚鄀在县西南九十里,后徙郢于此,兼称鄢郢。楚湫在县东南。”

《大清一统志》谓湫在湖北省钟祥县北,《春秋大事表》谓在湖北省宜城东南,其实一也。《水经注疏》则将湫城置于汉东。不管怎么说,湫城的大体位置是确定地,即在今宜城南,钟祥市北这一区域。

可以肯定的是湫郢不会在汉东,结合《水经注·沔水》所言“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湫郢当在“石山”之下,“沔津”之旁。石山即指钟祥市磷矿镇所处的西南方位的山系,最高处建有“古烽火台”。今仙女山下有浰河,从双河镇过来,自西向东,在浰河口注入汉水。疑“浰”为“湫”字之讹变,今浰河,即古湫水。在古湫水和汉水的交汇处,即《水经注》所谓“沔津”,此处有大片淤积区,汉水明显东移。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十三入江巨川三“汉水”条云:“又南六十里,有乐乡河自西北来,注之。”原注云:“乐乡河即夹峪河,源出南漳县西南界老龙山南麓,……东南流二百余里,合西南一水,流经钟祥北境。又百余里,有石桥河,西自山东,流经石桥驿南,又东,合西南来之荆门山北水,东北流来会,又东入汉。”

乾隆《钟祥县志》卷一《山川》“俐河口”条云:“俐河口,县西北五十里。上泉、象河及汉西诸港水逗朱家埠,有汤泉,泉亦达于小河而出口,入于汉。”

今人朱道清编纂《中国水系大辞典》汉江水系“利河”条云:“汉水支流。在湖北省北部。二源:南源出荆门市西北部胜景山北麓;北源出荆门市康家大山东北麓。两源流至双河口汇合后,东流,经钟祥县双河、朱堡等乡镇,于磷矿镇利河口,注入汉江。”

公元前676年冬,巴人伐楚。公元前675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因失败“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凯旋归来,“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正义》注:“黄,嬴姓国,今弋阳县。”此注有误,非弋阳县,应为潢川县。潢川县隆古乡有黄国故城遗址。

《春秋左传》记载楚文王“伐黄”及其去世过于简洁,后人多有争论。普遍认为楚文王最后居“福丘”,即大郢,今荆州。其伐黄路径当自荆州出发,经安陆,翻越大别山脉,打败黄国后,溯淮河到至桐柏,再至襄阳,沿汉水过宜城,前往湫郢。我认为可能并非如此,巴人伐楚的路径不是沿长江而来,而是沿汉水过来的。后来巴人攻楚一直走的是汉水,这也是楚文王在汉水两岸(今襄阳一带)分设若郢和樊郢的主因。如公元前479年,“巴人伐楚,围鄾”。公元前477年,“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后汉书·郡国志》载“邓有鄾聚”。李贤注“《左传》桓九年楚师围鄾”。鄾在邓,巴人沿汉水至邓伐楚“鄾”为捷径。

春秋初期,楚国在汉水的西界与郧国接壤,“楚子御之”必御之于国门。“大败于津”,此“津”既不是杜预所言的江陵之津乡,也不是郦道元所指的枝江(罗)县西三里的津乡,而是楚国与郧国交界处的某一汉水渡口(按:直到公元前616年楚穆王伐麇,“于锡穴”,楚境才扩展到今郧阳区五峰乡一带)。楚文王失败后,向北回到为郢(详见后文),“鬻拳弗纳”。这样其伐黄的起点当自为郢出发,至桐柏,沿淮河前行,直达潢川。伐黄后,西行至信阳,过随州,再到湫郢。到达湫郢时楚文王得病,一说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不知此说何来。

综合各方面因素,湫郢的位置大概在今钟祥市磷矿镇朱堡埠附近一带,因近湫水,故名湫郢。子西“迁郢于鄀”,实际是迁郢于鄀地的“湫郢”。湫郢在楚昭王时为楚“邦”。子西“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即以邦定国。

朱堡埠以西有陈安村遗址,即湫郢。陈安村遗址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500,总面积75万平方米(按:春秋早期的郢城大多规模较小,如樊郢仅有50万平方米;战国时期的郢城则相对较大,这与国力有关),城墙已毁,有城壕残迹,遗址以西存有春秋至战国间墓葬46座,还有若干局址、灰坑。

从卫星地图来看,湫郢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向东不足5公里即汉水,处于楚汉水中间地带,扼楚国水上交通要道之“咽喉”。向西10公里有石桥驿,楚国从郢都(荆州)至申(南阳)的陆路大通道“驲道”即自此路过。湫郢为楚文王营建设立。

至此,让我们再读《楚居》,一件事就豁然开朗了,楚昭王时“阖闾入郢”,子西“以邦定都于湫郢”,楚惠王时“白公起祸”,“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可见“湫郢”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前期,一直是作为“楚邦”存在的。

《楚居》:“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湫郢后来屡有更名,曰为之,曰肥遗,曰酉澫。

楚国鄢郢之地(楚都郢郢城)(2)

湫郢、樊郢、若郢、鄢郢、朋郢 位置示意图

二、樊郢

《楚世家》:“二十七年,若敖卒。”公元前763年,焚冒酓帅即位。

《楚居》载:“至焚冒酓帅自若徙居焚”。

笪浩波先生认为:“‘焚’简文作‘樊’,樊是焚的异体字。在今襄阳市樊城的可能性较大。‘焚’应该就在汉水北边的不远处。”笪先生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诗经·大雅·蒸民》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通志·氏族略》载:“樊姓,姬姓,周文王子虞仲之孙仲山甫,为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左传》作阳樊),因邑命氏”。此即公元前825年周宣王册封仲山甫为樊侯之事。古樊国遗址位于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曲阳村一带。因此,周宣王时期不可能有两个樊国,从“城彼东方”来看,樊国也不会跑到“南国”来。焚冒所居之“焚”,实际是个地名,而非国名,从地理区域来看,应属于古阴国之地。

焚的具体位置今已难考,但它可能与后来的樊郢有关联,疑樊郢所处即焚之址。据考樊郢在襄阳市樊城区团山镇邓城村,今称邓城遗址,位于汉水正北不足6公里。郢址基本保存完好,近方形,周长约3150米(南北长800~825米,东西宽600~675米),面积约50万平方米。夯土城墙,现存一般高度为3~5米,东南角为最高点,高出地面约6米。城垣厚20~30米。东、西、南、北四面各设一座城门。城外护城河宽50米左右,现已改为水田。因樊郢是在焚城的基础上所设置的,所以其与楚国的郢城当有一定差距。从发掘现场来看,邓城不是一座孤立的城池,它的周边还分布着一些“卫星城(敔)”,用来拱卫着它。

樊郢系楚文王所设立。樊郢南邻汉水,北接南阳盆地,为楚国在汉北的战略要邑。楚文王于此处设立樊郢之外,其于汉水之南还置若郢,在相距不远的同一个地方设立两座郢城,可见此地对楚国战略地位之重。从彼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分析,其针对的主要是巴人的威胁,当然此处也是贯通楚国南北——疆郢与为郢的战略要冲。事实也证明襄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三、若郢

如果你前面读了我的《“若国”迷津》,对若郢就比较好理解了。在此简要概述一下吧。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商周时期,今襄阳境内封国有:邓、鄾、若、谷、罗、邔、阴、唐、厉、卢等。西周末期,若敖酓义居若,若国尚存,所谓“居若”实际是酓义被周宣王(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83年在位)迁居于若地,楚人实为若国人的附庸。(若敖居若的原因和地点我们后文再讲。)

公元前740年楚武王熊通即位,灭若国。武王灭若的时间历史没有记载,大约在其即位后不久,楚侵申之前(公元前738年)。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之子熊艰即位,史称楚堵敖,在位只有五年。“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从徙袭二字来看,若郢非堵敖所建,当是楚文王之功。若郢在若地,时若人仍未被迁。

公元前672年楚成王弑兄夺位,后迁若人于商密,始有上下之鄀,以故地为上鄀,以新地商密为下蠚。楚穆王时,若人“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左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夏,秦人入鄀。”穆王迁若人于鄢水(蛮水)以南、湫水以北的故罗国地,即今钟祥市胡集镇罗山村,仍称下蠚。《水经注》所曰“鄀子之国”,后人称鄀县。淅川商密下蠚遂废。

楚成王在位47年,楚穆王在位12年,二人为父子,因此若人居淅川下蠚的时间不长,在商密一带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会太多。

自楚成王至楚惠王约200余年,上鄀的存续时间较长,应有较多的上鄀文化遗存。《上鄀公敄人钟》《上鄀公簠》为这一时期青铜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世纪末出土于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上鄀公簠》,系上鄀公为墓主蔿子冯赗赠之物(墓主不是王子午,详见后文)。蔿子冯是楚康王时令尹,此亦反证楚康王时上鄀业已存在。同样出土于湖北襄阳山湾春秋中期楚墓的《上鄀公簠》,也是上鄀公为他人(墓主)赗赠之器(若国不可能跨过汉水)。

上鄀的历史沿革较为模糊。郦道元《水经注·沔水》:“(襄阳)城枕汉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襄阳一度改称“相阳”),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北津戍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上鄀故城遗址大概即位于此。上鄀故城遗址的前身,应该是若郢的所在地,仍需未来发掘证实。

总之,湫郢、樊郢、若郢,均系以地(水)名城,为楚文王始设。

楚文王即位之初,以武王的“郢”为都,遂更名曰“疆郢”,并沿汉水(楚国南北轴心区)设立四郢,它们分别是“湫郢、若郢、樊郢、为郢”,开楚国设立郢城之先河。再以诸郢为中心设敔(列城),敔下设邑。并对所灭国实行“县之”政策,灭国设□(宀 或),□下设邑,邑下设里。以此构建起国家治理大框架,包括管理体制、外交、军事等。

虽然此时周王室仍不承认楚人的“国家存在”,不予封国赐爵,但自楚文王开始楚国的政治形态才逐步健全,由过去楚子(敖)与莫敖执政,向楚王、令尹、司马和莫敖共同执政转变。特别在国家权力分配上,废除旧制,推行新的分族命氏法,强化王权,限制公权(公族权)。降低莫敖的地位,以令尹主政来治理国家。不拘一格用人,以申俘为令尹,等等。

可以说,自楚文王开始,楚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预报:下篇讲——郢城之三:睽郢、鄂郢、蓝郢。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楚国鄢郢之地(楚都郢郢城)(3)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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